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刘鸿生的一生，其商业经营之道归纳起来不外“聚”“散”二字。

　　文 _ 古月

　　 祖籍定海的刘鸿生（1888 ～ 1956），是宁波帮中后来居上的巨商之一。他出身底层，无依无傍，从跑街开始，十年间成为百万富翁；又十年间，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70 多家，成为中外闻名的“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与“煤炭大王”。

　　刘鸿生几乎具备了一个商人所需要的各种性格特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袖善舞，审时度势。他出身草根，深知社会资源的珍贵，从不拒绝和各色人等来往，从宋子文到杜月笙，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的创业轨迹，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一段个人奋斗传奇。

　　借力

　　 下海创业者，十有八九是被迫的。刘鸿生也不例外，只不过逼其下海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伟大的上帝。因为不愿服从校方赴美就读教会大学的要求，大二学生刘鸿生被母校圣约翰大学开除。

　　 离开圣约翰大学时，刘鸿生年仅18 岁。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位18 岁的学生，一踏入社会便表现出超人的成熟老到。

　　 一开始，因为没有熟人，两眼一抹黑，不得已小刘同学只能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当教员，教授巡捕们上海官话。当了翻译的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承继祖业经商发家的宿愿，最有效的途径是直接借助于外商企业。可自己两手空空，人海茫茫，谁是能拉自己一把的贵人呢？

　　 与父亲文人气的自矜身份不同，下海伊始，刘鸿生就明白，这个世界花花轿子人抬人。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有关系要利用，没有关系要创造关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鸿生发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充分利用乡情。

　　宁波人重乡情，凡是宁波人聚集谋生的地方，几乎都组办有“四明公所”（ 宁波会馆，因宁波境内四明山而命名）。 旅沪宁波人同乡会居全国乡帮之首，而成大气候，发大财的人也最多，如叶澄衷、周仰山、朱葆三、虞洽卿等大资本家，他们都是蒋介石所说的“善贾的阿拉甬人”。宁波商人也比较团结，比较齐心，愿意帮助同乡。

　　在旅沪宁波大商人中，担任旅沪同乡会会长的周仰山与刘鸿生的父亲刘贤喜相交不薄，刘鸿生幼时也曾见过他一面。小刘思忖，此时相求，周老板多半会帮助自己吧。但刘贤喜已死去十多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知周老板还有无那点儿旧情？

　　 为了得到周仰山的帮助，刘鸿生做了精心策划。

　　 首先，多方打听周仰山的为人，确定周仰山讲排场喜体面，愿意提携后辈。其次，给周仰山写信，托一地位不低、声誉颇好的同乡入周府办事时面呈。

　　 再次，在周仰山回信后再次写信，提及乃父生时曾一再叮嘱以周伯为至亲，临终又嘱咐多听周伯教诲。最后，两人相约见面。

　　 一见到周仰山，刘鸿生便轻快地抢前一步迎接，周仰山身材不高，为避免他仰视自己，见面时刘鸿生双膝顺势下屈，并恭肃问安。

　　 周仰山扳着刘鸿生的肩膀，仔细端详，连声道：“好！好！贤侄好相貌，好气度，克安有后，克安有后哇！” 接着，周仰山亲切地问起了刘家近况。

　　 刘鸿生顺势请对方指点迷津，周仰山拈须笑道：“好办！好办！听说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出了个跑街的缺，差事虽算不得上等，却体面清雅，凭你的才智，是大有可为的！”

　　 这跑街的月薪是一百元，另外还有佣金，挣多挣少，就看个人的本事了。刘鸿生越听越高兴，面上却不露声色，只是毕恭毕敬地微笑点头。 就这样，刘鸿生巧借周仰山之力，敲开了通往发财致富的大门。

　　 周仰山的名头果然很响。

　　 一见面，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考尔德就非常给老周面子，加上刘鸿生仪表不俗，英语流利，谈吐得体，跑街的差事，一说即成。临分手时，这位老外更拍着刘鸿生的肩膀说：“阿拉喜欢伊！伊若喜欢，明天上班好啦！”

