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志刚

   《红与黑》中的于连？《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精打细算的潘老财？抑或是又一个拥有精英血统的农家子弟，恭逢巨变时代改写命运的故事？我们尝试探究潘石屹的人生密码。

　　西北有狼。六七十年代，黄土高坡上的村子，一入夜就黑灯瞎火。狼潜入村子叼走张家的羊、李家的猪。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吃毛豆的时候被狼叼走，掏空了肚肠。甘肃天水潘集寨就是这样一个村子。虽然狼叼孩子的故事只停留在老人的嘴里，但狼确实经常叼走猪羊。有个少年家里也养了猪，他天天捡菜、拌玉米，倒在猪槽里给猪喂食。他觉得比较烦，猪天天都是他的负担。一天夜里，猪凄厉的嚎叫惊醒了少年和他的父亲。父亲提着煤油灯，抓着铁棒，呼喝着赶到猪圈。听到喊声的狼，跑了。跟在父亲后面赶来的少年看到被咬坏一半脸的猪淌着血，倒在地上抽搐。父亲举着煤油灯，凑近看猪死了没有。被咬坏了脸的猪紧紧地靠着少年，一直哆嗦着。在狭小的充斥着发酵饲料酸味的猪圈里，少年强烈地感受到，在狼的面前，人和猪一下子没了距离，是多么的亲近。

　　群山被黑沉沉的夜笼罩，像兽的脊背，静默地伏着。呼呼的风隐约送来呜呜的狼嚎。父亲手里的煤油灯笼聚起一点黯淡的光，围着少年和受伤的猪。

　　2009年9月9日，曾经的少年潘石屹在北京市朝外SOHO接受《东方企业家》的采访和拍摄。他现在是SOHO中国的董事长，今年46岁，早已是闻名中国的地产商。朝外SOHO坐落于北京CBD核心区的朝阳门外大街，现在二手房转让价格大约是40000元/，是潘石屹盖的房子。以SOHO为名，潘石屹夫妇盖的类似大厦，在CBD星罗棋布了近十处，均设计前卫，满足无数中型公司进入豪贵之地的办公梦想，但有时也因写字楼层次问题引起争议。

　　就在这里，潘石屹给我讲述了被狼咬坏了脸的猪的故事，这是他记忆最深刻的童年片断。潘石屹说他学了《祝福》一课后，剥毛豆的时候常常联想到祥林嫂的阿毛。“和现在看恐怖片一样。”如今的百亿富翁说，“对城里人来说，读过鲁迅文章的很多，留下恐惧感的没几个。”

　　拍摄地点选在朝外SOHO十一层的大厅。厅里摞着四头玻璃钢做的猪，长约两米五，表面涂了一层乳白色的漆。还有两头猪并排在上十二层的楼梯口。潘石屹骑在一头支楞着耳朵的猪上，右手叉腰、左手抓着猪耳朵，笑呵呵地摆着姿势。屋下有猪(豕)，方为“家”。猪在中国的农耕社会里，意味着富足、安康。放置在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带的这六头猪，能部分体现潘石屹将本土和前卫艺术结合的一贯特点。但同时，这位已经微微发福的百亿富翁，打造这些艺术品时，是否也略有来自苦难少年时光的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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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诗麟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

　　很长一段时间里，贫穷和政治痛苦成为缠绕潘家不散的阴霾。

　　后来，当潘石屹赚得盆满钵满、名震天下的时候，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厌其烦地追问他对贫穷、饥饿的回忆，他“如祥林嫂似地”一遍又一遍讲述他童年的饥荒。这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一个亿万富豪发家传奇的几个花絮、一篇做得花团锦簇文章的几处闲笔。

　　但是，贫穷对于当年的潘石屹，以及他的父母、他的妹妹弟弟来说，意味着困厄、煎熬、羞耻，甚至屈辱。当年的天水农家少年，与当下的SOHO中国董事长，中间是看似无法跨越的鸿沟。前者鼓足全部勇气、穷尽全部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也不敢想象，他的未来是200亿元身家的中国富豪。潘石屹的妻子、SOHO中国CEO张欣告诉我，今年前三季度，SOHO中国的销售额已经超过80亿了，今年过百亿没问题。

　　潘家祖上在天水一带是读书人家，也算富过。潘石屹的父亲、曾经拿着铁棒呼赶野狼的潘诗麟告诉我：“我太爷爷是读书人；我爷爷是秀才；我父亲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团长；我考上了大学；潘石屹也上过大学。我们家是读书人家，没有断代，传承下来了。”

　　潘诗麟父亲，即潘石屹爷爷上个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当时叫北平)读过北平高等警官学校，又去了广州黄埔军校读六期步科。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团长，参加过中条山抗战。潘诗麟说他父亲，再热的天风纪扣都是扣得严严密密的。潘诗麟读过陕西师范大学，因父亲去世中断学业回甘肃天水工作。在文革前，被打成“右派”，下放至老家潘集寨。由于潘家是队上唯一的地主成分，队上搞批斗只能选择潘诗麟。批斗、贫穷、病患、苦难层层地向潘家压了下来。

