《环球财经》副总编辑 彭晓光

　　我们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把中国模式未来的道路升级为3.0版，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深刻总结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完成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1~2年内超过日本，并很有可能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虽然届时中国的经济质量与综合国力依然同美国存在差距，但这还是将构成世界经济史100多年来的头等大事。这意味着，中国模式3.0时代将会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既不完全与工业化基础30年的中国模式1.0时代相同，也不完全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模式2.0时代相同，这是一个对中华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全面考验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英美道路”未来坚持中国模式3.0还是回避不了“英美道路”问题。“英美道路”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突出优势的成功道路，但这条道路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标准。日耳曼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之前英伦三岛的拉丁化的凯尔特人，以及之后征服英伦三岛的半拉丁化的日耳曼系诺曼人，在战争中走向融合，构成了现代英语民族的基础，同过分散漫无序的纯粹拉丁民族以及过分僵硬刻板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相比，英语民族比较成功地将秩序组织的严密性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地缘安全优势，通过殖民与征服，将这套英语民族模式从英伦三岛成功地推向了北美大陆和大洋洲。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不仅是几次工业技术革命的领头羊，而且在特别需要严密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金融、宣传与情报领域，始终表现出了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竞技水平”，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世界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诚然，本轮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英美道路”、“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的信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英语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过重大危机，而挑战他们的法国(拿破仑时代)、德国(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日本却都先后遭到失败，这个历史事实对全球各民族的深层心理影响是难以低估的。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并没有放弃他们建立“新罗马帝国”世界新秩序的神权天命，他们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他们处理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的手段依然是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既没有像解体前苏联领导集团那样陷入信心崩溃与惊慌失措，也没有落入德国希特勒集团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当年的疯狂与歇斯底里。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对“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诚的新蒙昧主义信徒依然众多(考虑到英语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即使很多肯定新中国取得“辉煌60年”成就的人内心深处也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中国模式3.0，而是与“英美道路”接轨，“融入国际现代主流文明社会”，这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才称得上“修成正果”，金融危机仅仅使得这类声音的分贝暂时下降而已。

　　必须正确认识“英美道路”坚持完全不同于“英美道路”的未来中国模式3.0道路，不需要去否认“英美道路”和“美国模式”，但却需要去证明，“英美道路”与“美国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现代化道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后基本搬来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综合发展水平还高，但6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个主要方面却都大大落后于中国；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独立后经过60多年，却在发展水平上被许多东亚和东南亚近邻远远超越。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信用，但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二十多年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照搬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国家，从俄罗斯、日本到拉美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无力靠印刷纸币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更无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最富于戏剧性的效果是，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除中国外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换句话说，不考虑中国因素，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本土引爆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竟然相对提升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独特的“霸权红利”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和模仿的。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日本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对英美合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不完全合适，甚至完全不适合。对中国“自由派”们信奉的“最高真理”——“因为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美国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所以中国要实行美国的制度”，除了可以用上述国家的例子加以论证，也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逻辑加以回答：中国模式60年，中国同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大大缩小并还在缩小中，我们不去证明美国实行中国的制度会更好，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推导不出，在中国中国模式不如美国模式，至于中国依然存在同美国的发展差距，原因很简单，60年前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其实，“英美道路”，特别是“美国模式”内部还存在着重大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控制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资本神圣同盟”，终于还是彻底凌驾于美国政治、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之上，“资本专政”已经强烈腐蚀了曾经很有活力的美国新教大众资本主义传统；二是美国社会族群结构中的拉丁裔墨西哥裔因素在持续上升，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特性在持续削弱，这给美国现行的选举政治制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未来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保障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胜利，“辉煌60年”中国模式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也是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成功的最根本保障。目前存在的某种过分拔高李鸿章、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没能走上晚清半殖民地所谓“宪政”道路的声音，是缺乏严肃的历史与学术逻辑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就必须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枷锁，而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靠对全民族力量进行组织动员的“群众路线”。靠少数人的所谓“精英统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近现代落伍的中国，精英阶层在精神与经济力量方面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即使中国精英中有许多抱有救世济民理想的仁人志士，脱离群众无法有效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的政治路线，也只能使他们“仰天长叹”空悲切。刘伯承在青年时曾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有老乡问他“总是看到你们当兵的打来打去，但都不知道你们打的仗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该帮哪边。”“既然你们是革命，几个省一起干，为什么没有个统一的领导。”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和先天的涣散性。也正是在旧革命的不断挫折中，刘伯承、朱德、贺龙等旧军阀军官甚至包括孙中山都逐渐走向了新的革命道路。而且，旧式“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压之下，为保住自己相对于广大群众高高在上地位的本能，也必然导致半殖民地旧中国晚清与民国的所谓“精英统治”，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道路与破产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晚清与民国政权的政治路线：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广泛动员人民力量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溃败的同时，开辟大面积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打垮数量和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广大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把解放战争称为“毫无意义的国共内战”的人，或许至今还不明白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思想水平，甚至还落后于200多年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思索“为什么干涉法国大革命、受过严格操典队列训练的普奥俄军队，面对法国民众组成的散兵线‘自由射手’会屡战屡败”这个问题后，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名著《战争论》中给出了答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辉煌60年”意味着，“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新中国60年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思想灵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前30年工业化基础阶段(中国模式1.0)，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在农业、国防、卫生、教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先后同苏联东欧、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后30年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模式2.0)，依托前30年打下的基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新浪潮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极大提升了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两个30年的传承和接力，铸就了一个“辉煌60年”，使得新中国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之一。未来中国模式3.0，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革命和“辉煌60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模式3.0的使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前提下，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坚持中国模式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与借鉴学习他国的长处并不矛盾。中国模式1.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中国模式2.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美国西方的经验，但中国60年来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道路，既避免了苏联模式过于集中僵化丧失活力的弊端，也避免了美国模式“资本专政”脱离任何控制的弊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政治—金融—实体经济相对合理的架构，经受了考验，为未来中国模式3.0创造了信心基础与制度基础。

