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9年以后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在实体上渐渐继承了苏州女蚕校，郑当校长直到1969年。

　　1960年，他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D101定纤自动缫丝机，生产效率比立缫车提高1.5倍，每组生产线只要6至8人管理，以前是20人。D101直到1990年代还是中国缫丝厂主体，21世纪初才于国营集体改私营后由各缫丝厂陆续更新为202、301……越来越自动，一组生产线上的缫丝工减少到4人(常可听到缫丝厂老板抱怨“三缺一”说的就是这)。

　　现已停产的庙港缫丝集团总经理金永观对我说起，1999年有个匈牙利人来找他，说发明了全自动喷水缫丝机—“匈牙利机器要价60万，产量也不高，比人还贵，一年还要折旧8万，而且又不要一个人就业，肯定进不了中国。”—果然如此。

　　2006年，我访问过浙江菱湖的浙丝二厂，第一次看到缫丝：

　　我仔细地观察缫丝女工的动作，结果发现什么都看不见—既看不清打的什么结，更看不清丝，犹如《皇帝新衣》中的大臣—被卷入滚轴的丝只有绕在一起时，才形成一个光洁的银子般的表面，在日光灯下发出光泽，而一根根来看，我以为已是世上最细的丝，但实际上，这些丝又是由八九个茧剥离下的丝搓成的一股。

　　双宫茧首先被自动拣出，掉进水桶—它本来废掉，但在1990年代中期被利用来加工蚕丝被。缫丝厂倒闭后，盛泽新兴了蚕丝被产业，这也是民间传统，制作却比缫丝简单多了，镇上很多人家都会，手握茧子用手抽丝，“棉头”就能绕满手，“棉头”拉成絮就成了被子—越简单省力的传统，似乎看来也能更持久留存并发展。

　　……而合格茧子继续顺着管道进入一个小水池，疯狂的小扇头，把细不可见的蚕丝从茧上吹散、剥离，那打头剥茧头的女工，捕捉住那些线头，揉搓一下，巩固那丝线的弹性记忆，传递给下一个个疯狂的小扇头，将丝头吸入滚轴……丝真是细，纤手来回拨弄，遇中断就飞快打结接上，一颗茧剥离一根丝，一般1200米长，蚕每小时吐40米的丝才能短短几天里完成那工作。

　　她们每天如此，来回四小时一班，女人们全神贯注警惕着断头出现，我也不敢打断她们的工作，只是走到她们身侧，观察她们的手，可她们还是被吓了一跳，仿佛蚕从头眠中被惊醒。

　　之后是将绕好丝的滚轴换成更大的，直至形成一个标准的捆，作为贸易单位。这一过程，女工们要照顾的线头更多，双手不够用，就用嘴衔，酷似蚕吐丝。

　　工厂无非是看到人如何异化，缫丝女工长期用眼捕捉丝穿孔，与熬夜喂蚕的蚕农一样，眼睛也是熬红着的，剥茧头的女工，双手整天浸泡在温水，如今只有不在乎皮肤的老女人愿意干这个，小姑娘都爱惜自己的手……

　　缫丝术的进化如此纠结：先人力，再是机器，机器试图摆脱人，逐渐模仿人剥茧，添绪，捻丝，复摇，却不能完全取代人打结穿孔—因机器的失误又需要人纠正，接上，而人又得模仿不知疲倦的纠错机……可人又不能完全模仿那“机器的机器”，人有人自己的错误……

　　1980年代末日本人之所以放弃了缫丝，不仅是对人力的绝望，肯定也对机器绝望了，当然，日本人更放弃了养蚕。

　　但即便这有限的机械化过程本身也在本地拖延了多年。为保持国营企业就业率，缫丝似乎是做出了产能与工艺改进的牺牲，延长旧机器、旧制度的生命，而长期外贸统制与补贴政策，又隔绝了国际市场需求对技术进步的刺激……

　　1969年，89岁的郑辟疆校长在任上被迫害致死，妻子并不在场，临死时他写道：“……一生无贡献，未尽人民责。徒餐三百石，无以报农人。”

　　1995年中国高校改革中，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消失于苏州大学之中。

　　合并并非简单成为院系—“蚕桑专业”也被分解—“蚕”归于医学部，“桑”归于建筑与城市环境学院，这时也是吴江蚕丝业自1993年下半年茧价大跌后的第三年，继续萧条，许多蚕农等不得，开始毁桑，“这是不可恢复的”，缫丝企业开始倒闭，“这也是不可恢复的”，蚕与桑的本科也停招了，这也是不可恢复的。