　　当时，潘家是潘集寨最穷困的一户人家。潘石屹母亲毛昭琴1973年就瘫痪卧床。过后，家里唯一的成年劳动力是潘诗麟，潘石屹算半个。那时候，潘诗麟最大的愿望是“全家人不饿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最大的愿望不过是全家人一人一床被，起码能不冻着。冬天，潘石屹一家子一半的时间在床上，两三个人挤在一床被子里取暖。在潘石屹的记忆里，童年有两年因干旱发生严重的饥荒。村里六七成的人都逃荒要饭了。潘家没有，潘诗麟常说一句话：“你看，村子的人饭量都很大，吃得多，我家吃得少。所以别人逃荒要饭了，我们没有逃荒。”这只是自我安慰，一般是别人吃干饭，潘家喝稀饭。

　　潘石屹是老大，他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二妹一度送给别人，又要了回来。最小的妹妹因为母亲太饿没有奶水，而送给一户姓董的人家。当时潘石屹母亲唯一的要求是：“谁家有奶羊，就送给谁。”这家姓董的，在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家里有一头奶羊。

　　若干年后，在北京朝外SOHO，讲到激之处的潘石屹伸手虚指远处：“天水往东，翻过秦岭，就是八百里秦川。”那是天水人向往的富裕地区。

　　1994年初，已经在海南房地产挖到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和冯仑来到西安。万通准备在西安建一个“二十一世纪广场”，花钱将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拆掉。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一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一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一交，这一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

　　离家去读中专的少年潘石屹预料不到15年后的这一天。当时他烦恼的是，如何没有一分钱生活费的情况下，在中专活下去。

　　中专在省城兰州。潘石屹离家求学，家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只给他买了一张上兰州的火车票。潘诗麟送儿子去火车站。当时潘石屹只有16岁，因为生活不好，发育慢，长得很瘦小，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他背着一床棉被。被子里包着一件棉衣和一条裤子，就是他带走的所有家当。潘石屹瘦小的身躯背着棉被，一步一步地挪动，慢慢消失在火车站长长的甬道里。望着儿子的背影，潘诗麟这位中年汉子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啜泣起来。潘石屹走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他希望他下次回家，能看到母亲坐起来，坐在床上等他。这是他最大的幸福。

　　潘诗麟回忆往昔艰难生活的时候，语气轻松，那已是过往云烟。唯独忆起儿子在火车站渐渐消失的瘦小背影，他哽咽起来：“为什么那时候家里就那么穷啊？”他用手背搓了搓眼睛，又擦了擦鼻子，神情因激动而有些恍惚。他说，看到孙子条件很好，想起大儿子当初，心里很不好受。这是他最心酸的事，他和老伴觉得亏欠大儿子太多了。

　　如今的潘诗麟，和小儿子、潘石屹弟弟潘石坚住在SOHO现代城一套三百平米左右的复式房里，平常潘石屹只要有空，都会来看望父亲，一起聊天、吃面。另外，潘石屹每次出远门回来，必定先来看看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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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传的精打细算成为潘石屹身上强烈的印记，人称潘老财。∠

　　少年时期，潘石屹需要为5分钱烦恼。少年潘石屹的心里，钱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那时候，钱都是一分、两分，一角、两角的，一元就是很大的数字。对潘石屹来说，钱第一就是能看病、买药。打潘石屹有记忆起，当地一直是合作医疗，无论中药还是西药，所有的药都标价5分钱。为了给潘石屹母亲看病，就得凑够5分钱。5分钱，足以缓解病痛、延续母亲的生命。

　　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存，潘诗麟精打细算。

　　为积攒过冬的柴火，潘诗麟带着潘石屹四处弄柴火。他们去离村子八里外的砖厂做工，打土坯。在砖厂路边发现小小的煤粒，砖厂锅炉废弃的边角料。父子俩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带回家做燃料。

　　潘诗麟瞅见队上拆木板房，要建钢筋水泥房。他上前提要求，我帮你们拆房子，里面不要的草料、破木板的，都归我。队上表示欢迎，正准备找人拆呢，省了人工。草料、破木板潘诗麟带回家做了柴火。

　　就算是冬天，潘诗麟也带着潘石屹顶着刺骨的风在外面割干草。潘诗麟回忆起，用天水话说：“mou(没)办法呀。”

　　潘诗麟连路边一块不到一分地的空地都充分利用起来。他在《农村日用大全》上看到如何种植一种长辣椒。当时大家都吃大辣椒，个头大，辣味淡。潘诗麟打算种的长辣椒则很辣。书上说长辣椒开花长小辣椒的时候，不能上肥，一上肥花就掉了。队里种辣椒都是一开花就上肥。潘诗麟照着书做，到辣椒三四厘米长的时候才施肥。最后，队里的辣椒又细又短。潘诗麟的辣椒足有十多厘米长，弯曲着，很招人喜爱。给我介绍时，潘诗麟举着右手，把食指勾起来，眼睛笑得眯了起来，说“这辣椒又长又弯，有15厘米长”。他把辣椒挑到天水城，城里人喜欢得不得了，两角钱一斤，共卖了120元，相当于队里一亩地的产量，可以管潘家一年的开销。在当时，一个成年人一个工分是四五角钱，一年最多能挣360个工分。

　　靠着精打细算的筹谋策划，潘家的人都活了下来，潘诗麟“全家人不饿死”的最大愿望实现了。精打细算也成为潘石屹身上强烈的印记，“潘老财”的绰号一度叫开。

　　万通六君子之一、现鼎晖投资合伙人王功权说，“我们当时其他人不太会算账，潘石屹对数字特别敏感，特别注重细节，执行力又强。我们关于贷款的利息、借款是否合算，都是潘算出来的。潘老财的称号是一个朋友叫出来的，就是潘石屹特别会算账。”

