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乡：茶源
茶人对茶的自由塑造，使我对事物的看法更自由，现在，我倾向于将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丛植物都神秘化。
撰文：邹波 摄影：卢恒
路灯已坏掉好几个月，天一暗山里的台阶就全消失了，只有老盲人还脚踩黑色的虚空，天真地散步，直到有人告诉他时间不早了才回家，摸到村上教堂温暖的石墙，家就不远了，家没有窗户，想想就让人窒息。
他天生失明，好歹从18岁就开始干点力所能及的活，组织上照顾他，将活放到他手指头边，年轻时有力气，只用猛敲脚边的石头，石头便成了路基，解放初，他依稀听说筑路队夸他石头打得好，后来却又有好多知青和本地人因镶这些路基掉到山涧里……
他从不知这里道路的险峻—他安全生产到很老，如今74岁，派的活越来越轻，最后是编竹篓。
但本地引以为傲的制茶业，他却从没沾过边，因为每道工序都需更精确的劳动，需要不停审视、鉴别、挑剔那些叶子，所以，一个盲人等于是一个粗人，完全插不上手，他在村里，由于对茶业的生疏，多少被当成外人，他倒也分到一点茶田，却从没打理过，一辈子也不知他的茶田在哪里。
可我忍不住想，盲人隐秘的茶田一定是这一带最荒野的地方，或许反而可以生出味道最别致的野茶—
因为茶的培育，和语言一样—按我这几日在武夷山的领悟—是反过来正过来怎么种、怎么说都可以—茶人对茶的自由塑造，使我对事物的看法更自由，现在，我倾向于将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丛植物都神秘化，视其为有价值的—
你培育它，或者随便怎么冷落它，只要最后能形成一个小小的种—它和它的命运共同塑造一个风格—只要仍可入口，没有毒性。何况，武夷山本地的培育实验还远没疯 狂到缅甸的莆耳由于添加罂粟而致人死命的地步��目前武夷山本地约实验出380多种茶的小种，土法个个神秘，但真得到推广的不过才20多种，在现实里，没 有人真正会耗费大量精力做实验。
为降低创新风险，人们投入同一扇窄门，与北京的庙会货郎一样，家家相似—中国的集市，何时能让人们安于个性，不互相模仿……
世上总会有某些人喜欢某种怪味—咖喱、胡椒、咖啡、芥末以及茶叶都足以把你带入一个深不见底的味觉世界—关键是要知道怎样命名每一种味道，并为它估价。
最初，欧洲人试图以鼠尾草与武夷茶实现易货贸易，但迅速发现后者的价值“无法比拟”，必须以一个高昂的货币价格，作为体面的商品纳入国际市场。后来英国人通过鸦片贸易才以“堕落的方式”逐渐抵消茶叶输入造成的英国向中国的巨额白银外流。
但武夷山最主要的岩茶却一直为现代中国人忽略—过去几百年，它是御茶，贡茶，西洋茶，过去几十年，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出口品，“自己人不喝”—现在突然放松管制，面向国内，则远不及绿茶、花茶那样“轻薄寡淡”的东西深入人心……
武夷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将此附会为现代中国人对深沉、复杂情感的无知—岩茶作为乌龙茶的一种，看起来像枯木，与人们推崇“绿色食品”观念相左；同时入口有石头与泥土的味道，性苦，沉淀重，只有饱经沧桑的人才愿尝……
我在老教师家的一个下午，暴饮了几十种岩茶，迫使味觉沉浸在那个极为细腻的层面，试图在那个本来囫囵的神经区建立理性，却是徒劳。
“时间太短了”，他说。
