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施之前，中国只有商铺，而无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马应彪之前，中国只有商贩，而无真正意义

　　上的百货商人。

　　文 _ 古月

　　马应彪, 这位民族资本家中的传奇人物，不仅是香港第一家华资公司的创始人，而且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先施百货。这个第一，不仅意味着创立时间之早，更是行业创新之母。作为先行者，马应彪创立先施百货的大胆实验，事实上确立了中国百货业的各种范式。先施之前，中国只有商铺，而无现代意义上的商业；马应彪之前，中国只有商贩，而无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商人。

　　淘金

　　 广东，香山，沙涌村。

　　 1874 年中秋的一个凌晨，东方欲晓。村边谷场的草垛上，14 岁的马应彪和堂哥马永灿经过一夜讨论，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决定：离开家乡，前往雪梨（澳大利亚悉尼）淘金。

　　 小马同堂兄乘上班轮，住在最下层的统仓里，里面全是去雪梨淘金的华人。回望家山渺渺，前往海洋无边，茫茫的远方，等待着马家兄弟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上了岸，众人才发现淘金的热潮早已不复当日，许多人留在悉尼另谋出路。马家兄弟没有留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寻找小马的父亲马在明。

　　 一路上，兄弟俩碰上收缴人头税的军警，为了逃生他们穿过漫漫荒野。当他们找到马在明原来所在的金矿，才发现老马早已离去。兄弟俩找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任何音信，没办法，他们只好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磨哩矿山落脚，跟人一起挖金矿。

　　 随后的几年，马应彪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但仍然是所获无几，有时甚至难以糊口。这时，小马已是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他常常遥望北方，扪心自问：“我千里万里远离家乡，就是这样淘金的吗？长此以往将如何面对年老的外婆与可怜的母亲？不，不能这样！ ”

　　 此时，许多香山人把眼光投向澳大利亚北部昆士兰州的大片农场和果园。香蕉在澳大利亚相当畅销，很多侨民便萌发了种香蕉的念头，但却苦于没有种子，因为当地人不肯把种子卖给中国人。不少香山人想到了家乡的“香牙大蕉”，并写信回家索要种子。昆士兰的土壤很适合种植这类“大蕉”，试种的侨民头一年就大获丰收。更令人惊喜的是，它口感甜滑，比当地香蕉更好吃，一上市即深受欢迎，结果反而卖出了更高的价钱。

　　 当大批侨民开始种植水果的时候，马应彪没有跟风，而是在悉尼近郊开荒种菜，自产自销。他种的菜，又水灵，又便宜，按说很好卖，但因为不会英语，前来买菜的外国人听不懂，丢了很多生意。

　　 这让小马哥很失意。“不懂语言，无法与人沟通，有机会也抓不住，这样下去怎能实现淘金的梦想？无论吃多少苦，也要先过语言关。”

　　 经一位老乡介绍，马应彪到一家爱尔兰人开的菜场打工，这家菜场的女老板温文会讲广东话。小马向她提出“勤工俭学”的条件：管三餐饭，不取分文，但每天要有人教自己一小时英语。独特的要求，倜傥的举止，诚恳的眼神，小伙子给女老板留下很好的印象，她不仅答应，还让自己的女儿雅美亲自给小马上课。时间长了，雅美还与小马结拜成干兄妹。逐渐掌握了英语的马应彪，开始独自到菜场做买卖。半年间，他不仅掌握了一套行商技巧，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满师”后，马应彪离开了温文家，继续种菜卖菜。小马用英文标注菜名、价格，用英语交流，他的菜每天很快就卖光了。不久，周围摊贩都请小马帮忙，很多人后来索性只管种，不管卖，而是全盘托他代销。相反，小马也决定放弃自产，专营销售。

　　马家兄弟在澳大利亚稍稍站稳脚，马上就有家族人前来投奔，这些人大多数也跟着他们种菜卖菜。随着人数的增多，小马决定联合族人成立一个批发公司，这样做起来利润更大。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当地贩子的压榨，香山蕉农希望由华商代销“香牙大蕉”，而马应彪等香山菜贩就成了他们最为中意的代理人。