　　当时万通六君子做生意，房子什么价格进来、什么价格出去，王功权他们一看有差价就很高兴。但是潘石屹会算计，用计算器测算后，他会算出差价到底是多少，扣除税、成本之后到底能赚多少，他算得很细。王功权说，潘石屹很在意这些细节，如果说略有一点问题，就是潘石屹与分公司经理或者总部其他干部对质时，钉是钉铆是铆。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万通有些分公司经理和其他高层，都觉得潘石屹，太抠门了。

　　潘石屹天生的精明，的确还可以从他父亲身上找到其他细节。我和老爷子下过几盘棋。潘诗麟头脑相当灵活，算路很准。我从小喜欢下围棋、中国象棋，曾是跑过七八年棋类项目的记者，自认为棋力不差，在腾讯游戏也能升到一级棋手。但34岁的我竟然下不过72岁的潘诗麟，中午12点前，我们下了六盘，我四负一和，还有一盘未下完，我的优势比较明显，多一个炮，那时候准备吃饭了，潘诗麟说“这盘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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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窥探到，这个家族是如何坚持着读书传统。∠

　　1995年，潘石屹与张欣夫妻共同创办红石(SOHO中国前身)。张欣被视作对潘石屹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王功权告诉我：“张欣对他的影响是转折性的，因为原来潘石屹和国际资本对接不是特别强，张欣是在国际大投行干过的，所以一下和潘结合，如虎添翼。我认为张欣对潘石屹的影响，主要是国际化思维方式，包括交往的人际关系，很多老外成为他们的朋友。潘石屹本人学习能力特别强，迅速走到了我们前面。”张欣的国际化，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刚采访完张欣，我还在收拾东西。她已经走出门外，用英语吩咐SOHO中国美国员工韩杰。

　　有人说，潘石屹不就是娶了个好老婆吗？我在采访潘石屹时，谈到了这个话题，像闪电一样刹那间，潘石屹的脸色微微变了，旋即恢复平静，他说：“张欣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她的国际化视野。还有一点，我们所有建筑的设计，主要是她负责”。

　　采访张欣前，我给张欣秘书发提纲，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你，SOHO中国可能做不了这么大，可能也造不出这么多比较时尚、前卫、具有现代感的房子……”秘书电话告诉我，要将“可能”二字改为“肯定”。秘书还指出了几处问题，我改了其他问题，但正好没改这“可能”二字。我见面采访张欣之前，秘书拿着提纲打印稿再次告诉我，“可能”二字要改为“肯定”。

　　张欣这样形容生意场上的潘石屹：“有的人个子看起来很威猛，但其实很害怕挑战，潘石屹刚好相反，个子不高，态度很谦和，但他总是想接受新的挑战，胆子很大、原创性很高。”说到这，她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摊开双手哈哈大笑。

　　采访前，我看了不少有关潘石屹和张欣的文章。人们在关注张欣的“海龟”身份、国际化视野的同时，常常把潘石屹描绘为来自黄土高原的“土鳖”。在鲜明的对比里，“土”所联想到的落后、小农意识等负面涵义被凸显出来。而“土”的本义，亿万年积累起来的厚重、沉稳的形象却被淡化了。

　　在中国文化里，“土”是根，是“厚德载物”，是家族绵延百年的精神气的载体。这种精神气隐埋于生活的点滴细节、在一言一行的潜移默化中传承下来。不管是大富大贵、不管是家贫如洗，在家族大起大落的命运里，在国家动荡飘摇的历史里，这种精神气在苦难的拷打中一遍又一遍地夯实，是家族扎根厚重黄土不倒的根本。

　　在潘家始终坚持着读书人家的骄傲里，隐约可摸索到这种精神气的脉络。潘诗麟家的客厅有两面墙是书架，书很杂，天文、地理、历史、中医、欧洲文学、日本古典文学……都有。潘诗麟平常就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练书法，再就是下棋。和父亲一样，潘石屹特别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书是《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他看了七遍。无论主人公孙少平还是孙少安，他们的经历和他的经历都特别像，他们的经历深深激励并改变着潘石屹。

　　无论是潘家穷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潘诗麟仍旧让潘石屹姑姑给自己送来一套红色的《毛选四卷》的做法；还是潘家忍痛送女，叮嘱收养人家供女儿读书的坚持；还是潘诗麟对潘氏家族18名上大学后辈如数家珍的自得；还是现在潘石屹祖屋后门门楣挂着的匾额“耕读第”；你都可以窥探到，这个家族是如何坚持着读书传统，坚持着对知识的汲汲追求，在最穷困的时候都没放弃对精神的追求，以不屈的意志坚持自我的道德修养，不甘沉沦、不随波逐流、不走歪门邪道，始终保持着纯正的精神气。

　　这种精神气，浓缩于潘诗麟的一句“少年难买家来贫”中。正是这种精神气，带给潘石屹不甘平庸、不甘沉沦的坚志，带给他修身养性的自省。虽然他的人生一度对金钱的渴求占了上风，但是潘家的家风更容易影响他，“不为恶、不干邪事”；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潘石屹从少年贫困的境遇里摆脱出来，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容易让他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可能从财富超脱出来，追求思想的升华。

　　到了那个时候，他可以从容不迫地说：“我的家族，一百年来，大起大落，财富有时有了，有时没了。人如果不能超越这些财富，如果把注意力、心都汇聚在财富上。那一会有一会无的财富能把人气死。所以，一个人和家族的健康，要超脱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才是最本质的。只有精神才能驾驭财富。”