　　苏州蚕桑专科学校遗址在苏州西北郊的浒墅关镇。本地常为方便念“许关”，然后又补充说是“水浒”的“浒”—里头是青青荒草，背景是在苍白中化为天地的运河，校园的确像干涸的水泊。

　　这里也是“姑苏城外”的范围，在这里，运河幸自绕苏州，明初，苏州繁荣的表征就是城外这工匠聚集的技术工人市场，随着技术向乡村的弥散，随着苏州从生产城市走向贸易港与消费之都，到晚明，浒墅关也逐渐变成了粮食贸易中心。

　　我没想到拆得并不干净，也许是苏大不愿消化的东西……还残留民国的小楼，断墙边有一尊知识女神雕像，代表科学与革新—当年郑辟疆要改革的对象之一正是“村中蚕月里陈腐低效的生产迷信”，那是蚕种共育的巨大障碍。

　　多年以后这里也许会出土这尊女体像，就如湖州城南的钱山漾北岸，芦苇飘荡处的干涸池塘当年出土了良渚文化晚期的蚕丝制品，未来的考古家也许会从女蚕校遗址中发掘传统产业与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唇亡齿寒的一瞬。

　　学校本是郑当时改良乡村蚕丝业的培训根据地—实验田，育种基地……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也写道：“中国的技术学校，是传播现代工业技术的中心……技术学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困难是，除非新技术为人民所接受，否则单靠它本身，事业并不能开展……(于是)受过训练的学生找不到职业便反映了这种失败……”

　　这话让我再次想起目前已经停招的蚕桑本科专业，朱引根和杨佩华都毕业于那个专业，但我总觉得这其中有很多无辜的东西：什么是产业的失败，什么又是无用的教育，有多少逻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幻觉，错觉，有多少是借口，世界是否真的如其所见，如其所感，如其所是……

　　既然蚕丝业只是转去了更穷更广大的中国别处，只是在本地衰落了—它只是“被衰落了”，有启蒙传统的地方学校是否就该原地死去？—我在山东寿光发现寿光的农民，输出劳务时很多是去其他地方当技术指导，他们变大了；但当我访问中国农科院时，也有专家告诉我，如今的农科院有限的研究能力，也只能算是“北方农学院……南方鞭长莫及，旅费也有限……”，他们变小了；而目前所出现的结构性的用工荒，也说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滞后，而农民工老家的教育机构并无能力教给他们在外打工所需技术，当产业布局发生变化，职业技术教育并未跟上。

　　我也问起朱引根有没随“东桑西移”把吴江技术带到广西—“只本地华佳集团去办厂时，请我们去看过一次。”且因本地缫丝厂多已倒闭，这样的机会很少，而且“广西有广西的模式”。

　　一座通往如今荒芜的校园的拱桥也被保留下来，它就像胯下的有船的古运河水系一样至今有用才被保留下来，朱引根与杨佩华以前最常走去上课。

　　郑当年创办的蚕种厂却仍在，它仍有用，是江苏三大蚕种厂之一，先是公私合营，国营，然后又转到私人，当然，育种还是有指导站监督。

　　本地喜欢追溯现在这些工厂解放前的渊源，企业都是从那时候发源的，让我再次意识到那个乱世的民族工业改良的启蒙力量并非我先前所臆断的那么虚弱、渺小，以及他们的影响力也只是被中断、掐掉……作为启蒙力量的历史感被中断了，可终究，于现代中国，“启蒙”最不讨好，也总是不合时宜的干扰过程，救亡时则被视为“民族救亡”的“干扰”，经济起飞时则是“民族起飞时的自满”的“干扰”。

　　当我漫游在变成纯粹的工厂区的杭嘉湖平原，我的眼睛休息着，传统在表面已无甚可看，没有遗珠，当然也可去集中营一样的古镇，集中恶补旅游局想让你通过赝品来建立的旧时代的幻象与缩影。

　　许多湖也填掉，不下雨时，江南就像华北那样干，突起处是企业节省成本刻意造成的临时的丑陋，也正合企业家低调生产、高调消费的价值观，镇之间的风景如此荒芜，夜晚行车只有长距离的黑暗，平原断裂处以低矮的工厂伸缩门相连，像一排排金属牙齿毫无尊严地啃着地面。