　　1880 年初，马应彪以族人菜铺为基础，创办“永生果栏”合伙公司。这时，悉尼有数十个蔬菜瓜果档，属于不同的家族，绝大多数都是香山老乡。除“永生果栏”外，比较有名的另外两家是“永安果栏”、“永泰果栏”。在马应彪的提议下，三家决定联手，成立一家更大的新公司，从三家公司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叫“生安泰”。从此之后，“生安泰”就几乎垄断了悉尼所有的果蔬生意，当然也带来更多更稳定的利润。

　　但年轻的马应彪并没有因此止步，他觉得还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大。那时候，悉尼已成澳大利亚第一大港，常住人口有40 多万，这在当时已是大都市。一天，小马到港口送人。站在岸上，看着港口熙熙攘攘的人流物流，他心中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利用港口做一些国际贸易呢？从码头回来，马应彪将长途贩运的主意一说，大伙都同意试试。于是，“生安泰”便开始经营澳港之间的蔬菜瓜果贸易。不久，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拥有6 艘海船往返澳港之间，每周都有干鲜蔬果到岸。据统计，“生安泰”一年能赚4 万英镑，这些钱当时足以买下悉尼整条唐人街。

　　随着生意和名气的扩大，澳大利亚的华人报纸纷纷报道马应彪成功创业的故事。在偏僻矿区打工的马在明，也慢慢听说。根据报道中的讲述，他觉得这个声名鹊起的年轻商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老马就带着报纸，上悉尼寻亲。父子相见后抱头痛哭，真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不久，马应彪便送父亲回家与母亲团聚。

　　开业

　　1890 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政府限制华人种植香蕉的一纸禁令，让“生安泰”的蔬果生意大受影响，小马决心结束澳大利亚生意，回国创业。

　　1894 年秋，小马从“生安泰”公司退股，换回一袋金粒，这是他在澳大利亚苦干20 年的血汗。回到香港后，马应彪就开始张罗自己的婚事。为了采购各种结婚用品，他与女友霍庆棠东奔西跑，几乎跑昏了头。这使他坚信，办一家平民百货绝对有发展前景。

　　以后几年，小马几乎逢人就游说。1899 年，终于有12 个人回应马应彪的提议。有意思的是，他们大都是非零售业的商人。

　　先施公司原始股共12 股，集资2.5 万元，马应彪是第一大股东，并被推举为公司首任司理( 总经理)。即使在当时的香港，这也算是资本金较小的民间公司。从这点看，众股东对新成立的百货公司更多的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根据马应彪的提议，股东大会将新成立的百货公司命名为“先施”，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英语“Sincere（诚实）”的译音，二是取自四书《中庸》“君子之道四”，“盖营业之道，首贵乎诚实。”

　　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小马慷慨激昂，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英国以商立国，商业主宰国运……

　　美国商人在议会有一席之地，是国家顶梁柱，之所以能有那样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做大事业，不在乎蝇头小利，诚实不欺。中国传统商人斤斤计较，欺瞒顾客，因此为人不屑。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不二价，而且百货齐全。我们就是要从洋人手中夺回利权，以商业救国。”

　　带着2.5 万元股金，马应彪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72 号买了个两间3 层的铺位，总面积约800 平方英尺。小马将4/5 的资金用于装修门面，而只用剩下的1/5 用来进货。这种明显西化的经营手法，令中国商人们大吃一惊。“这不全是糟蹋钱吗？有这样做生意的吗？简直是败家子！”

　　但小马不为所动，他深知要想吸引眼球，时尚的装饰必不可少。流动资金少没问题，他的应对办法是直接向外国进货，不经洋商代办，成本较低，一旦现金回流马上补货。这种做法后来成为先施百货系统的统一经营方针，除了在非常时期，先施很少压库。

　　1900 年1 月8 日，先施百货开业。开业时，动静闹得很大，上门的顾客也很多。但月底盘存，账面却亏了。其中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顾客进店后看的多买的少；二是员工周日休息，要比别的店铺多开1/7 的

　　工资。

　　遭遇挫折，部分股东要求改变上述做法，否则便退股。马应彪劝大家不要过于急躁，他说：“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大家当初既然愿意尝试一把，为什么不能再等两个月呢？到时候，没有转机再退股不迟。”

