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儒商文化现代复兴的希望在企业，尤其是在民营企业；中国文化的转型创新的突破点也在企业，尤其在民营企业。

　　 稻盛和夫[微博]经营哲学的由来就是阳明哲学。日本最早的儒商——涩泽荣一有两个核心观点是“经济和道德合一”与“士魂商才”，他不仅是个成功的实业家，而且是著名思想家，被誉为日本 “企业之父”，1931年去世；而稻盛禾夫生于1932年，他们基本上是有传承的两代人。

　　 涩泽荣一的经典著作是《论语与算盘》。他认为《论语》是一本“商务圣经”，我觉得现在国内讨论儒商精神的人，仍然没有这么高的认识程度。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在儒商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我们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涩泽荣一、稻盛和夫这样的儒商？这跟教育界的“钱学森之问”是一样的，经济上也可以有这样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建国六十多年了，没有培养出诺贝尔经济学家？没有培养出世界500强的民营企业家？这是一个时代之问，也是一个时代性的困惑。

　　 首先，谈谈古代社会的礼法之治。

　　 我们现在经常用人治、法治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客观地讲，这些观点都是错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不能用法治、人治来分，秦始皇时代也绝对不是法治社会，而是一个典型的人治。

　　 其实，中国古代是倡导贤人和良法兼治的礼法之治社会。何以为证？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亦即贤人和良法兼治，属于礼法社会，而《论语》恰恰讲的就是礼法之治。《论语》一万八千多字，归结起来是六个字:德礼、仁爱和孝悌。德礼是立国理政之本，仁爱为德礼政治之本，而孝悌为仁爱之本。

　　 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讨论全球道德伦理，在起草宣言的时候，他们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最好的道德格言选择出来进行评议，找出一个认为是世界性伦理道德格言，作为人类道德伦理的底线。最后大会一致通过的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如，为什么中国人每年清明、过年都要回家？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孝悌文化。

　　 因此，我认为礼法之治的核心就以孝立国、以孝治国。所以从汉朝开始，《孝经》就提升到非常高的位置。“忠臣良将必求于孝悌之家”，我觉得这条对企业也有启示：一个不孝不悌的人，你在招工的时候，任命总经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古人非常重视冠礼、婚礼、祭礼、丧礼四大礼仪，尤其是丧礼，一切在外面当官的人，遇到父母之丧必须辞官回家守孝三年，否则就叫“居丧为官”，明确规定要罢官惩罚的。

　　 以孝为本、以家庭为中心的礼义和道德，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信念，所以，我就提出“大孝治国、中孝治企、小孝治家”观点。这里不是说孝有大中小之分，而是指孝的功能，小的可以治家，发扬起来可以治企，再发扬光大就可以治国。

　　 第二，简单分析礼法社会儒商代表的共性。

　　 范蠡是中国儒商的“鼻祖”：他三次经商成为巨富，而且三次把家财都散给穷人，秉承“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处事原则，终成集兵家、治国良臣和商人鼻祖于一身的人。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另一位儒商代表。孔子周游列国，经费就是子贡“赞助”的。子贡的夫人是越王勾践的亲妹妹，他是陶朱公的好朋友；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的故事，同样凸显了儒商情怀。当然，还有颇受争议的另外两位：奇货可居的吕不韦，以及近代商人胡雪岩。尤其是后者，“戒欺”和“真不二价”箴言，至今仍为商家信奉。

　　 综合以上几位史上儒商的经历，可以得到如下共性：奉行仁孝；爱国且关心政治；以儒经商，以道保身，具备高超的道德境界。

　　 第三，探寻儒商精神。

　　 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具有两面性。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GDP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环境的大面积污染；市场繁荣了，但诚信缺失也接踵而至；学历提高了，可是文化缺失严重，现在政界、商界的博士到处都是。

　　 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具有后发优势，但西方早就经历的城市病、工业病，我们同样没有避免。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毁弃了传统，造成了文化传承上的“断代”。