　　在张欣眼里，潘石屹“最难得的是，他是个很有原创性的人。这可能和他在大西北的大山里长大，没有在城里闹哄哄的烦嚣有关。”张欣认识潘石屹的第一天，同时也认识了王功权、冯仑。她觉得王功权有诗人气质，冯仑有哲学家气质。可潘石屹在他们中是最有原创精神的，他的想法一定是他自己想的，不是从某一篇文章学来的。

　　张欣说：“我以前是比较西方的传统思维，潘石屹给我打开了一个原创性的思维方式，不要受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约束。打破中国传统思维的愿望大家都有。但同时打破西方传统思维，是潘石屹给我的启发。”

　　潘石屹出版《我用一生去寻找》这本书之前，将打印稿给王功权看，王功权看后非常震撼，“之前，他赚多少钱，我早就服气了，在思想和文笔上，我不觉得他比我强。但看了那本书后，我心里感慨这小子思想能升华到这个地步。我不认为钱是他追求的东西，我感觉他的梦想是一个人文方面的东西，具体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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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师说：有这么一个爹，儿子即使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当我专门就父亲对儿子的影响采访潘石屹父子时，和私下里聊天谈笑风生颇为不同，潘诗麟面对众多相机和身边的人群，颇为拘谨，说不出什么。但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父子。

　　9月29日上午7点20分，潘石屹和他的父亲来到前门大街，接受《东方企业家》第二次采访和拍摄。潘石屹第一次到天安门时，觉得看不到边。现在，前门大街也是潘石屹夫妇的SOHO中国开发的。拍摄地点位于前门大街的一家餐厅，餐厅有三层楼高，正对着正阳门。几天前选拍摄地址的时候，我曾问潘石屹，国庆期间这地方能进去吗？他说：“这儿相当于我的家，我想进就进。”

　　父子俩都穿着黑色西服、白衬衣、黑皮鞋。餐厅三楼在装修，地面杂乱地堆放着木头、电线。潘石屹小心翼翼地搀着潘父右手臂，绕过杂物，穿过工地，来到阳台。潘诗麟72岁，头发稀疏，八字眉毛极粗极浓。他始终笑呵呵的，眼角、嘴角都是笑意，是“慈眉善目”最好的注解。仔细端详，潘石屹是年轻版的潘诗麟。可能很少在这么多人面前拍照，虽然这是儿子的地盘，潘诗麟显得比较拘谨，他双手下垂，有时用手扯扯衣角，时不时眼睛望向了儿子。

　　每次拍摄前，潘石屹先双手扶着父亲，将父亲位置摆好；再检查父亲的穿着是否弄乱了。父亲扎入皮带的白衬衣有一块翘起的衣角，潘石屹细心地将衣角塞进去，摸平褶皱。他整了整父亲的衣领、理了理父亲的袖口，再轻轻拍拍父亲的肩膀。之后，潘石屹自己才站好位置。在拍摄时，他会告诉父亲，眼睛应该看向哪个方向。

　　潘诗麟话很少，对摄影师很配合，让他站哪里就站哪里，丝毫没有百亿富豪的老太爷的架子。问他话，他多数时候说：“这个场合我儿子来说吧。”拍完照后，潘石屹问父亲：“达达，要不要吃点饭去？”“达达”，是天水话里的“爸爸”。

　　摄影师王涛感叹，潘诗麟一看就是老实忠厚的人，没有锋芒、没有棱角， “有这么一个爹，儿子即使坏，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我还几次造访潘诗麟的家。满是书香的书架上摆置着两张黑白照片，是潘石屹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潘老爷子一听说下棋，乐了，赶紧摆好塑料纸棋盘。我们两人在棋盘上厮杀起来。下棋期间，他吩咐保姆准备我的午饭：“小李是南方人，今天就吃米饭吧。”我问潘诗麟：“潘老，你平常喜欢吃什么？”他说：“我们习惯吃面食，吃米饭吃不惯。”潘集寨前支书、68岁的潘林书说：“潘石屹的性格和以前没啥变化，现在还是艰苦朴素。他家吃的、穿的，还是很平常，1995、2003年我去过两次潘石屹北京的家，吃的就是面条。一般的人都吃肉，亿万富翁怎会不吃肉？”

　　吃完饭，保姆收拾桌子。潘诗麟随手将地上的菜渣捡起来，丢进垃圾桶。保姆说：“爷爷，我来吧。”潘诗麟说：“小事。”

　　下午有一姓王的棋友来找潘诗麟。棋友已80岁，是一位老八路，住在附近。潘诗麟拿出一张照片给老王看，是潘石屹趁父亲和老王下棋时，给老王拍的一张照片。老王笑得合不拢嘴：“你大儿子照得不错，把我照得年轻多了，看起来只有六十多岁。”潘诗麟在一旁含笑不语。

　　潘石屹跟家里人感情很深。刚开始，他一个月拿21元钱的工资，大妹上铁道学院，他每月寄给大妹10元。等他工资涨到40元，仍然分一半工资给大妹。打在海南起，二妹则一直跟着潘石屹做，现在SOHO中国市场部。潘石屹潘集寨老家的邻居，一位64岁的老太太说：“潘石屹妈妈(瘫痪)三十多年了，他是个大孝子。”在北京，潘母外出，若潘石屹在，总是他推轮椅，不假手于人。

　　我采访张欣时，请她说一件对潘石屹印象最深的事情，她想了一会儿，正色说：“如果要说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去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儿子和母亲特别亲近的关系，他妈妈对他的影响，他对他妈妈的思念。”