　　为凝聚人气，马应彪决定打破以往店小二站柜台的传统，推出中国第一批女店员，帮他下定这个决心的正是他的夫人霍庆棠。

　　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总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清末民初，许多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贤内助，比如南洋首富张弼士的原配陈氏，上海首富哈同的夫人罗迦陵，民国第一银行家陈光甫的夫人景韵芳。马应彪也不例外，夫人霍庆不仅站在马应彪身后帮助他，关键时刻更是挺身而出。

　　招聘广告推出去后，一个月内，竟然没有一个女子应聘。这也难怪，“男治外、女主内”，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哪家姑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头露面站柜台呢！

　　这时，一向思想新潮的霍庆棠挺身而出。她带着两个小姑子，到先施百货二楼柜台卖起化妆品。霍庆棠仪态端庄，善于辞令，熟识货品性能，周旋于男女顾客之间，深受欢迎。她的人格勇气，成了先施公司的活广告，一时间，“姑嫂售货”的消息传遍香港，许多人特地赶到先施，亲眼看看这位大胆的“潮女”。

　　不久，在霍庆棠的影响下，先施招聘了一批女店员。这些女孩都经过她精心挑选，长相标致，语言流利。这样一来，跑来围观女店员的民众更多了，先施大楼前的马路每天都交通堵塞，警察不得不在大冬天里前来维持秩序，累得满头大汗。

　　为了工作方便，霍庆棠还带头剪去长辫。她在先施公司出任售货员期间，决不以老板娘的身份凌驾于管理人员之上，而是勤恳工作，一直干到生下第五个儿子时，才辞职回家。

　　人流倍增，公司生意也大大好转。只过了一个月，先施就扭亏为盈。之后几个月，先施的营业额开始

　　稳步上升。

　　当年8 月，强烈的台风将商铺的二三楼摧毁。这时，港府颁布了新的建筑条例，建筑高度受到限制，老店修复只能保留第一层。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有股东三次要求破产清盘。艰难之中，马应彪四处沟通，坚持到底。1904 年，先施公司终于派出了第一份红利。

　　1907 年，公司分红后还赢利9 万元。这时，马应彪建议用这9 万元，另筹11 万，在新开道路德辅道，

　　开一个通连6 间、上下4 层的新商场。这样的规模，在那个时候简直惊世骇俗，很多股东不干了。

　　“好不容易挣点钱，又要折腾，这样何时是个头呀！何况那里新开大路，人烟稀少，哪里会有顾客

　　上门？！”但小马力排众议，冒着部分股东退股的风险，坚持施工。

　　创新

　　香港德辅道新百货大楼竣工时，马应彪让人在大楼正面四根大立柱上，写了四条标语：“香港大市场，环球货品庄，始创不二价，诚信名远扬”。别看这简单四句话，里面包含了多项创新，并因此创下了中国百货店经营的多个第一。

　　先施可以解释为诚实，也可以解释为先以诚实施诸于人。而先施公司在中国亦首创”不二价”，可谓与“先施”名副其实。

　　 在那之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传统，商铺里的商品从不明码标价，买卖双方颇费口舌。但马应彪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引进外国百货店明码实价的销售方法。“这种破天荒的举动”，有研究商业史的学者评论道，“对含糊、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传统方式是一种反叛，也最接近市场经济的本质。”这一模式在后来的百货公司中基本都得到完整继承。

　　 当时的商铺通常都是设置在一楼，大多数商店里都没有专为顾客设置的柜台、货架，货物直接堆在店门口和仓库里，但先施公司为方便顾客及时看货，首创以建筑物上层作货场。买卖货银两讫之后，再发收据，也是先施所创。这些做法现在当然已习以为常，但在一百年前，却是让人惊奇不已的举动。先施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此后数十年的经营当中。正是这些创新，开创了中国商业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中国百货业留下百年规范、上世纪30 年代，先施公司首次举行时装表演。由于一般妇女不愿意抛头露面，为了找模特儿，马应彪派人找来塘西红牌阿姑充当模特儿，以英国花布制造女装短衫裤，盛极一时，开香港时装界先河。