　　 环顾全球，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长期、全民地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否定、斥责和批判历史传统和历史人物。具体表现为打倒孔家店、批判孝子贤孙、发展经济要向钱看，批判儒家的“义利观”，认为儒家的“重义轻利”就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

　　 我们中华民族不缺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我们没有尊敬自己的历史人物，并没有很好发展和弘扬其精神。一个只知道一味地否定传统，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祖宗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出息的民族！

　　 孔子是人不是神，但是也不是魔，不是鬼，他是我们民族的魂。必须将孔子去妖魔化、鬼神化，恢复其中华文化之师的地位和形象，这点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转型！转型是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困惑：一是意识形态困惑，我们信仰的马列主义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孔子是讲阶级和谐的；二是文化素养有困惑，大家只要想想连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就知道我们文化素养的差距有多大；三是人才储备有困惑；四是体制机制有困惑；五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困惑。

　　 如何寻求复兴之路？我认为，中华复兴必先有民族自信心的复兴，必先有文化的复兴，必先有优秀传统精神的复兴。

　　 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我记得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中国文化沉沦四百年，但是最后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中国文化复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复兴也是没问题的，不过时间上可能会比较长。

　　 刚才杨朝明院长已经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曲阜讲话精神，我们应该高度评价和重视，因为这是预示着一种春天的信息，孔子信仰的春天应该来了。这对崇尚儒商哲学的企业家同样是利好信息。

　　 企业文化创新与社会文化陶冶互相辉映。企业也不要关起门来，应该发挥你们的社会引领作用。

　　 但是我非常寄望于企业文化创新，尤其寄望于民企的文化创新。我们的国企是按照官本位思想建立的，所以他们文化创新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五年十年就要换。你们民企的董事长是不换的，所以民企的文化创新值得期待。

　　 我希望国家能够重视这一点，能够给民企充分的发展空间，然后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中国式的企业管理模式。这种企业管理模式不但是方法和技术，而且是一种管理哲学，而且是一种精神，这样才能弘扬我们的文化。

　　 企业成功了，社会互相陶冶，我们才能发扬光大。因为一个当代社会，如果你没有这么一批企业，要强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很多有识之士要以企业兴国。但是这个梦一直没实现，我们现在如果中国梦要实现，也必须有这么一批强的企业，立于世界五百强之林才行。

　　 发展中国家在GDP崇拜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期当中，经济学家相比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者，特别是我们法学界的学者，享有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有更多的政治空间，因此，要充分利用话语权来讲你们的需求，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复兴。

　　 同样，企业界相比其他业界，如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享有更多的创新发展和自主空间。我指的是民企，所以我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民营企业家。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判断：第一，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产生自己的涩泽荣一和稻盛和夫这样儒商大家的时代条件。注意，我指的是时代条件，不是说现实就有；

　　 第二，中国已基本具有创造企业管理中国模式和儒商企业文化精神的时代需要。在历史上，美国曾经创造了X管理模式和Y管理模式，后来美国人把日本的管理模式，就是涩泽荣一的管理模式称为Z管理模式，现在我们中国应该创造自己的管理模式，是融合X、Y、Z三种模式于一体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主导的这种模式我们必须要创造出来；

　　 第三，一旦中国在民企中涌现一批儒商，出现一批儒商文化企业，其中最优秀者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并成为商学院的MBA教育案例，那就意味着企业管理的中国模式的形成，意味着儒商精神的现代创新成功。

　　 第四，企业管理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儒商精神现代创新的成功，必将有力促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马列文化等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现代化。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儒商文化现代复兴的希望在企业，尤其是在民营企业；中国文化的转型创新的突破点也在企业，尤其在民营企业；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全面现代化的推动力在企业，尤其在民营企业。 （编辑 _华荣石）

　　俞荣根

　　当代著名学者，中国法学名家，儒家法思想家，中国儒家法学奠基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重庆大学、中国孔子研究院、日本神户大学等高校、机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等多所学术机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