　　这里只有单调的生活—你所能扮演的社会角色不过是老板或工人。

　　当然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老板，年轻的小女工也梦想做老板—发誓如果下辈子有个有钱的爹，不会重蹈对面派出所关着的吸毒的富二代的复辙，门外等候的农民般的中年人，正是这里的乡镇企业家，而你在对面超市里手握一把明亮的不锈钢勺子和一只新碗，这是你今生的穷爹给你人生第一份工作的礼物，送你去纺织厂报到，第一天……这是春节初八时，震泽镇上的场面。

　　但这里又无限地纯化你的欲望，甚至使我这书呆子也萌生了卖蚕丝被的念头，这么多原料，金山一样摆在面前，走几步就能挣到差价，你开始不惜耗尽自己全部体力来捕捉这个差价，你廉价地建厂，仓储，廉价运输，不择手段保这个利润，然后你突然想到，这里所有人都在这么想这么做，路上跑着的看起来俯拾即是的外地小工人实际上已经变得又贵又不够用，足以抵消你先前看到的那点地理差价，你陷入焦虑……

　　这还是自上海来的感受—中国的江南—但如自南京来稍微好些，因南京的群山、塔影一直延伸到相对安静的镇江，但一到苏州渐渐就像被飞速旋转的上海的力场夺走。

　　此刻在青草里这浅蓝色的启蒙女神，像还未在历史中褪为纯白的希腊雕塑，更像旧时光里素裙齐耳短发的蚕校女生，站在立缫机前的老照片多好看啊多沉静，那是个乱世，但似乎仍比现在的和平年代更从容得多，更不计得失。

　　郑的改革只是一瞬，在民国短暂的休战时期，他也并未升华为什么工业精神的启蒙者，只是计划工业中的一颗螺钉。后来我和江苏人(包括苏州的老钟表匠)聊天：在工业传统中，自古延续的传统，其实也还是江苏人对机器奥秘的钻研精神(浙江人更懂钱，江苏人更喜欢钻技术)，使这里的丝绸纺织企业，从文革中，比其他地方恢复得更早。

　　五

　　苏州大学里，蚕桑就只剩硕士以上的人弄了，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研究方向在变，开始更多转向比如蛹虫草，简单说是将含虫草素的菌类植入蚕茧，靠蚕茧的营养生长，六七天就能养成，据说可替代昂贵的冬虫夏草。其他设想包括提取蚕素的提取，发明新的美容品等。

　　目前老师们研究的这些新方向 “从茧子那一环就开始变了”，科学在玩别的了—这也让一直在基层实践的朱引根与“已并不存在的母校”有点疏远。

　　“我骨子里对蚕丝有感情。”朱引根说，“感情是一种文化……”—代代相传的御蚕术，这技术又建立在伦理所规范的家庭生产经验之上，以前媳妇过门，如不会养蚕要被隔壁笑话，在家里也毫无地位。

　　我记起茅盾小说《春蚕》里，荷花家成为村人唾弃的对象—因他们不好好对蚕，不讲方法，更不信仪式的重要，不去蚕会敬神，最终也没有养好，成为晦气的人，人们躲避他们，掩鼻而过，这种宗教色彩颇浓的道德审判，几乎可以和贞洁孝顺的拷问匹敌，这在过去是有害的，如今成了感情。

　　“对，有文化在里面，吴江这一代老人还总会有人养蚕。”

　　不去养的比较利益很多：一亩桑养一张种，春出80斤茧，卖800块钱，秋如果还有，可卖500，一年共1300。剔除劳动，蚕种、蚕药、蚕具成本剩800，还不算桑地管理，肥料成本，也许头眠二眠三眠熬夜喂蚕还得雇人熬—“养人也养不活，产业怎么会有？”

　　相比之下出租一块鱼塘，一年可收租金800。出租蚕室住人，一月能有一百多。养蟹更挣钱。

　　比较利益之外也有代沟问题，比如年轻人往往会认为蚕室消毒时会腐蚀家里的新房子等等—而与江南对照：广西农民原本的副业—甘蔗100斤才14元，所以桑蚕在那里还是很吃香。

　　……“即使如此，有文化在里面，吴江这一代老人差不多还是总会有人养蚕。”朱引根又把话说回来，“新蚕区发展快，衰落起来也比我们快。没文化没感情。”—比如不远的同里，1990年代初并无古镇旅游，羡慕吴江蚕丝，那时丝价正高，说上就上，“一万多亩上来，没几年，93年价格下来，96年同里桑蚕就全完了。为零。”