我到任何地方，哪怕蛮荒之地，都忍不住先去寻访本地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投机，我希望马上找到关于本地可靠的描述与反思，人们向我推荐了这位老师，他语文课 教的是古文《茶经》，但与我谈到茶—就几乎是迷信��我让他解释为什么能在某一种茶里觉出某个经学教条，他想了想，像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乐评人一样决断： “的确有，我能感觉到，你不能吗？”
谈论茶，头三句是在讲道理，然后迅速进入一个夸耀直觉的世界，比谈诗还盲目……茶其实是一个多么 脆弱的商品，它倚赖人们对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味觉达成的认同，并想保护感觉的现场—从而稳定价格—在印度茶叶拍卖市场，又有多少人是因怕被人看出味觉迟钝而 去盲目跟进一种茶叶价格呢？
家，茶田，竹林，门市部……这些元素构成一个本地茶人的领地—让城里人羡慕的狡兔三窟的生活—不是咖啡馆 这样的公共空间，而是私人的领地，这里有的是土地，不为种植，而为城市准备，马上就要升值——我那羞涩的卖茶朋友，分别在他的几个空间奢侈的门市部里招待 我，装修不错，尤其是茶具和茶几—这才是真正的茶几，茶是这木家具的血液……可他却始终婉拒我去他的家拜访，“家里很寒酸”—他推辞说，“媳妇在怀胎……”
我怀疑是旅游业带给当地人一种表演心理，让人养成带朋友去门市部、而不是去家里谈心的习惯—可这次我来这里，就因为厌倦了北京马连道煞有介事的推销辞令、喧闹的集市，想体验茶源地、茶叶工厂和家的单纯与清新。
这种探索让我屡次冒犯本地人：……当我突然闯入工厂，午休的制茶工人慌忙起身用报纸和衣服来遮盖搪瓷大碗装的水仙和肉桂，充满敌意地擦着嘴巴，连说：“不要看！不要看！这不是茶！茶不是这样喝的！”
商品在生产他的人眼里自然是最卑微的。但被人看到喝茶如喝水一样粗鲁，是茶人最丢脸的事。
旅游业遮盖了真实生活，减弱了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使茶艺成了一种冷淡的礼貌，不仅如此，在武夷山地区，随着旅游业压倒性的发展，地方政府更有这样的雄心：为保护风景，迁移风景中的民居，重新覆以伪造的自然。
旅游业希望造就大面积的无人区，从此，风景是风景，人是人—这里最重要的城市化运动，就是简单地让农民从生产的土地上搬离，剥离人与资源的地缘关系。
在深入景区的路上，我日渐能分辨哪是本为民居地带的人工植被区，哪是原始林，一开始并不容易，一是因为园林工人努力效法自然的紊乱，二是因为，在南方，植物一种下地，就像出笼的鸟，马上就展现出一种努力生长的野性，很快就错落不堪……
凡木质纤维的东西，在潮湿气候里，都很显老，自然保护区里，地藏王雕像一样的路标，虽写着简体字，但怎么看都是古代作品……犹如有破绽却仍让人迷惑的《河图》《洛书》—我也容易轻信那些木头屋子、土楼，以为是闵越王朝的遗迹，其实刚建好才不过五六年，多是度假建筑。
桂林新村位于武夷山景区边上，武夷山的干道经过的地方，茶农新的定居点—中国式新村，千篇一律的白楼—城市生活与宽而浅的溪流已将移民同他们的茶园隔开。
茶农原先生活在茶园中，屋顶曾像采茶人劳动时起伏的斗笠。
如今，由于主人被逐，在景区里，在这个季节，你看到的只是大片盆景一样的山水和无人看管的茶园。