　　潘母去世后，潘石屹带着母亲的遗物，把他母亲葬在家乡的玉米地里。农村里设有灵堂，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七点，潘石屹带着张欣他们站在灵堂前。每个吊唁的人来，他都非常谦卑地表示感谢。张欣觉得，这是中国很浓厚的家庭情感的故事，母亲从农村出来，几十年一直坐在轮椅上，和家人特别亲。大儿子肩负前程重担，每一点都渗透着对母亲的爱。

　　“我自己也是两个儿子的母亲，我也在想，这种母子关系，可能是全世界最最亲密的关系了。”张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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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多了颠倒混乱年代的命运无常，这种幻灭感让他尤其谨慎。∠

　　潘石屹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2007年SOHO中国上市后，潘石屹曾发动全公司的人给他找地，提供资源的有相应的奖励制度。可见他也曾急着把钱花出去。但是这个过程很短，没多久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来了，他就谨慎了，“不像开始那样急着找地，很审慎，每块地都要测算好了才行，或者等着抄底。”SOHO中国销售总监金怀南说，“潘总这个人整体还是居安思危，虽然有钱，做事还是比较谨慎，这可能跟他吃过苦有关。他吃的那个苦可大了，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吃过苦的人不一样，不像那些人有了钱，拿去赌输十个亿无所谓。他是口袋里有现金，心里就踏实。”

　　也许，他过去见多了批斗、见多了那个颠倒混乱年代的命运无常，这种命运无常的幻灭感让他尤其谨慎。潘石屹说：“无理性的人就像过眼云烟。中国房地产历史，一批一批的人太多了，五年一批五年一批，很快就没了，就是因为缺乏纪律性和理性。”

　　因为理性，因为“没有被贪婪破坏的智慧”，潘石屹曾从1993年海南房市破灭的泡沫里逃了出来。忆起当年，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天水话脱口而出：“本子呢。”那本子是海口市规划局账本，海口市房地产所有的秘密曾在潘石屹眼前一览无余。

　　潘石屹的脑里，似乎安着一个警铃。在1993年的海南，他听到了警铃声；2009年6月30日，在广渠路15号地拍卖上，他再一次听到了脑里的警铃声。

　　为了这块地，潘石屹做了精心准备，对总价、单价、内部利用率、销售额等数据进行了详细的测算。潘石屹觉得兜里钱多，银行也愿意以低利率贷款给他们，做了最高的预算35亿元。拍卖之前，他给任志强打了电话：“任总，我们去看看吧。”任志强说：“你别去了，去了也买不着。”

　　后来，我问任志强为什么有这个预判。他说：“我不认为他(中化方兴)有土地，第一次广渠路10号地他就没拿到。中化方兴没拿到10号地是因为富力无论多高价都会撑住。广渠路15号要根据情况判断，潘的合理价是拿不到的。因为中化方兴是志在必得。”

　　在他眼里，潘石屹不是个志在必得的人。“潘石屹做什么事都没有志在必得。志在必得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做，就像富力对10号地一样。我认为一个好商人，不会干出让所有人觉得不合理的事，那不是好商人。”

　　2009年6月30日下午3点半，北京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二楼的交易大厅举行广渠路15号地的拍卖。在场没有一家外资公司。11家竞标的，除了SOHO中国以外，剩下10家全是国营。潘石屹前面坐着中信、左边坐着远洋，右边坐着万科，后面坐着保利、中化方兴……这10家国企代表除了中化方兴这一家外，另9家潘石屹全认识，刚进去时，他和中化方兴代表握手问对方哪家公司的？对方回答：“小公司！”

　　33亿元起，SOHO中国总裁阎岩开始举牌。后来，只剩下SOHO中国、保利、中化方兴在竞争。搜房网记者黄光盖说，潘石屹始终保持着招牌式笑容。当SOHO中国代表刚举34.2亿元，中化方兴代表马上叫价35亿。潘石屹回过头，冲身后的中化举牌人笑了笑。最后举到39.5亿时，楼面价已经是1万6了。潘石屹说：“举一次就是加一个亿，玩笑开大了。当时我心里都很发虚，我看他们的势头很猛，他们三个人，都不商量就举牌了。”拍卖完毕，成交额40.6亿元！潘石屹转身举起大拇指冲着中化方兴代表说：“你牛！”

　　这种谨慎早年还让他成功逃离海南。当年潘石屹在海南的第一桶金，九都别墅仍在那里。它位于号称海口市CBD的国贸大道。在一块长60米、宽35米左右的平地上，排列着两排共8幢别墅。别墅约三四层高，总建筑面积近四千平方米。九都别墅被一群30层高的高楼包围着。我把别墅现在的照片拿给潘石屹看，他端详半天没认出来。王功权则说：“我好久没回去了，听说那里像个厕所，因为四周都是高楼。”这幢荒废的别墅，铁门紧锁，锈迹斑斑。从铁门往里看，房间里堆着垃圾、破旧的沙发、拖鞋。2楼的阳台上长着杂草。有家改成了旅馆，门口立着一米高的红色木板招牌，写着“别墅级的享受，50元一晚”。一位老太太在旁边摆着水果摊，摊子上方拉了一条绳子，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

　　1992年，九都别墅周边还是农田。潘石屹以4000元左右一平米的价位买进九都别墅，不久，以五六千元一平米的价格卖出。最初的两幢是潘石屹卖的，他的销售天分在这里崭露头角。而现在，九都别墅的售价约4500元一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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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石屹说：爸，把我放到沙漠、森林里，我也能生存下来。∠