　　 “跑街”，是商业行业的“外事人员”，要推销，要催账，要兼做对外联络，实际上就接近于现代的推销与公关人员。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是刘鸿生对自己的一向要求。

　　 刚开始跑街，刘鸿生就一个心眼儿用在“煤”和“销”上。他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不到半年，不同地方出产的煤，只要他拿起一块，就可以说出地名、产地、品种和成分，谁也骗不了他。很快，在上海同行中他就没有对手了。

　　 一战期间，欧美列强忙着打仗，中国民族资本趁机快速发展，开滦煤销路大好。刘鸿生自己租船，前后有数十艘，由秦皇岛运煤到上海。当时，每吨煤可以赚4~5 两，持续约3 年，他至少赚有100 多万两银子。

　　 短短几年，刘鸿生从一个贫寒大学生成了百万富翁，完成了原始积累。

　　缚“凤”

　　 1908 年夏天，因为销煤，20 岁的上海买办刘鸿生在风光明媚的苏州呆了不少时间。江南出美女，苏州更是天堂，可以前刘鸿生从未留意过。但爱情来了，上帝也挡不住。一个偶然的机遇中，刘鸿生一眼便看中了清雅、大方、热情、活泼的叶素贞。

　　 刘鸿生人长得漂亮，身材高大，属于典型的南人北相；两年的推销生涯，早练得巧舌如簧，妙口生花；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察言观色的心机，没两天便迷倒了叶小姐。待二度相逢，两人就私定了终身。

　　叶小姐的父亲叶世恭是燮昌火柴厂的老板，在苏州是知名人士，怎容得独生女儿如此“下嫁”？叶小姐的哥哥更气得暴跳如雷：“素贞莫不是疯了！”

　　求婚时，刘鸿生忍气吞声，恭谨有礼，可还是受了不少轻慢。新婚后，他便当着妻子叶素贞的面决断地说：“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在苏州办一个火柴厂，把老头的燮昌厂打倒！”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919 年夏季，机会果然来了。

　　 这一年苏北发大水，大批灾民流入苏州及上海。灾民多，人工便宜，这是投资办厂的绝好机会。因此。刘鸿生打算在苏州办一家火柴厂，既能赈灾救民，又顺势了结自己与老岳父之间的一段恩怨。

　　 1920 年元旦，刘鸿生邀请了杜家坤等7 位股东，集资12 万元，正式在苏州创办华商鸿生火柴公司。当时中国人生产的火柴多为有毒的黄磷火柴，超过40℃就会自动燃烧，这是本土火柴的致命“硬伤”。刘鸿生认定，要扩大自家火柴销量，扭亏为盈，唯一的途径就是生产出像样的安全火柴。

　　 这时，刘鸿生认识了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博士林天骥。两人一见如故，并当场聘用林教授为总工程师，聘金每月1000 块银元。

　　这样的月薪比刘鸿生本人的都高，在当时可是天价！而让人灰心的是，每月拿着天价高薪的林博士，耗费了厂子不少钱财，捣鼓了几个月，却丝毫不见成效。人是刘老大请来的，他自己有耐心，其他几位股东可就不满意了，嚷嚷着要这位美国海归走人。但刘鸿生坚决不同意，他看好林博的实验前景。

　　半年后，林天骥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终于解决了火柴生产的药头化学配方以及火柴头受潮脱落等关键问题。经过改进，华商鸿生火柴公司生产出一流的安全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价格也比“洋火”低廉。

　　 随着销量节节攀升，鸿生火柴在华东地区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瑞典、日本等外商火柴的强劲对手。至于老丈人的火柴厂，早就被小刘收入自己囊中。瑞典火柴集团多次提议收购鸿生火柴厂，刘鸿生都以条件不合为由予以拒绝。

　　 谈不拢就打，这是老外的一向伎俩。从1927 年开始，瑞典火柴集团携带自己的知名品牌“凤凰”，以成本一半的价格倾销，企图压迫刘鸿生等退让，国内不少火柴厂相继倒闭。

　　 瑞典火柴集团是托拉斯，统一采购、生产、营销，一个声音对外；而国内火柴企业分散不一，厂小力薄，还常常内讧，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