茶园周围充斥卖高价劣茶的贩子，冒充茶园主人，挽着裤腿，假装刚刚在茶园劳动过，而旅游局似乎又不愿过度打击这些贩子，惟恐失去了不正当交易带来的“互动气 氛”，于是只好在景区外设立一个茶叶鉴定点，类似旅游国家在出境关卡设置的退税点—只要你将景区里买到的茶拿去鉴定，查出有假，公家退款。
但茶园真正的主人—比如桂林新村的居民，由于茶离家远了，维护大打折扣，害虫开始肆虐，尽管岩茶梯田看来还井然有序，与原始林格格不入，但如无呵护，则很快 从底部生虫，烂掉，硬化，露出白化的红壤，一个桂林新村的茶农指着远处的茶田自我解嘲，“好在茶田荒了也可再生，随时复活……”
由于“世界自然遗产”的封号，武夷山景区大片土地永久禁垦，“不可能开辟新茶田”，而在景区外，大量土地也都被用来实现城市扩张的计划。
这 个时代，农业如果还想扩张实在是太奢侈了。“前几年还可以开垦一些荒山”，一个在度假村边上开着不小的门面的老板说，“现在不行了……我儿子要是晚出来上 学一点，现在我肯定一边要饭一边陪读……无法在这里谋生的……”—他说话像企业家的口吻，夸大了时机选择的惊险—这样的人在本地也有一定代表性—不是茶 农，本没有茶田，来自北面莆城的山区，那个地方，即使你再有钱，也只能租最好的骡子进去—山村小学，师资落后，无心办学，有的地方，小学故意只办到三年 级……
他抱怨他们村里的教书先生，那些个老头，几乎要被人戳到脊梁骨了，跟文革时被打倒一样，村里的人恨他们懈怠孩子的教学，但他们努力又如何—“他们本来也没什么文化……”
中国最出人才的学校在县城，最差的学校在村里—但村的教育目前也不再是可以对付的，“孩子肯定要继续读，而且要成绩好”，到县里、城里来续读—可花钱不说，孩子实在太小太小，父母就也跟着背井离乡，重新谋生。
“值得吗？……又不是去北京。” 每次创业都应该很慎重地择地而行，生活迫使他们轻率投入。
本城学校周围逡巡着的那些衣衫褴褛、如幽灵一样的小贩，则很可能是一些运气不好的家长，他们一面陪读，一面寻找创业和立足点而不得……
目前，不仅是茶业，“世界自然遗产”的封号使得武夷山地区的工业发展受到影响，一方面，专家呼吁东南沿海的工业化运动向内陆山区拓展，另一方面，作为离台湾海峡最近的内陆山区，武夷山不大可能再有新的工业企业。
这种情况下，“旅游业是唯一的出路”，南平师专毕业的一位中学老师对我说，“我想趁着暑假去考导游证……我的学生也都在考……”—他还相信，他比他的学生口才要好些，“我有优势……”
在认同环保的重要之后，当地的年轻人只有面对现实，寻求有限的发展，旅游业是一个单调的选择，其实已饱和。
同时，武夷山正在兴建南平地区的大学城，希望发展高等教育，引进更多高级人才，但“这里最多仍然只是个读读书、当当导游的地方”，和朱熹当年办学一样，教出来的都是无心困在家乡发展的浪子。
我在景区的深处还陆续见到一些正准备拆迁的自然村。
碰巧是个下雨天，到处的屋檐都在滴水，这时最好测量屋子面积，居民和身穿灰衬衣的管理人员查看着房子周围的水迹—按规矩，屋檐滴水的地方就是有效面积—宅基 地的边界，拆迁前夕，有人便悄悄让瓦向空中尽量延伸，利用微妙的几何学、力学知识，每五个瓦片就放一个石头，屋檐末梢是个古怪的滴水兽嘴……飞出房子很 远，吐着口水，占了大便宜。
我问他们愿意搬吗？—我是想问他们和土地有没有感情—他们说肯定不愿，但接着说，“我们说不愿是为了争取更多补助，越闹补助就越多”，补助没有钱，是城里无根的空中楼阁。
听口气，他们不会真为了固守原生的土地而像城里的钉子户赖着不走，人们很顺从，听说要拆迁，就马上开始谋划城里生活的对策。