　　金融、产业与社会保障中国模式3.0时代最迫切的经济社会任务，是通过自主创新，包括思想、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保证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产业与社保通过升级，实质性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中国全面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马克思和列宁100多年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质的论述，依然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客观真理：统治美国的“资本神圣同盟”，最终还是建立了脱离美国政治制度、实体经济与广大民众制约的金融寡头“巨无霸”。在美国本土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传统，不仅受制于美国也深度依赖的全球化产业分工进程，甚至已经不符合“资本神圣同盟”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了，“资本神圣同盟”实现自己新蒙昧主义神权天命的道路，依然是不惜代价追求对全球实施金融统治甚至“资本专政”。中国政府对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坚持，是中国这次比较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同美国与世界的货币、金融合作将会日益紧密深入，同时，也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对中国与世界日益升级的金融支配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丧失了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产业升级，既包括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也包括具体工序与工艺的改进。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借鉴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的持续支持经验，同时，不放弃“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借鉴日本、德国的工艺与质量管理及职业培训制度，使中国产业积累技术工艺传统走上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工艺进步道路。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升级，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能够在该领域达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对提升中国的产业与生态质量，对打破部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试图以“碳关税”、“碳货币”，控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企图，作用都是决定性的。逐步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是构建和谐社会、解放广大群众购买力的有力举措，这对中国模式未来的内外需市场平衡发展，对中国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世界”与青年一代的使命中国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1.0和2.0及未来中国模式3.0的成功，将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重塑力量，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及周边国家，对此的反应将会是十分复杂、甚至出乎我们意料的。中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模式3.0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将可能很快迎来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争端都大幅升级(甚至质变和剧变)的“陌生”时代。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新时代，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的全面考验。冷静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正确之道，毕竟，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将几乎所有其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视为潜在对手，同自己最紧密的经济伙伴中国走向全面对抗，对美国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主动将同中国的关系改变为对抗关系，则是任何其他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的。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未来中国模式，有信心与能力实现自己的世界使命：终结“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围绕“霸权”争夺而无法回避的迎头相撞历史宿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8年集体登上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国青年一代，既拥护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展现了令人信服的理性思维、国际视野、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这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欣慰和骄傲的重大事件，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尤其需要整个中国社会的珍惜：“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在青年一代身上，就是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并给他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舞台。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必将在中国模式3.0时代，从捍卫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的青年近卫军，成长为勇挑大梁的主力军。

　　日本向左 拉美向右——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借鉴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特约作者 袁璐

　　除非国际汇率市场发生奇迹般的剧烈动荡，否则中国的GDP在2009年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已无悬念。对于奉“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圭臬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给自己60周年大庆的最金光闪耀的一份礼物。但是，欢庆之后，我们需要打开金光闪闪的外包装，理性辨析其中的成色。