　　没有带一分钱生活费，潘石屹在中专读了两年，直到两年后考上了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潘诗麟曾问大儿子怎么过来的。潘石屹说：“别人不喝的玉米粥，不要钱，我喝。”中专供应的饭一半是杂粮、一半是细粮。很多来自城镇的女孩子不吃杂粮。那些女孩子嫌弃的杂粮，转为潘石屹肚子里的救命粮。

　　这些经历多少影响了潘石屹，他当年创办SOHO中国后，对公司销售员工实行“末位淘汰制”。 一方面，他对金钱有欲望，公司早期也缺资金；另一方面，他的生存能力、抗压能力超乎寻常，末位淘汰制对他来说，并不残酷。

　　潘石屹的末位淘汰制每季度执行一次。开始共5个销售小组，淘汰业绩排名在后的销售人员。后来，潘石屹觉得这种淘汰的量级不大，光淘汰销售人员对带团队的人压力不大，要加码。潘石屹又从销售副总监开始淘汰，五个副总监中，销售额排最后的一个走人，他的团队被打散，能力强的被编入别的小组，能力差的一并走人。这竞争就残酷了。

　　后来，他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目标责任制。SOHO中国销售总监金怀南说：“单纯的末位淘汰制，会造成有些人性丑恶的东西被激发出来。破坏别人的单子、拆台，造成只要他不被淘汰，别人被淘汰就行了。”原先的淘汰制就算你完成目标但是排最后一名，照样淘汰。增加了目标责任制之后，完成目标的人都不会淘汰。销售副总监张祖邦的小组共10个人，今年第三季度的目标是2.5亿元销售额。他们完成5亿多元，名列第一。

　　潘石屹说：“公司刚创立，用各种制度刺激销售，用末位淘汰制，立竿见影，效果明显得不得了。这个制度一直实施，过程中也有好多负作用。现在也在实行，但修改了。人在竞争的环境中发挥了他的潜能。”

　　在SOHO中国做销售，屁股上如同有一根刺。张祖邦国庆节去贵阳探亲，去了3天就待不住了，心里发慌，回到北京。

　　也有些公司模仿SOHO中国的末位淘汰制，但是学得不像。金怀南说，很多公司发佣金，都是给你期待却一拖再拖，直到你留不下去了。但是潘石屹制定了规则，从不拖欠销售员佣金。就算你走人，该给你的一分钱不少。

　　现在SOHO中国的销售人员大概有160人，要淘汰10%。但是，如果你干得好，三个月就能赚几十万元。金怀南说：“有猎头公司来挖人，但都不愿意走，因为给不了这个待遇。”张祖邦手下有一个人2009年第三季度做了2.18亿元的生意，国庆后被提为副总监，到另一个团队当头了，“这很公平”。有一个卖保险的女孩，来了SOHO中国后，去年个人收入税后400万元。这是SOHO中国销售员中最顶级的收入。金怀南说：“如果年收入只有20来万元，销售员就得卷铺盖走人了。”

　　有些被淘汰掉的销售员，在外面做个一年半载，找到新的客户，又找上SOHO中国说“老板，我又找到大客户了”，重返前东家。他们在SOHO中国，看到成功的梦，而且有人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在金钱的诱惑面前，潘石屹始终要求公司成员的，第一诚信，不说假话；第二，不允许说对手的坏话。金怀南说：“他(潘石屹)做人的标准，就秉承着诚实做人的原则。”

　　潘石屹母亲瘫痪后，潘诗麟想尽办法在农闲的时候挣钱。他利用下雨天，做木椅子卖。买2元的木料，做成椅子卖7元，可赚5元。做椅子得让潘石屹打下手，帮他画线。这是潘石屹11岁时的事情。一天，他告诉他母亲：“人家小孩下雨天都去玩了，只有我爸要我帮着干活。”潘母严肃地告诉他：“你现在太小不知道，等你长大成人后就知道了，我们再辛苦，吃的也是干净的饭。你长大后，知道你父母的饭是靠自己劳动、靠本事挣来的，是干净的。”

　　不干净的意思就是当时一些妇女跟村长、会计等村里有实权的人拉关系，靠这个吃饭。潘诗麟说：“农村里有些人吃饭肮脏得很，他妈妈的意思是说，她不一定能看到潘石屹长大。但是要让他知道，父母亲是正派人，靠劳动吃饭，饭是干净的。”这次过后，潘石屹好像一下子就长大，懂事了，他再也不抱怨了。每逢下雨天，他就主动把木料搬出来，帮父亲做椅子。

　　潘诗麟说：“在农村不努力就没法存活下去。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往前走，但是要走正道，从不想歪的、邪的点子。”

　　SOHO中国最大一单生意是16亿元。其次还有4亿元、8000万的。在三里屯SOHO销售中心，我亲眼目睹了一单1900万元生意的成交。这些不停翻滚的数字，一下子让人目眩神摇。在喷涌的金钱里把持自我的确变得很难。房地产开发商的形象不太好，在人们眼里，中国房市横流的金钱之海里，浮泛着无数灰色、黑色的地带。

　　我没有问过潘石屹，是否还记得“吃干净的饭”这个故事。

　　不过，潘石屹如此评价王石：“万科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和王石正派很有关系。我觉得，王石对万科的贡献、对房地产的贡献，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正派的人。我推崇正派的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他喜欢跟任志强做生意，“和不正派的人合作，会怕他在合作条款上做些猫腻，得让你处处小心。可是任志强这人很正派，如果和他谈好了，他从不反悔，哪怕他吃亏了。”