　　在江苏本地，桑蚕也从10年前的市场化大萧条开始转移到更贫困的劳动力更廉价的苏北盐城、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如今桑蚕这个副业在那仍比种粮强—“去了那像回到了我们的80年代，书记亲自主持计划生产，奖励政策，很怀旧。”

　　“但前两年苏通大桥一通，电子工厂开过去，海门的蚕桑也没了。江南新蚕区如今是移到苏北，但苏北的蚕桑也迟早会被其他行业追上，代替。“会去得很快。”他预言。

　　而当江南再无辗转之地，更大的迁移，当然是“东桑西移”，辗转去内地甚至西北，前几年就开始了，中国从富到贫，有多少个区域层次，就有多少次制造转移，旧风格的行政指令模式就会在地理中移动多少次。

　　中国丝绸早已是一种扶贫副业，而非古代，也非1990年代初空前绝后的那段成就万元户盖新房子的致富之路。在吴江如果还有人养蚕卖茧，那还真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爱好。

　　“我们江南这里人情已很薄，年轻人挣了钱不大给老人，老人得自立，平时家里的油盐酱醋的开销、给孙儿的零花钱，都爱从这当中来。”—但即使这零花钱，据说现也因为有了国家对村老的养老补贴，不需养蚕来挣了。

　　六

　　若是1993年以前，养蚕挣的可不是零花钱，是第一副业。

　　元明以降，一个标准的苏南农村家庭始终是“蚕桑之利，厚于稼穑”，明末，1斤丝可换3石米，1亩桑所得高于稻田10倍以上。即使到1920年代的衰退期—也是郑僻疆痛惜中国土丝质量差而破产时，1斤茧子仍可抵45斤米，1930年，一亩桑尚可抵2.5亩稻田收入……

　　而说到吴江村中1990年代那种半旧的二至三层的民居，也是1988年那段时期养蚕卖茧挣出来的；又有多少现在的领导，是那时靠丝绸外贸政绩上位的。

　　那是1980年中期至1993年。从出口增长看，貌似继鸦片战争后又一个外贸黄金时代—日本放弃了产丝，中国丝出口额又迅速增加。

　　但从发展机制看，实则一个疯狂年代：之前中国丝绸外贸是统购统销配额制，厂丝与茧子价有国家基准价的严定，产销与质量都算平稳，出口多少生产多少，1980年代中期开始，为多换汇(蚕丝当时与煤和石油并称“两黑一白”，三者直接换汇)，外贸权逐渐放松(中国出口型工业市场化开端之一应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外贸权承包化)—也因尚无国内中间市场，外贸权下放到各级外贸公司、乡镇甚至基层蚕种站。

　　后果是“大鬼小鬼”都参与到国际直接贸易中，换外汇成了地方政绩重要指标，国际市场出现大量中国新缫丝厂、绸缎厂、真丝服装厂内部竞相压价的局面。

　　平心而论，日本放弃之后，中国桑蚕丝绸再次垄断国际市场，即使是计划经济，“如平稳做下去，几十年增长的效益也比以前高好多倍……”—金永观说。

　　可笑的是一个行业垄断者不去争取更高端的服装成品产业权，不加快突破中国丝绸染整工艺的瓶颈(远不如意大利日本等蚕丝输入国)，而是一窝蜂涌向原料环节，并用比家庭工厂管理更粗陋的“乡镇+国营”的企业方式生产，大量出劣丝；即使做真丝服装，也争做廉价的水洗绸工作服，这一时扩大了低端销量，中国丝绸的国际市场也由此出现了表面的迅速增长。

　　“薄利多销。自己做贱了自己，把自己的市场毁了。”—这一点与化纤及其他面料服装对中端丝绸服装的挤压当然有关，也与国际服装商对丝绸价格的控制有关—无论市场如何波动，，一种服装成品相对原料始终保持高利润，我在美国左派记录片《解构企业》(The Corporation)中听说，耐克产品的“成本”中，“第三世界”的工人工资只占1/3000。但中国丝绸争取到成品定价权的路既迂回，又还遥远。还是继续向下转移吧……