　　 刘鸿生意识到，指望别人是靠不住的，最好的办法是实行自救——同业合并，划区销售，减少内部竞争，共同抵御洋火柴的侵入。他说：“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经销商发小财。有饭大家吃，不可一个人独吞。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倒霉。”

　　 刘鸿生四处奔走呼号，与荧昌、中华二厂很快达成合股，成立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当年产销量占全国的22％。

　　 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住瑞典火柴的野心。

　　 1930 年10 月5 日，媒体爆出惊天消息：瑞典拟用1500 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卖权50 年。而苦于财政危机的国民政府，也打算批准。

　　 这一协议如果成真，本土火柴厂只有关门。刘鸿生发动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代表齐聚南京，公开质疑政府做法，要求政府保护民族工业。众怒难犯，瑞典火柴专卖的梦想最终黄了。

　　 不久，刘鸿生接连“联华制夷”，“联夷制夷”，各个击破洋商。他与美商联合，迫使东洋“猴子”（日资火柴品牌）就范，有效限制了日资火柴在东北、华北、鲁豫地区发展。到1931 年，大中华火柴终于打败了外商火柴的猛烈进攻，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

　　当时，有人戏称：刘鸿生缚住了瑞典“凤凰”的一对翅膀，捆住了日本“猴子”的四只脚。

　　飞“象”

　　 煤倒着，火柴卖着。

　　 按说刘家的生意已经做得不小了，但刘鸿生却没有中富即安。

　　 1920 年，火柴厂创办热潮仍高时，头脑高效运行的刘鸿生就在思谋着创建一家水泥厂。

　　 原来，煤炭销售中出现大量次质烟煤与煤屑，既占地又费劳务，就像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刘鸿生曾多次想法处理，但最终都无功而返，唯一可行的是用它们做制造水泥的燃料与配料。可如果单纯地推销给水泥厂，一来水泥厂家不多，二来人家也未必愿买，即使买，价钱恐怕也很低，与白送差不多。

　　刘鸿生正在踌躇，有人却找上门来了。

　　来人是上海生锰矿务公司的经理李翼敬，此人很懂得水泥生产而且久有办工厂之志，只是当时水厂花费巨大，许多人无力独资经营，李经理也不例外。于是他便串通了英办信和华顺栈的买办刘宝余，一道来找商场上风头正劲的刘鸿生。

　　这正中刘鸿生下怀。真是想吃空心菜，来个卖藕的。做生意，看来真的有财运一说。

　　三人立即着手准备，除联络股份外，刘鸿生马上展开了紧张的调查市场与熟悉业务的活动。这是他一向的习惯，不搞明白不动手。很快，股份、资金、技术等一切就绪，股东们公举他出面主持。但刘鸿生却认为自己年轻资浅，势难应付。这不是谦虚，上海滩，水深着呢！

　　为了确保开业顺利，他找到乡党朱葆三。

　　朱葆三，黄岩人，大刘鸿生40 岁，当时已七十有二，担任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总长、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是上海金融界、实业界领袖级人物。论资望，论地位，由他出头担纲新建的水泥厂，再理想不过。

　　刘鸿生略事准备，便执同乡晚辈之礼，登门造访了。

　　听了刘鸿生的来意，朱葆三不动声色地说：“贤契，洋灰新业，本埠别无厂家，实为一大缺口，只是……” 略一沉吟，他又缓缓道：

　　“只是老朽已是到了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年纪了，体力、精力均已不堪重任，且财力不足，恐负大家厚望了！”

　　见老爷子只想出“名”，不愿投钱，刘鸿生立马接腔：

　　“这都好说，晚生早已计议过了。朱老精神健旺，更重要的是德高望重，不敢烦朱老过劳，只需出面主持，诸般杂务由我们晚辈操持就是；至于资金，可多可少，听由朱老自便。”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朱葆三这面大旗一竖，好多事都迎刃而解。水泥厂的一应筹备、兴办，包括登记注册等事，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人赞叹：“找准一个人，少了多少麻烦，又省了多少钱呀！”