　　 当时由于商品种类较少，顾客的选择余地不大，先施首次引入" 环球百货" 的概念，搜求各国货物。

　　每个月，他都会派员工去欧洲等地，采购最新上市的时尚服饰与食品，用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顾客。在这里，有钱人能买到与世界潮流同步的各种商品，而普通市民一样能从先施购得自己心仪的商品。先施还设立了" 一元商品" 专柜，把那些残次和积压商品搭配成价值一元的商品包，任由顾客选购，甚至专门设了一间" 一元商品" 商店。

　　 为了招揽顾客，先施还大量印售" 通天礼券",顾客可以凭礼券采购商品。所谓" 通天", 是指礼券可在各地先施百货公司使用。为吸引回头客，取得综合效益，先施首创商场吃喝玩乐“一站式”营销模式。广州的先施粤行旁边建有东亚大酒店, 有电梯代步, 附设酒吧、餐厅、桌球室。

　　有这么多创新服务，真是想不招人都难。连小马也没想到，新公司开业不久，就吸引了大批客人。一看先施这成功的架势，许多商人纷纷跟进，不经意间，德辅道竟然成为新的商业旺区。

　　马应彪不仅在商业服务上大胆创新，在内部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上，也动了不少脑筋，舍得下大本钱。

　　先施的女孩靓丽，小伙子们也倍精神，挺抢手。

　　1907 年，德辅道新店开业后，先施特意安排一批小伙子做招待员，让他们站在楼下前、后、侧门，彬彬有礼地迎送顾客。这些男招待衣冠齐整，笑容可掬，顾客对此颇有好感。

　　好景不长。一天，马应彪刚上班，就有一对年迈的老外夫妇上门投诉。原来，部分招待员不懂英文，面对这对夫妻的询问，张冠李戴，指错了方向，浪费了他们不少时间。为此，马应彪决定设立一个英语补习班，帮助店员学英语。凡进补习班的店员，每周二、五晚上9 点停止营业后上课一小时。

　　 长期的在职培训，使得先施员工的素质比一般商场高，常常成为其他公司“挖墙脚”的对象。养得起，

　　还要留得住。不然，先行者就会成为后来者的培训基地，甚至沦为先烈。

　　 有一年年末，马应彪收到文具部一位主管的辞职报告。这是一位老员工，1900 年开业时就在先施工作。但因为某种原因，这位中层干部却执意离开老东家。该怎么拴住人心呢？最后，马应彪琢磨出一个“职工持股”的招数。

　　 办法是这样：一个职工如果工作成绩良好而连续3 年加薪，第四年便不再加；如果这个职工第四年仍继续进步，就动员他投资500 元，成为公司在职股东，享受年终分红。如果筹不足钱，公司可以帮他补足，但本人至少要拿出100 元的底数。股票由公司代管，还清借款本利后可以自己持有。反之，如果这个职工因没有加薪而表现消极，则考虑提拔他的副手，略加工资，逐步取代前者。

　　 当时找工作不易，推行“职工持股”，既可以约束老员工，又可以激励新员工，加薪少，绩效大，很快为其他公司模仿。

　　 当时，先施公司员工的福利还是蛮好的：暑天供应清凉饮料，平时享受免费医疗，还有专职洗衣工和理发师定期为员工服务。仁者爱人。马应彪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手腕”高，也可以说他真正把员工当人看。反正，与竞争对手相比，先施员工的流失率低得多。

　　入沪

　　 南北议和后，袁世凯在北京有滋有味地做起民国大总统，离开政治中心的孙中山一时无事可做，便借住上海的哈同花园，琢磨吹起“建国大纲”。为此，他积极推动华侨资本回国，发展民族工商业。

　　 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粤商特别是香山帮开始大举北上，而马应彪堪称其中的急先锋。当然，作为一个资深商人，马应彪不是简单的头脑发热，听人一忽悠就盲目投资。决定在上海设立先施百货分公司，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实地考察后才下定决心的。