人脱离了土地，原始的力量就开始消失，赤石的年轻人，耽于网络游戏，斯文而苍白，力气还不如我，我们在小学篮球场上踢足球，像《兔子，跑吧》的开场，我们照着几乎是危房的校舍射门，“踢垮它……反正要搬家了”，球也踢到了溪流里，茶田里，他们不愿去捡。
年轻人对山林并不亲近。当年知青小说里的野合气氛不存在了……我不满足，我还想寻求更狂野的乡村，他们告诉我，没有了，哪里都一样，人的心思要变就一起都变了……
也许最终本地所有的自然村都将搬迁，到城里的新住所，所有的村名都加了个新字，这里有大片等待填充的城市居住用地，中国大地上的空白，从飞机上看，是些轮廓规整、内部荒芜的红土地。
有些农田，因不知何时就会被征为城市用地，农民不敢种庄稼，怕等不到收获，只种些短期就有收益的水果。这种不安的前景，让人很难有长远的计划。
与 搬迁的茶农为邻的也有真正的“移民”—好几个村的三峡人，比桂林新村的人面临更大挑战，尤其是老人—因方言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实在太大，不久就偷偷返回长江 沿岸的家乡，路边的三峡酒家已经关门—如果回去发现家真的已经被淹没，就选临近的岸上落脚，作为户籍已在福建的流动人口，重新在失落的老家附近扎根……
武夷山这县级市，本地人还怀旧地把它称为崇安，尤其是乡下人；丹霞地貌使每座山都彼此分离，吐着自己的雾，大块的云悬得很低，乌云飘到哪啊，哪就下几滴，乌云下到变白，偶尔有飞机飞过，人们争论是民航还是军用机，台海局势是否又紧张起来……
最现代的建筑的缝隙也长满野草，草比篮球队员还高，遮掩着单轨的横南铁路，列车试探着走，见东西就让—草里总有响动，我也不太敢进去探寻，尽管蛇已退到保护区的老林里—蛇群曾盘着身子撤退，在地上磨出大片迁徙痕迹。
在人与自然资源不断调整关系的时期，这里有着过度动荡的搬家气氛，工作气氛却不浓烈，人们消沉懒散，以至本地的朋友有无限的闲暇来陪我。
我们喝雪青啤酒到醉，然后喝茶，店里帮忙的小姑娘可以整晚守着，给我们不停添茶，轮流出去谈会恋爱，然后再回店里来，既不忙，也没下班概念。茶维持着男女之间夜生活的礼仪和分寸。
这时节大部分个体茶农和小厂都歇着—小作坊一年只在清明之后采一季春茶，春茶价高，利润高，而大些的厂，一年可采四季，其他三季的茶，卖不出好价钱，只有大厂做规模，与“康师傅”这样的厂进行廉价合作。
整个武夷山，只有在清明，只有在成千上万的个体茶农和小茶厂全部工作起来时，才会满街充溢醉人的茶香，而在这夏秋相交的季节，你必须仔细地闻，才能闻出哪个茶厂还在工作……
工作还是不工作，这的确是个问题……撇开有关新教伦理的争论，以及农时所限、农业与工业生产无法相比的、可怜的工作机会��这些天生的残缺感—不工作时的人 也更容易陷入对世道的悲观看法，而大自然岩茶厂邹怡厂长则给人勤劳的印象，他不像个体茶农那么悲观，或许是因为他一年四季都在工作，他的茶田在景区外，面 积颇大，越过厂房周围锋利的水稻田，你就可以到达那些梯田—
在这片茶田里，我看到这个季节难得一见的采茶场面，机械化而不是手采，采作袋装次等茶，?不是漫山遍野的女人，而是一小队男人，手拿割草机一样的采茶机，平推过去，茶树顶端就给整齐地推了个寸头，茶叶顺势进了后面的口袋—
那个迷人的口袋，装过茶叶后再倒空，如果你把头伸进去，会被余香熏醉。
我问这种采法是否太糙，但因夏秋之交的茶叶反正是用来制成粉末，不需精细采摘，不用讲究春茶“两叶一芯”或“三叶一芯”的手法，机器足以代劳，这愈加使我后悔没有在清明时来，那是武夷山最细腻的劳动季节，漫山遍野都是灵巧的手。