　　选厂址时，争议很大，但刘鸿生的一番话折服了众人。

　　“企业选址，不外乎取决于两点：接近原料产地或接近产品市场。我建议厂址设在上海市内。大家看，水泥的主要原料是白石，100 吨白石可产水泥70 吨。白石价低，极易包运；而水泥不仅价高，包运困难，运费也高出白石很多，而且还要防潮。运70 吨水泥与运100 吨白石至上海，两者差价何止一倍？现在水运为主，水泥托运难免走漏、返潮，一旦出事损失巨大，白石则无此虞；万一翻入水中，一船水泥与一船白石的差价孰贵孰贱？不言而喻。因此，厂址不应设在白石产地，而应设在上海市内，这样不仅省心，而且省用，办厂自然容易生利！”

　　最后，水泥厂就设在了上海龙华。

　　每天，刘鸿生站在自家的洋楼上，就可以看见水泥厂烟囱里冒出的袅袅白烟。如果冒出的是黑烟，那是窑中空气不足，煤炭没有充分燃烧，他马上就会往厂里打电话：“怎么搞的？厂里的黑龙升天了！”

　　1923 年，上海水泥公司投产后，刘鸿生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分销厂里生产的象牌水泥。当时，它面临两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国内最大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生产的马牌水泥，另一个是大连日商生产的龙牌水泥。从此，为争夺销售地盘，龙、马、象大战惨烈展开。

　　作为国产品牌，马、象两家打了一段时间后，不久即坐下来开始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大象”退出以京津为主的华北和华中地区，确保以上海为主的华东和华南地区，“骏马”在上海及周围地区限量销售。

　　协议从1925 年7 月1 日开始执行。达成协议后，双方不再跌价竞销，反而商定两次提价。

　　1924 年，上海水泥公司全年亏损38000 余元，达成协议后的1925 年即盈利12000 余元，1926 年又盈利12 万元。

　　“五卅惨案”爆发启新洋灰公司货的高潮。

　　作为造势高手，这样的大好形势，刘鸿生岂能放过？他马上打出“联华制夷”的口号，飞“象”跳“马”，将东洋“龙”挤出了中国市场。

　　破格　

　　刘鸿生做事用人，一向不拘成见，不拘一格。对谢培德的聘用，最能体现他的这个特点。

　　 谢培德是上海滩的一个地痞头子，他身边笼络、豢养了不少流氓地痞。刘谢二人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刘鸿生刚刚下海到租界求职的时候，谢算得上是刘的第一个老板。

　　刘鸿生起家后，谢培德反过来投到他的门下，受命担任中华码头公司的总经理。

　　作为中华码头公司的总经理，薪金优厚，但谢先生却从来不到码头上来。最可气的是，谢手下的那批地痞流氓经常勾结官府、警察、青红帮，在码头上欺男霸女，甚至公开盗窃码头仓库的物资。凡是仓库里多余的“包子”，包括米包与糖包，还有码头上剩余的“地脚煤”，统统被他们偷运出去卖掉。所得钱财，谢培德独占七成，余下的三成由他的爪牙们自己分掉。

　　被刘鸿生派到码头上做事的堂侄刘念祖是个有心的人，他冷眼旁观，并暗暗做了估算，仅这两项一年下来就不下几千吨，价值在两三万元左右。

　　有一天，刘念祖忍不住将这一切全告诉了刘鸿生。让侄子惊愕的是，做叔叔的听后，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很平和地说：“这些我都知道！”

　　望着闻言而惊愕的侄子，刘鸿生微笑着告诉他：“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好人有好人的本事，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优点，偏才有偏才的长处；文有文的一套，武有武的功夫。关键在于你得善于使用，把各种人放在适当位置上，注意扬其所长，避其所短。”

　　英国有句名言，“与你熟悉的魔鬼打交道，比与你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要方便得多”。