　　当年郑辟疆若说有何精神去启蒙工业，那就是质量、精益生产……江南丝绸，唐朝那充贡的吴绫，元朝被马可波罗惊叹的世间最好的衣服，鸦片战争时作为奢疯英镑、美元、瑞典克朗的奢侈品，还有，那无数王朝的背影混合在一起的丝绸之路，又是什么值得走那么远送上那么几小捆……

　　“我个人观点是，我国把丝绸定位太低了，唐朝杜甫、李白诗里，财主、老人家……50岁以上的人才能穿的衣服，现在有了广西的量，于是还可以继续走低端路线，未来的内销市场仍是他们所期待的……”朱引根说。

　　据说，目前中国每年人均丝绸消费不足15克，印度超过25克，日本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达125克。人们期待中国丝绸未来消费量的增加，如能由目前年产两万多吨提升到四万多吨，就能与出口持平。

　　当然，这个古老产业劳动方式基本就这样了，劳动力和原料成本大致如此，只有地区差异—目前看来很大，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均质化，这个差异会逐渐减小—其他企业迟早也会开到广西去，改变那里的比较利益。迟早和苏南的现在、苏北不久的将来一样。

　　但终究非常可惜，中国丝绸没有在它前工业的安宁的黄金期，将自己价值固定下来，没有获得解释权，没有成为奢侈品，错过了就错过了，这一点完全不像茶叶和茅台酒，丝绸没有什么价值甚至也没有什么特性是坚固的。

　　具有定价权的国际市场也许并不是中国丝绸的敌人，而是中国丝绸处境的镜子，一种慢镜子，它的波动也是滞后的。

　　“1993年下半年的秋蚕在大约10年的黄金期之后首次大跌，自由市场的波动从此开始，先是减产，国营缫丝厂被迫转制，再是毁桑，缫丝厂的倒闭……”—比较利益早就没有了，国家也不再有政策扶植，政府的心都在更朝阳的产业—这时朱引根和杨佩华的口气有点像预测地球进入地震频发期，此后丝绸企业和蚕农的生存之道无非是习惯波动继续活下去，然后他俩开始念些数字，数字大起大落，有很多“0”，很多不同的单位换算，有时互相纠正，就突然有了点蚕校老同学读书争论问题的感觉。

　　这些数字十分繁琐，也没有多余信息，就是茧价大起大落，大起时，农民一时享到甜头，可有时涨价刚好赶上卖完茧，白涨了，但接着，半年后，秋或春的价格又开始跌，“很少蚕农能经得住那样的大起大落。不久毁桑。”

　　1993年以后，其中2006年的秋蚕暴涨到最高峰1700元一百斤，2008年加上金融危机影响，秋蚕又猛跌到400元一百斤。

　　我想起那些因荒废而放任病虫害却仍不毁桑的毒桑园主人，倒反而是有点在强自支撑、难能可贵了—“2007年到2009年，开始毁桑”。毁到今年，应该是稳定下来了，从1993年高峰期的15万亩，稳定到现在的3万亩。“这是最后一批‘3860’。”

　　随着这个群体老去，随着“3860”已经逐渐变成“3870”、“3880”……“都要变成村中的石碑”…… 我也见过田野、桑园里的青冢，是刚离去的老人—我记得这是太湖边村人自我调侃的话，而对我说此话的那个老摩托，活着的时候，是村里好事的泥瓦匠，喜欢驮着外地人看这看那看社戏，死了，他也会成为驮着石碑的兽，他讲这话倒也并不算亵渎老人，因为就是他们—既然养蚕无法变成年轻人爱干的挣钱的轻松工作—他们也的确就是苏南这边养蚕的最后一代人。

　　“3860”部队—我一边听朱引根说，似乎仍是一边在检验他们的情感，如何用感情延缓着本地丝绸业的衰落—他们年轻时也是蚕丝业稳定繁荣时，肯定也曾有荣誉和逐利之心，这荣誉和逐利之心到老也在，但总还是有些多余的情感—就好像人总要有真正的爱好才能完全填满空虚的闲暇，就像对某种老生活的习惯总是最后能战胜人不断去选择新生活的焦虑。

　　2009年，吴江指导站发种两万张给两万七千多户，平均每户不到一亩。

　　这小于一亩的印象，就是我走在震泽乡间偶尔看见的桑园的规模，几乎跟门前的一块菜地差不多，如果毁掉它，可以堆满门前两棵柳树之间的空，如果留着，桑树上会插一面国旗，这是近年江南乡村流行的新民俗，用来辟邪、避开人世的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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