但无论如何机械化，在制茶工序中，唯有拣剔永远是手工：将茶梗与茶叶分离，然后将枯萎的叶子与嫩叶子分离，这一过程看似简单，但一快起来，就成了很高超的脑 力活动，清一色的女工，气氛好安静啊，她们埋着头，只要手在动，她们就不能抬起头，哪怕是个很开朗的老嫂子，干起着细腻的活计，手即使再有灵性，也需要心 聚精会神，不似在本村剥莲蓬的工作，大家可以放肆地戏耍……
在茶业用地如此局限的情况下，这个厂甚至还有一些荒地去开发—厂长指着背后那座荒山，“难怪是荒山”—背面就是闽越王朝遗址，像坟墓一样，他可以将茶一直种到山头，和古老的箭头、瓦当会合……
资源储备使邹厂长有足够的实验余地去改革工艺—他能分辨岩茶中的焦味，有多少是出于本身质地，有多少是因为机械化焙火导致的伤害。他要改进。
“太粗暴……”—这是他对厂里机械化的生产过程的看法，和这里许多的茶厂一样，这个厂的前身是一个国营茶厂，现为个人承包—以国家的种子起家，享受集体公信力死而不僵的效应—“承包”这种1980年代最先锋的形式，到现在则是个人创业最安全的做法。
这个厂用于做青的滚筒机已经换了几代，占据厂房大部分空间，而机器“毁坏了茶叶中的芳香烃”。相比绿茶和铁观音，岩茶因为加工变形太厉害，由于不需保留叶子 的品相，在有些地方，机械方式被过度使用。目前，邹厂长已空出厂房的二楼，准备全用手工来代替机械做青的过程—至少针对春茶，他试图向完全的手工生产回 归，他要恢复那既有石头的内涵又有嫩意的岩茶。
但整个武夷山地区，茶业劳动力供给最旺盛的时代终究已经过去，连清明都不见得有以前热闹—人类最勤劳的劳动场面也许只出现在集体化时代，就采茶这一环节而言，我听说过的最密集的集体劳动是在20多年前的监狱—
上埔监狱的老狱警回忆当年看管犯人采茶的情景：最多时有1000多犯人挤在那片小茶田中采集，许多人猫腰从这低矮的灌木丛里逃到蛮荒的闽北老林，几十年过 去，仍在追捕中，闽北密林里至今隐藏着一些成了野人的重犯，在计划经济时代，逃掉一个犯人据说也要罚款6000元，个别管教干部因背不起债务而自杀后来这种户外的劳动被取消，在上埔一带，至今你还可以发现许多荒废的监狱茶田。
可见采茶业并不能将人约束得很紧。在一个茶厂，雇工普遍 使用，除了厂长及技术骨干，你很难找到更多的全日制职员，全职人员一般也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像厂里的主人一样到处巡视，雇工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工钱 的结算很灵活，偶尔会有放暑假的孩子，帮妈妈来干剔茶叶的活，她们的手比大人灵巧，工钱计在妈妈名下。
工人都是附近的农民，有空就来 茶厂工作，虽是短工，没什么福利，老板却不敢怠慢工钱，尤其是“快开学的时候”，老板发工资更及时，因为教育的开销是不可怠慢的—只要你决定让孩子上学， 只要你节衣缩食尚能支付得起,教育就是一项压倒一切的必须的开支。临近开学的季节，也是茶厂最重要的筹集工资的季节，平时尚可拖延，但这时候却万万不可， 因学校和医院一样，收费的时候不讲情面。
与邹厂长的闲谈将我引向了此行最后一站—我最后需要一个村落茶业生产的样本—事情是这样—当 他进一步明白我来武夷山的采访目的，他拍拍脑袋说，“去桐木村看看吧，一定要去找找江元勋，那里有你要的历史……文化……那里有你要找的茶源”。他告诉我，那是个先富起来的村子。
桐木村在自然更深处。
武夷山主风景区再向西边的武夷山脉老林纵深几十公里，就是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关卡，过了关卡再走20公里，离福建江西交界的武夷山主峰不远的半山腰，就是桐木村。