　　潘石屹和任志强的实际交易有时就是一张纸，有一次是在烟纸盒上写几个字就成交了。还有一次，在昆仑饭店咖啡厅的菜单子上写上几个字，双方签上名，几十亿的生意就成交了。

　　我问任志强，为什么喜欢和潘石屹合作，他说：“应该说我们都遵守商业契约，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不需要谈，这些是律师的，我们只需要谈关键的价格问题，我也不操心，他也不操心。我和潘相对比和别人合作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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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掉仇恨的刺，隐忍就像电影《功夫》里盛放的莲花。∠

　　2009年6月，潘石屹到陕西榆林做推广，和客户一起吃饭。同行的还有销售总监金怀南、潘石屹随身摄影师小蔡等人。当时进来一个客户，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旁边一个人扶着进来。吃完饭后，所有人照相。“因为潘总是明星企业家嘛，人家跟他合影有一种和明星合影的感觉。”金怀南说。大部分人总是主动找潘照相。但是，潘石屹发现，所有客人都合完影了，只有那个残疾人坐在那里，因为他腿脚不方便。“我跑到他前面，蹲下来和他合影。一周后我们回到北京，发现他成交了一亿元。”此时，潘石屹笑得合不拢嘴。

　　王功权评价潘石屹：“聪明、亲和、谦和。”潘石屹的招牌式笑容、谦和性子我在8月的海南博鳌房地产峰会时期深有感触。

　　8月14日上午9点半，博鳌蓝色海岸，潘石屹的地盘。早餐完结后，潘石屹准备离开了，他逐一和餐厅工作人员合影，经理、前台、收银员、厨师、服务员，潘一个都不漏过。上午的海南太阳已经很毒辣，潘西装革履，站在阳光下，额头已经有汗，坚持每人半分钟，一一照完。潘诗麟说：“潘石屹介绍他的员工，都说‘这是我的同事某某’。”

　　潘诗麟本人也是相当谦和、不善于拒绝人。我采访潘诗麟到一半时，来了个电话。好像是他的保健医生或什么人。聊了一会儿，潘诗麟见采访没完，准备挂电话。电话那一头一直不停地说，我看潘诗麟很想挂电话，却没法直接告诉对方“我要挂电话了”，只好“嗯、嗯……”地持续了三四分钟，才挂下电话。

　　这与任志强截然相反。任志强讲了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小孩生下来，有人会说“望子成龙”，也有人会说“他早晚会死”。潘石屹属于说“望子成龙”的，任志强自己则可能说“人总是会死的，早晚会死”。

　　潘石屹自己也讲了一个段子：进来一个人，是个瘸子。任志强可能会说“你这个瘸子”，如果对方不高兴，任志强会追加一句“你难道不是瘸子吗？”潘石屹自己则可能说，“这人腿脚行动不方便”。

　　任志强说：“潘石屹随和，为了不得罪人，可能会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他不愿意直白。我们会直接说出来。他(潘石屹)比较喜欢拐弯抹角，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直接，拐弯抹角，藏着掖着，不敢去说。”

　　任志强讲话素来直接，也常把潘石屹拿来奚落一番。我问潘石屹，你的心理素质好像很强，别人说你、批评你，你都不着急，笑呵呵的。他说：“有时我也急，但急有什么意思，他说他的，你说你的，听众会明白，你以为听众是傻瓜？人家都会明白。”

　　因为当年潘石屹的家庭出身“不太好”，他爷爷是黄埔军校生，他父亲是右派，他生活中处处受欺负。只要开批斗会，就是他家。“我从小经历多了，心理素质强多了，无所谓了。”

　　潘石屹曾在博客里写道：“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在一位同学，也是我好朋友的面前炫耀说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他去过外面许多城市。这位同学把我的话告诉了老师。老师在班上开我的批斗会，一连开了好几天，还让同学们往我脸上吐口水，女同学吐的是口水，男同学把鼻涕擦到我的脸上。我的脸像痰盂一样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开完批斗会，我就在小河边上把脸洗干净回家。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被一位十岁少年唾面自干的隐忍、体恤家人的早熟而震撼。

　　潘石屹有钱后，很多人找上门来借钱，都是和潘石屹关系亲密的同学、同寝室的、创业期间帮助过他的。大约有32个人，最少一笔是3万元，最多一笔是700万元。借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借钱过程中，无一例外都会说：“我急需，过段时间，下个月就还你。”但是，借钱后，这些人都不跟潘石屹联系。

　　在跟我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潘石屹拿出手机，左手大拇指按着手机按键，上下翻看电话号码，“有些人还在手机里面。亲朋好友逢年过节一般都要发个短消息，但借我钱的人从来不给我发短信。有时想起这个事，我好难过哦。”潘石屹的情绪低了下去，声音低沉，“我好难过哦”是天水口音。这是潘石屹的习惯，讲到忘情处，家乡话就冒出来了。他说：“他们不给电话、短信，是他们觉得对不起你，他们愧疚。所以我一笔勾销，一把火烧了借钱人名单，当从此没有这笔债务。”

　　“否则是没完没了的仇恨。”潘石屹说。无论是将童年灰暗记忆铺陈于网络，还是一把火烧掉借钱人的名单；尽管做不到完全释怀，但潘石屹用自己的方式消解这些充满屈辱、伤痛的记忆。一如对待曾经不堪的少年往事的方式，拔掉仇恨的刺，隐忍就能像电影《功夫》里盛放的莲花一样，成为成功所必要的优美技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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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志强说：潘石屹认为有警卫员是自豪，我觉得是悲哀。∠