　　日本：高GNP 低基尼系数日本之鉴：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其实是拒绝外资但大量吸引外国订单，资金不足依靠银行的超额放贷解决。GDP不是GNP(国民生产总值)，GDP意为“国内生产总值”，仅仅代表一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但今天在中国领土上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还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到底有多少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呢？似乎不在中国的统计范围之内。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GDP，但利润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诚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巨大的GDP蛋糕分切中，只要把蛋糕做大，中国总会落到一些好处。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8年日本GDP为4.844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日本很多行业是外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不信的话，你在日本街头看能不能买到诺基亚手机)。同时日本的GDP，几乎全是自己的(2007年只有3%的外资GDP)，还有3.5万亿海外资产。而中国的GDP很大部分是别人的。其实日本GDP像中国这样高速成长的时期也只是1955年到1965年这十年时间，到了1968年，日本GDP总量已经排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其实是拒绝外资但大量吸引外国订单，资金不足依靠银行的超额放贷解决。这个时期，日本财团也得到了重组，财团企业的交叉持股关系得到了确立，主银行的护航舰队体制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领域“日本第一”的局面。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时，如果分配蛋糕严重不公，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8，而日本却只有0.28。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达17142美元，工资水平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巴西让人们记住的只有足球和桑巴舞巴西之殇：外资打造的GDP如空中楼阁，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却并未形成。仅仅十年间，巴西的工业乃至流通命脉已完全由外资所控制。在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把拉美和东亚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普遍不看好东亚，认为拉美具有很多东亚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拉美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地落后于东亚几个档次。在自然资源上，巴西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巴西拥有无尽的自然资源：绵延的森林，丰富的铁矿和锰矿，水量世界第一的大河，8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一亿八千万人口的巨大市场。曾几何时，从巴西速度到巴西现象，巴西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2500亿美元的外债建设了巴西现代化的首都——巴西利亚以及连接全国的高速公路网，进口替代政策也使巴西一度成为“世界总装工厂”，人均GDP很快达到了4000美元，巴西人民开的是菲亚特，看的是Panasonic(松下)，喝的是可口可乐，吃的是麦当劳。但在经历了20年高速成长之后，巴西却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滞涨，拉美神话犹如昙花一现，这是为什么？外资打造的GDP如空中楼阁，在人均GDP增长的同时，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却并未形成。仅仅十年间，巴西的工业乃至流通命脉已完全由外资所控制。如果只能卖铁矿石和球星，让世界记住的只有桑巴舞、足球，巴西会成为真正的金砖国家吗？也许只能帮别人搬金砖吧！根据他国经验，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国家发展趋势会分化为两类：一类如日本、韩国，继续向5000美元、10000美元发展；另一类，如拉美等国，达到1000美元就停滞不前。原因在于人均年收入达1000美元后，这些国家原来的比较优势降低了。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通过引进外资虽然可以获得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但无限制、过度的开放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危害却是根本的、长久的。在上世纪80、90年代，欧美国家把加工业纷纷转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最后拉丁美洲国家政府被欧美国家操纵，出现了增长不发展的怪现象。中国的未来中国之望：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政策和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从经济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国是在开放市场，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进入的政策下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对本国的大企业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从政策上进行保护，必要的时候则直接进行行政干预。连最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日本的外资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申明：“本法的目的是，只准许有利于日本经济的自立和健全发展以及可改善国际收支的外国资本进行投资。”其中第一部分就是首套截止法(外国技术设备只准进口一套)。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石是由银行、制造业企业、综合商社构成的财团体制。大垄断企业相互之间通过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纽带结成企业集团，以增强团体对外竞争能力。当时正值日本入关和举办奥运会，面对全球化和外资大量进入，财团机制是日本经济的一道堤坝，让日本的产业发展得以独立自主。通过放宽对企业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方面的限制，直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银等“六大企业集团”和日立、丰田、新日铁等若干“独立系企业集团”。这些大集团横跨各产业，构成日本经济的基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此外主办银行的超额贷款、国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终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资制度，都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在《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一书中写道，中国目前的现状有很多方面类似于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年举办奥运会，20年间平均增长率高于10%。当时的日本制造业属于产业链的低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贸易政策等等。无论是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还是高新技术的发展，都得益于财团体制带来的产业上的独立自主。日本企业以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因此，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政策和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