　　20 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国际性大都市，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抢占上海就等于占据全国商业的制高点。除非满足于偏安一隅，否则，先施百货迟早都要进军上海。当时的上海，被人称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当地四大百货公司，分别是惠罗、福利、泰兴、汇司，全都是英资外货。要与它们抗衡，创建本地第一家华人百货，要冒很大风险。

　　马应彪天生就是个冒险家，他担心的不是是否北上，而是北上后能否打得赢。而决定一家大型商场成败的第一要素，就是所在的位置。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如何选址，成为先施北上的头等大事。

　　1914 年8 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南京路上驶来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坐着的正是马应彪。前些日子，他已经派人来沪实地考察了两次，但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走一走看一看。

　　宽不过十几米，长不过两公里，但当时的南京路已是商铺云集，成为商家必争之地。一首当年的儿歌这样唱道：“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

　　 从车上下来，艳阳高照，马应彪目光中隐约透射出一种焦灼。一战刚刚开打，欧洲列强忙着死掐，正是中国人大力发展自己工商业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能不急吗！

　　 在南京路上来回步行目测多次后，马应彪看中了南京路、浙江路与广西路之间的一个地方。这里地处十字路口，北面直通火车站，可以引来大量外地旅客；南面又紧靠富人区，有大量潜在的高端客户。

　　 为慎重起见，马应彪决定对该地人流量及行走习惯作调查统计。他想出了一个“取豆数人”的办法，

　　专门派人站在街道南北两边，计算行人数量，过一个人取出一颗豆，然后进行比较。连续观察一个星期后，结果发现靠路北边行走的人比南边的多，最后他决定将公司地址选定在街北边的“陶陶居”茶楼所在的地方。

　　 没成想，这个决定拿到公司股东会上讨论时，有不少反对意见。“那块地位置偏僻，商铺寥寥，生意清淡，连风水先生都说‘财神爷不喜欢’。”“那里唯一的优势是交通，有直达上海火车北站的电车。但外地旅客行色匆匆，谁能保证他们就一定会进店买东西呢！”

　　这些反对声音似曾相识，当年香港德辅道新店开业时，也有不少类似的质疑。与那次一样，这一回马应彪还是坚决地顶住了压力。

　　陶陶居茶楼是英商雷士德的地产。雷士德这家伙，一鱼两吃，一边开洋行，搞建筑设计；一边做商业地产生意。知道马应彪看中这块地皮后，这家伙就挖空心思，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谈判时，他先声夺人，简直是一口价：“茶楼总共占地20 亩，每年租金3 万两，租期30 年，干不干拉倒！”这样的苛刻条件，在上海以往很少见到，雷士德本人也等着马应彪坐地还钱。没想到马氏一口答应。“没关系，就按您说的办，但有一条您要保证，就是要由您本人亲自负责监督设计，我们要建一座南京路最高的大楼。”

　　 这让这位自私的英国佬很纳闷。其实，这样的租金，比起周边还是低两成，关键是租期过长，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太大。但做生意哪有不担风险的，而马应彪的理想是将先施打造成百年老店，30 年又怎么算长呢？

　　 1917 年10 月20 日，经过3 年施工，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终于掀开神秘的面纱。在周围低矮的旧式木楼与狭窄店铺间，装修一新的先施6 层大楼着实鹤立鸡群。

　　大楼的底层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钟表、珍玩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这些货物都是先施派员工去欧洲等地亲自采办的最新潮的商品，不经洋行代办，货物成本低，花色也新颖。

　　开业当天，马应彪搭乘上海历史上第一台载人电梯，从先施大楼上缓缓降下。看着蜂拥而入的顾客，他对陪同视察的其他股东露出欣慰的微笑。

　　令人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刚开业，有人就兴奋地发现，先施百货不仅能购物，还是上海第一家游乐园。在大楼的顶层，有当时最豪华的屋顶戏院、酒店和高级餐馆，有各种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和魔术表演……吃喝玩乐“一站式”，很快吸引来无数好奇的上海市民，整条街道人山人海，有人甚至流连忘返，数日不归。

　　 除了娱乐设施，先施公司的夜景也是当时南京路上最炫目的景色。许多上海人晚上专门溜达到南京路，就是为了欣赏先施公司的夜景。有人将先施与中国古代著名的美人西施相比，称之为“西施”公司。一时间，杭州、南京等外地的许多达官显贵，闻听上海先施这般盛景，纷纷专程赶来，实地体验一番。