　　我第一次采访潘石屹的时候，我希望他提供几个朋友的名字。他马上说：“功权吧”。然后他说“冯仑”，紧接着又沉吟了一下说，“冯仑的《野蛮生长》有点乱写，我还没看过。”他又说：“那你找任志强吧。”

　　后来，王功权在接受采访时说：“冯仑写《野蛮生长》，只能说是冯仑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但不能完全代表其他人的观点。因为不同的人，讲述历史，会有偏差。”王功权曾当着我的面给冯仑打电话把我介绍给冯仑。冯仑在电话中告诉王功权，要我短信和他联系，我从9月25日到10月18日，给冯仑手机发了三次短信，他未曾回复。

　　潘石屹在海南博鳌房地产峰会接受采访。因酒店走廊太嘈杂，潘石屹没有和任志强打招呼，就吩咐助理从组委会那里要了任志强套房的钥匙，带记者进了房。在博鳌，任志强奚落潘石屹在广渠门15号地拍卖上的失败，他讲得绘声绘色，潘石屹在旁边呵呵地笑。

　　10月11日，在北展北街华远集团办公室，任志强身穿条纹衬衫、灰色的夹克衫，身体倚在皮沙发椅接受了我的采访。我问任志强“你在公开场合批评潘石屹，有没有考虑到对方的自尊心？”他立刻直起身体，瞪大眼睛、用手指着我说：“你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双方能成为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容忍、欢迎对方提意见，不能容忍对方提意见，老是奉承话，能叫朋友吗？”

　　我问他，你和潘石屹算不算朋友。任志强迟疑了半分钟：“嗯……可以算是朋友关系，这个没什么问题。”

　　潘石屹和任志强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次，潘石屹、任志强和曹景行一起参加电视节目，谈各自的六一。潘石屹告诉我：“曹景行年龄最大，他是在大上海生活的，所以他的感触，我是一点感受都没有。任志强家是高干，他惟一觉得受欺负的是，他曾受他们家的警卫员欺负，他家的桌子都是贴着国务院事务管理局的标签，我说我们家小时没有桌子。”

　　任志强告诉我：“潘石屹家再穷，一张破床也是他私人的。当时国家公务员都是供给制度，我家里穷得连自己的一张床都没有，都是公家的。1988年改革，我家惨得很，桌椅板凳那些破东西扣了我父母几年工资。我宁愿扔了再买，但就是不行。”

　　他说：“潘石屹认为有警卫员是自豪，我觉得是悲哀，没有母爱，父母在战场上，只能交给警卫员。从我的角度，我最需要的是母爱，从小部队今天走到这，明天走到那，我要跟着走。从他的角度当然羡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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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25日，我从北京出发，穿过广袤的华北平原，渡过黄河，越过八百里秦川，走进黄土高坡，翻过秦岭，才到了甘肃天水。从天水火车站出来，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潘集寨。司机说：“那不是大老板潘石屹的家乡吗？很好找。”

　　潘集寨位于黄土高原的山沟里，群山怀抱。虽说是山，站在潘集寨看，也不过是两三百米。潘石屹的祖屋约有三四百平方米，三面砖瓦房围着一块水泥空地。后门的门楣上挂着“耕读第”匾额。潘家祖屋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废弃的土坯房，墙表层的土都剥落了。大门是两块破木板，门楣上写着“东方红”，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房子。院子里杂草丛生，屋子的墙上没有门窗，只保留着几块方正的黑洞洞的缺口。潘集寨前村支书潘林书告诉我，潘石屹家当年的屋子，就是类似“东方红”土坯房。

　　公路边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双臂合抱坐在水泥地上，倦缩在潘石屹的祖屋门前晒太阳，他说希望下辈子能沾点潘家的好运。

　　从潘石屹祖屋门前走上三百多米、有一条潺潺小河，过了一根树做成的独木桥，再左拐走上四五百米的田野小径，可发现有条三百米长、三米宽的鹅卵石路，两边栽着三排一米高的青松，路的尽头是一块平坦的草地。草地平平地嵌着几块方正的石碑——这是潘家的祖坟，借鉴了西方墓地的形式。2008年7月，潘石屹母亲毛昭琴去世后下葬于此。在潘家祖坟附近，没有传说中的其他乡亲为图吉利，靠近潘家祖坟建墓。

　　潘石屹花10万元征了当地村民的九分九厘地，建潘家祖坟。潘集寨村民吴大嫂有点遗憾地说：“怎么就没看中我家的地呢？”

　　潘石屹赞助了800万元修了潘集寨学校——当年他读书的时候，是没有纸笔的。操场上的土，就是作业本。学生拿着木棒在地上划土做作业。老师批改作业则是用脚在旁边打勾、打叉。潘石屹祖屋前的水泥路，长四五百米，宽五米，也是他出钱修的。他把祖屋建成潘集寨的幼儿园，在祖屋前修了个标准的水泥地篮球场，供村民戏耍。

　　几年前，潘石屹曾带着凤凰卫视记者去甘肃天水老家。凌晨三四点钟，他们爬到山顶上。在黎明的微光里看脚下的村子。

　　原来潘石屹觉得这座山很高，村很大，就跟他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看不到边。“现在觉得山很矮，村子很小”。潘石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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