这里出产的并非山下普生的岩茶，这里是闻名的武夷红茶(Bohea Tea)“正山小种”的发源地—拜伦勋爵在《唐·璜》中这样描述这一稀有的小种红茶：“……我要求助于那武夷的红茶……”
在我接触的本地人中，唯有桐木村元勋茶厂的主人江元勋帮我恢复了这段诗文的语境：“��酒是多么的有害，茶是多么的令人严肃……我要求助于那武夷的红茶……”
对茶叶他有完整的知识，不似中学老教师那般断章取义，江讲的茶经，不是传说，而是历史—正是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听说的本地有关茶的口头文学才从旅游手册里的狗屁传说走向“历史真实”—
南 宋偏安时，朝廷从中原迁52姓来闽北山区，江家就在其中，祖籍河南固始，世代有绿茶种植的熏陶，至今有信阳毛尖，绿茶耔带到本地，继续培育至清初，满人收 服福建，驻闵北桐木关，大军就地休息，不想垫背的是大片绿茶田，经一夜睡眠蹂躏，茶苗已经不堪，当地茶人索性将这些茶苗陈放至发霉发酵，再以本地特有的松 木烤，竟成现在的武夷红茶��
拜伦的诗句说的则是17世纪上半叶，这种半发酵茶经由荷兰人首次通过水路由中国运抵英国，立刻因其色极 似红酒，容易鱼目混珠，迅速成为上流社会周旋于激情与理智之间的饮料，从那以后，它开辟的茶路启蒙了沿途所有未开化的地区，如果你仔细考证，东南亚那些大 大小小的城市，如果地名以B字开头，可能是因红茶（Bohea Tea）的贸易而兴盛起来的��
桐木村成就了茶马古道沿途的城市，其自身的命运则如同一个启蒙很早的制造业基地，已历经至少几百年的国际直接贸易—它本身的角色始终如一，从东印度公司开始，大公司觊觎的一直是它的资源，宁可让它永远作为一个原产地存在着。
作为贵族茶，即使在复制品猖獗的年代，“正山小种”的原产地仍得到相当的尊重—
说到这，我不由产生疑问，因我也听说，后有英国科学家福钧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山里卧底多年，盗走茶耔，收买本地技工至孟买，成功培植出印度红茶……
但他重新打断我：他不否认国际竞争，但武夷山小种红茶的市场几百年来仍然算稳定��“那种口味是无法取代的”��它一直有力地区分着辉格党与托利党—茶本身和政治信仰一样，是无法移动的，如果你一定要动，那就已经是另一种茶……
他试图说明种子与它的出生地合一的重要性—说到这，江的口气又和前几日我拜访的中学老教师一模一样，这时候，我也突然醒悟：一切学问追问到底，内核都是一种原教旨口气的信仰，不可理喻。
江不厌其烦地向我重复这些事实和观点，在茶的领域，他算是作家的作家—许多人和他彻夜长谈之后，将他的言辞写成自己的书，成了茶文化的专家，甚为不义。我说，“我不会冒领你的荣誉。”
接 着，一个骚扰电话打破了谈话气氛：有人敲诈他，要他买个什么资格认证—他怒了，而且他已有足够的资格认证—1996年，当他率领集体企业桐木红茶厂的精华 上山自立，首先想到的就是弄到各种国际权威认证—“中国的市场太不规范”—一个私人企业愈发需要国际地位来防身自保，好摆脱地缘因素和地方政策的束缚。
茶叶泰斗张天福题写的碑文镇在山上：“武夷红茶正山小种发源地”，背后是辽阔的竹山，红茶分布的地点不似岩茶那样规矩，杂乱而隐秘—在江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个地形图，画满各种坐标，类似《金银岛》中的藏宝图—那是森林的结构，茶像金矿一样，只有自己人才能找到。