　　 到这时，所有的嘲笑与怀疑都烟消云散。许多人终于明白过来，马氏的先施百货，和以往的商铺根本就是两码事，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城市综合体。可以说，上海先施引发了中国商业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内地民众的消费习惯。

　　 开业第二年，上海先施营业额就达到439 万元，马应彪乐呵呵地拿到了相当于投资两倍的回报。

　　射日

　　“赚钱容易，花钱难！”老马的这句话，那年头，很多人都知道。作为商人，马应彪当然喜欢赚钱，但他时刻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30 岁时，马应彪即腰缠万贯，而且年龄越大，财富越多。但他本人却很低调，没有一点“大班”的架子，也很少在公司安插族人；相反，在生活中却处处体谅他人。

　　 “衣着朴素，饮食简单， 就连街上的乞丐，也从来没有在他面前乞讨过。”一位乡亲说。“马先生虽是大股东，但先施公司系统内中层以上的干部，马家的人却为数很少。”一位追随了马应彪20 多年的老部下证实。

　　 广东有一个习俗，凡是春节，长辈都给晚辈及亲朋好友的子女们派红包，但马家的孩子从来不收。马应彪教育子女：“我们家孩子多，来派利是的，就要封上十多个红包，这样很难为人家。还有，我们家如今名声在外，来贺岁的人多，东家派，西家派，数额就不少了，如果养成不劳而获的习惯就不好了。小孩子不能收人家的利是，更不能问人家要，不能贪心。”

　　 一生赚钱，所为何事？马应彪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济世救人。

　　 作为基督教徒，马应彪多次自掏腰包，捐赠善款，接济穷人。1906 年、1915 年、1923 年，这三年广

　　东发生重大洪涝灾害，他每次都亲自率救援船只开赴灾区，救人赈灾。

　　 靠3 块大洋读了3 年私塾的马应彪，发迹后不惜巨资，捐助教育。

　　 马应彪年幼失学, 所以很重视文化知识, 他悉心钻研, 创造了一套汉语识字的最佳方案——五千字课, 并亲自雇人书写九宫字格, 给上夜校的员工临摹。为了让员工学得更好更快, 马应彪还专门编印了“同音字韵”的课本。先施百货公司的夜校也鼓励乡人与同胞免费就读, 他对文盲失学的成年人教育, 比起后来的扫盲运动, 早了好几十年。

　　 当时，岭南大学是南方最高学府。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与马应彪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因此，马应彪对岭南大学的支持甚力。他曾捐款兴建“马应彪招待所”，和9 位友好一同捐款兴建“十友堂”，还投资创建该校的农林科学院。据不完全统计，马应彪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先后捐建了近20 所中小学校。

　　 少时磨难，青年创业，中年巨富，老来子孙满堂。按说，马应彪的一生算得上顺风顺水。但是，家业

　　兴旺，难敌国运不昌。日本侵华，让已步入晚年的老马平添无限烦恼。

　　 1937 年8 月，日军轰炸上海。这一炸，不仅炸毁了先施的繁华建筑，也炸伤了马应彪的第九子马少聪，更摧残了先施百货的“花样年华”。从此，先施百货在中国内地开始走下坡路。

　　 1943 年，香港沦陷，广州先施落入敌手，香港公司也被迫关门。天天看着日本的膏药旗，马老板非常气闷。少年壮志不言愁，临到老了，竟然沦为亡国奴，这让青年时就追随孙中山救国的老马情何以堪。

　　 国难当头，老马常常与孙辈念叨后羿射日的故事。他时常回忆起当年革命党人反满抗清的激情岁月，那真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多么期盼中国再出现一位弯弓射日的大英雄，将狗日的日本鬼子统统射死，将日本的膏药旗统统射落大海。可惜的是，这位好强的老人，没能看到抗战胜利到来的那天。

　　 1943 年，马应彪路过寸金桥海关，见中国旗帜，搭茅屋居住。

　　 1944 年，风吹塌茅屋，老人于香港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