　　这句话，从第一次听到，刘鸿生就始终牢记。魔鬼尚且如此，何况坏人？关键是要在这“熟悉”二字上下功夫。

　　“谢培德是个坏人，这没谁否认，可人们只看到了他坏的一面，却忽略了他有用的地方。”

　　望望注意倾听的侄子，刘鸿生继续开导。

　　“你说他与官府、警察、青红帮有勾搭，手下流氓地痞成群，这一点不假。但如今的上海滩，恶霸横行，如果没有一个黑道人物坐镇，没有一帮势力维护，这码头上能得安宁吗？正因为那些包打听消息灵通，正因为他谢培德对警察、巡捕可以随叫随到，‘兜得转’，咱们的码头才得平安无事。试问你们甚至包括我在内的公司里的其他人，哪个做得到？哪个又愿意做？”

　　见刘念祖已然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刘鸿生又宽和地对他说：“ 至于谢培德不在码头上露面，这无关紧要。码头交给他了，我们只看他管好管不好，码头平安不平安，他不露面总有他不露的办法，凭他手下那帮人，他虽不在，还是巨细皆知，遇事有人代为处理，何必去追问？说到在外面欺男霸女，我与他只是雇佣关系，这种事自有该管的地方，我们不必去操那份心。”

　　“那他如果监守自盗呢？”刘念祖不甘心地反问。

　　“这我心中有数。谢培德这个人，我比你们了解，他有他的分寸，我有我的分寸。至今为止，他偷运出的东西也仅只限于多余的‘包子’和地脚煤。积累下来，虽然也是不小的数目，可要咱们自己去回收，不仅费力，也收不干净，就让他弄去吧。水至清则无鱼。如果连这点油水都不让人家捞，人家还肯长期为你效命么？用人，特别是用真有本事的人才，是不但要厚酬，而且要宽宏。说到底，赚大钱的毕竟是我们哪！有财大家发。为人处世，不要那

　　么斤斤计较嘛！”

　　对于黑恶势力，刘鸿生一向极有分寸、极为得体地对待。对这些人，他在背后从来不置一词，当面则恭敬有礼。因此，上海滩三大闻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与他称兄道弟，很买面子。

　　敢于并善于与狼共舞，刘鸿生的用意无非是让刘氏企业至少不受恶势力的干扰与侵害。

　　而与此同时，他还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来往密切，特别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宋子文、宋子良兄弟，更是他府中的常客。

　　 在民国商界，像刘鸿生这样红黑两道都很买账的巨商，其实不在少数。

　　落魄

　　作为一个商人，刘鸿生的梦想是建成一个刘氏商业“托拉斯”。可惜，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击碎了他的梦想。

　　“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租界成了“孤岛”。刘氏企业大都在租界外，顿时为日军占据。1938 年，一家日本火柴厂的老板田贤太郎来到刘家。这个人原来与刘鸿生搞过火柴联营，看上去谦恭有礼，但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军部代表，此次前来，专为威逼利诱刘鸿生下水，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

　　在大是大非面前，刘鸿生是从不含糊的。一个深冬之夜，他悄然登上英商太古轮，出走香港。这一走，让日本人老羞成怒，于是，刘氏在沪的所有产业，马上被日军以“敌产”接管，财产损失达1000 万元以上。

　　1939 年，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他就接到蒋介石的请柬，邀他到黄山官邸赴晚宴。

　　看上去，蒋委员长还是很给刘老板这个老乡面子的，陪同的只有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很像乡亲间的私人聚会。席间，蒋介石浓重的宁波官腔，让刘老板觉得非常亲切。蒋说：“鸿老先生，我们盼望你很久了! 你为抗日救国，牺牲了你上海一千多万的实业，这个我是知道的。现在还来大后方效力，你的精神可嘉!”

　　席间，蒋信誓旦旦：“这个穆藕老可以作证，鸿老先生为国损失的一千万，我可以偿还给你! 只要你能提供机器设备、各种技术人才，你要钱，我就给你钱! 要原料，我就给你原料! 你要人，我就给你人!”