江说，目前他需要大量资金做广告，他并不缺少理论武器—也就是“广告语”—大量的营销成本不可能通过一个农业企业自身来负担，必须有大公司来支持，必须“用工业来支持农业” 。
“村里呢？”—我想到这个问题—无论如何，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桐木村的人也因茶而生活无忧—这也最有力地支持着江元勋对茶的原产地价值的信念—
几 百年来农户家家都有茶山，都可以自己加工出红茶成品，卖个好价，先是山西商人，因宋明的海禁，肯走最绕远的西北线茶马道，倒卖至俄罗斯等国，后是葡萄牙 人、荷兰人，继而是东印度公司，国民政府，及至新中国政府的全面出口的包产包销的待遇，村民虽是农村户口，但用江的话说，享受着“城市待遇”和国企职工的 生活标准，村产值多年位居闽北地区之首。
和传统农民相比，桐木村人虽然没有粮食种，没有水田，只有茶山��但他们身上有一种富足的无产者的洒脱……在茶兴盛的岁月里，对于山下的水田和满山卑贱的毛竹，他们放都不放在眼里……
“现在村里怎么样？”
“现在？”
“对，现在。”我们似乎谈了太久的历史。
“村里是另一回事。村里是村里……你没到村里去看看吗？到我这里必须要经过村子。”
“就是那些村落吗？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我仍然在搜寻我理想中的富裕景象。
“现在和其他村也差不多。”—中国的农村哪里都一样了—他转而问我，有什么印象。
我记得那条通向村部的街道……昨天到的晚，路上没有路灯��街道两边的人家无私地敞着窗和门，不过星点的微光不足以照亮通往村部的那条大路，灯光和电视有时 一起闪几下，打牌的人脸上是认命的表情……好像还有三个从上饶翻山过来的四川工人挨家挨户寻求砍竹子的短工，他们的镰刀插在腰上，小腿的肌肉像昆虫一样清 晰��
下午下过雨，溪流翻着灰色的浪花，鹅卵石显得小多了，古老的蕨类植物离地面更近，像蛇一样试探你的脚，在自然保护区中，同一种 古老的植物，有的巨大，有的极小，呈现着来自远古的精神：对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强烈适应性，而现代生物的形态则趋于中庸、稳定。我喜欢仍然含有万物的 种，看似被分类，被弄得单一，其实仍然有万物。
山村里好像有晚钟，原来是孩子们的恶作剧，钟是1924年英国神甫从多米尼加引进的，教堂就在旁边，这口钟以前用于村里集会，目前，只有宗教局的人才准敲，奉公守法的老盲人走路时也会小心地避开它。
我还记得住在一个废弃的茶叶仓库改成的旅社房间里，仍然能闻到陈年的红茶香，这种茶和岩茶相比，有浓郁的烟草味……我不知道19世纪后期弥漫中国的鸦片味是不是这样的……
我也记得村里的湿润—湿漉漉的汗臭—枯枝败叶一般的柴火堆，虽然是湿的，但还要强行去烧饭。
到处都是叶子一样含着水的东西，桌子表面，孩子的皮肤，所有的布匹，床单都不是完全干燥的，发出轻微的霉味，但并不脏。所以，睡觉的时候，要勇于把身体完全交给这里��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盲目的老人，昨晚我只和他说了些话，他说这房子就是他的乌龟壳，他清楚这房子的轮廓胜过他穿着的毛装，在这个臭臭的壳里，一切都可以摸到，他甚至要用茶招待我，从抽屉缝隙，一根又一根地摸出茶叶，我当时没采访其他人，我以为他就是村里的智者。
“请喝。”他用手指举着那一撮茶叶，有点多了，就像刚参加工作的我，当时不知道局长要喝多少，“小邹，怎么我们单位的茶叶有富余啊……”，我也曾因为不懂得茶而被奚落。