　　蒋委员长大包大揽，刘老板十分感动，他赶紧表态：“鸿生不才，一定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保证完成委员长赐予的任务!”

　　走出官邸，私底下跟朋友交流，刘老板才知道，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能人来打开工业生产局面，孔祥熙就向蒋介石推荐了他。

　　困难不可怕，只要政府支持，刘鸿生有信心从头再来。他立刻行动起来，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和中国火柴原料厂。办厂需要机器设备，在大后方是没办法的，既不能生产，也没处去买，刘鸿生派四子刘念智潜回上海，拆迁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刘念智回忆当时情况说：“这个厂子当时由日本海军占领，说是拆迁，实际就是偷运，即从浦东运到浦西，从日军防地偷运到公共租界，用个比喻，就是要从饿虎口中夺食”。

　　后来，上海500 吨旧机器终于运来了，另外的机件也拼凑起来。但要正式开工，必须要有一大笔启动资金。这时候，几经战乱，刘氏家业确实已拿不出钱了。刘鸿生想到了蒋委员长“要钱给钱”的诺言，马上叫四儿子出面奔走。刘念智一连数日奔走在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兵工署、四联总处以及重庆各家银行……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银行几乎不敢发放长期贷款。最后，刘鸿生只好自己亲自出面，跑到曾家岩孔公馆，谒见财政部长孔祥熙数次，资金才算有了一个眉目。

　　孔部长的方案是： 中毛、中火扩股成政府的特种股份公司，由政府投资，均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并由国货银行( 宋、孔合办) 任总稽核；刘鸿生出任此二公司总经理，另派孔宋的亲信担任副总经理兼厂长；刘鸿生须筹组并出任官方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订出实施条例，每年创收几千万元。

　　看着这些要件，刘鸿生气得双眼翻白，仰天长叹：“蒋委员长要赔偿我一千万，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事已至此，半途而废也不是办法，那些投奔他的工人还要吃饭，挣扎了一阵子后，刘鸿生只能承认现实，继续奔走大西南和大西北，努力办厂。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三家火柴厂( 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这些工厂，垄断了大后方市场，获利甚丰，但官股占五分之四，刘鸿生只是小伙计，利润大多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

　　终局

　　时光进入1949 年，很多民族资本家都出走海外。有的随蒋氏去了台湾，有的将资产南迁香港，更有不少人直接出走欧美。基于自己一生的际遇感受，刘鸿生没有随大流出海，而是留在了大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千姿百态的，但是在后来的二十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却非常艰难曲折。

　　中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中国民族资本正常的发展；战争中的惨痛损失，战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让当时的许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而1949 年以后对留守大陆的工商业的改造，则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

　　刘鸿生和刘氏企业是一个见证，他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黄昏，见证了一个灰暗时代的结束，见证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彻底消失。

　　纵览刘鸿生的一生，其商业经营之道归纳起来不外“聚”“ 散”二字。

　　一聚，刘鸿生主张并厂集资、联合对外，借图竞存。一散，刘鸿生绝对主张多元化，他投资的门类多达十多种行业，跨越工、商、金融等部门。

　　在子女教育上，刘鸿生也搞“多元化”。他有10个儿子，3 个女儿，分别送到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学不同的专业；不管哪个国家强盛，他都有子女出来应付局面。可惜的是，他只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透结局，最后的一张大牌不是欧、美、日，而是苏俄。但刘鸿生毕竟洞达事理，在他周旋于蒋宋孔陈等民国要人间的同时，他还秘密资助六子刘公诚5000 元，筹建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为自己的晚年留下一条退路。

　　1956 年初，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刘家价值两千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同年10 月1 日，69 岁的刘鸿生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看得分明又想不明白的世界。

　　追悼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送给他如下“铭”文，算是盖棺论定。这“铭”文的评价，对刘鸿生来说，算得上是十分中肯：

　　明察秋毫，恢恢大度。

　　创业维新，不封故步。

　　细大不捐，勤攻所务。

　　爱国心长，义无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