此刻老盲人手里的叶子有点碎，有粉尘从他的指甲盖脱落，我迟疑着，是接过来咀嚼掉，还是去寻找水？他肯定也没真正见过茶叶轻轻沉入杯子底的情景—“西湖龙井，我堂侄子来看我的时候带给我的，此后他再没有来看我。你是贵客。”
“……那老盲人不懂红茶，不会制茶叶，他既是个盲人，听觉、嗅觉和味觉却也并不出众，他是个平庸而奇怪的人，来历不明，和这个村红茶的命运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他 什么都不知道。”江似乎要打断我和盲人在回忆中的交流，“不过现在村里也没什么人在制茶叶。要不你可以找其他人问问……”
“怎么？”
“松木……不让私采，保护区的命令。”—所有的树，直径五厘米以上的，不让砍，五厘米以下的，要尽量保护—几乎也是不怎么让砍—村民很遵守，就像遵守计划生育 一样，他们自身就是护林员，背上军用水壶轮流进山值勤，像是防范着自己—现在似乎只有元勋茶厂那样的单位有点采伐权。
“没了松木，不能熏，农民自己就做不了成品红茶。”
传统产业真是脆弱，随便一掐就死，农民也是死脑筋，死守工序，放着好好的茶苗，就因没有松木，没了那道工序，只好贱卖青苗给江这样的茶厂，家里的小作坊全都废掉��但如果没有对口味的忠实，江的茶厂反而在农户面前，也并不会有什么优势，这是个矛盾。
“这么着，村民生活比以前差多了��再说也没地种，现在只有砍竹子，以前看不上眼的，现在是主业��”
“可都说这里富。”
“外面的人不知道，也来得少，这里以前排第1，现在南平排第9，那卡子关系也很大��”
“什么卡子？”
“保护区的卡子，你来时肯定也经过的。你有记者证，他们收了你钱吗?”
“收了，80元，军官证也无效。”当时我的确认为这是管理者“正直不阿”的表现，况且我本来也很讨厌拿记者证混卡子、耍特权—因此这种阻挡给我一种自虐般的快意。
“就是了，路修了之后，这里交通本不差……可这卡子……谁都不认，连村里人也恨不得要收票……家里来客一定要收票的，生意怎么谈……没有人肯轻易出山，也没有人肯轻易进山……因为那80块……”
从“自然遗产”到“保护区”��每个村都要为保护分配到当地的神器而做出牺牲。
“不 能活活关在这公园里，武夷山景区的茶农不也搬出来了。向北走，上饶总是通的��”—不过，村里人也不是那么执拗，只去年闹过一次，要砸卡子，后来平息了， 村民终究也不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都是私人的时代了，也不太可能重新团结成法人，村干部现在只算信使，表面不作为；和那些孤独自保的私营企业一样，人们也 只想各自谋出路，但他们又普遍认为，只有旅游业的效益才及得上以前的茶生意。
这里的人一没出路，也马上想起搞旅游，想在闽江源头的每 个小落差上都搞一个漂流项目，但保护区管委会一个都不准。保护区管委会自己的漂流生意也不算好，蛋糕有限��这让我记起来的路上碰到的一个姓杜的村民小组 长，他几乎像这里的猴子那样从铁索桥的那边荡过来，荡过去，在我身前身后无数次，据说是这里最剽悍最有魄力的平民��
所以我决定重回桐木村，多呆几天，“你怎么这么……××台记者吧？”—他又重新审视我的名片—满山修长的毛竹也像站着重新审视我的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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