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玄奘《大唐西域记》

　　文：邹波

　　朱引根与搭档杨佩华仍在蚕月来临前给蚕农上课，若有老人电话求助，就下村解决疑难。

　　一户做到，邻居做不到，病害还是会感染一片，所以，为一户蚕农的请求，也得摸黑访遍村里尚存的蚕户家。最要命的是主人不管不问不报告却又巴望明年茧价起来的桑园，荒着生虫却又不愿毁，往往是最难发现的毒源。

　　“指导站是事业单位，无偿服务，不是公司，这里只要还有一位老人养蚕，就服务到底，送技术到门，大学有了新品种也还要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给他。”

　　吴江蚕桑指导站副站长朱引根端直身子给我讲了一下午，一种堂堂正正的基层农官口吻，既一丝不苟又有些超然，不似本地缫丝企业家搅和在紧张中、焦虑挂在脸上。

　　一

　　江苏吴江是中国丝绸发源地之一，也是江南丝绸主产区之一，“育桑－养蚕－缫丝－摇经－丝织”这完善的工序，文献可考的历史有1470年(自唐朝吴绫充贡算起)。

　　明初官府鼓励，本地蚕丝业进入前现代化黄金期，苏州府主持的织染局发包至四野的乡村家庭，丝织术以苏州为中心辐射开—家庭生产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普遍应用，因劳动力市场与企业组织尚未成形，工业需求走在了前面—那时家庭养蚕缫丝已是第一副业，较富的家庭(丝织机比棉织机贵多了，台数是家财象征)也逐渐开始纺丝，工序完整的丝绸副业在民间生根。

　　以桑园分布为基础，吴江自古桑丝产区集中在西南，以震泽为中心，覆盖庙港、七都、平望、梅堰、桃源等镇，与浙江连成片。

　　明中期，震泽东三十里又兴起盛泽镇—丝绸集散的中心市场形成。

　　从此震泽养蚕缫丝，缫而不织，本地几乎每家都是蚕农、能自缫，也有部分家庭是单纯的经户(缫丝后再摇经成纺线，可织绸了)。

　　也从此，与震泽相接，盛泽织而不缫，苏南人坐商行销天下，本地几乎每家都是咿咿呀呀的机户，以“家庭工厂+市场”模式，苏南一带从此有了“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工业区称号。

　　此时苏州安心成为消费之都、大宗绸缎贸易港、精神独立于首都南京的文化中心，犹如今天的上海。

　　震泽靠太湖边的桑园(庙港为首)，发展得最早最盛，丝也最好，也是当年苏州女蚕校的学生在这里改良土丝、推广机器缫丝与蚕业合作社的地方，但如今也萎缩得越快。桑园锐减，蚕农锐减。

　　原因之一是太湖东岸南岸目前已禁止围养水产(除螃蟹)，于是鱼塘向东开始吞噬大量土地，包括稻田与桑园，同时湖边大工厂增加快过东面至运河的地区。

　　太湖沿岸再往东—这中间地带，既不靠太湖，又离上海还远，大工厂发展得比较缓慢，更多的是家庭生产的微小的彩钢板厂，这些板在汶川地震后向苏州对口援建城市绵竹大量输入—因此土地占用少，萎缩稍慢些，桑园显得稍连续些，但总的趋势都是萎缩。

　　运河以东是盛泽，已完全像是上海的工业化的郊区—或是当你自上海向西，杭嘉湖平原更是持久地像上海工业化的郊区—苍白多云天空下，工厂大平原，自古不再有桑蚕，如今更不会有。

　　吴江西南部运河以西这片老蚕区，也正是朱引根他们服务的范围。

　　二

　　即使蚕桑萎缩，指导站的工作日程中，你看到的还是貌似稳定的农时。

　　但其实这时间表早已是愿望、不得已的时势、本能的劳动习惯的混合，如《诗经》的《七月》，早已是政府指令、农民习惯以及季候因省了能愿动词，囫囵说在一处，仿佛很自然：

　　二月天气预报，预测本地今年气候，等商务部蚕茧指导价。

　　1988年外贸权放松，本有保护价性质的基准价渐成参考作用的指导价—当外贸权以区域承包形式下放，地方中小缫丝企业速增，刺激了丝绸过剩生产，刺激茧、丝原料过剩生产，导致互相压价的茧子大战，在外贸中则是中国人自己竞争压价，为了多卖，以量创汇，如此，新企业的硬需求一发不可收，国家想管住茧价这头也管不了了……之后又有了茧丝市场，炒买炒卖，“老外也不敢来了”，加之近年茧子行情波动大，地方茧丝市场多有利用缫丝企业的原料焦虑，非法搞期货之事—这也为后文提到的庙港缫丝厂埋下祸根。

　　如今国家与蚕农都无定价权——丝绸大行情由国际市场定，区域原料价由本地二三茧子老板和茧丝市场定—“是的”，朱引根他们试过了，“蚕业合作社也没有用……一大帮老人跑到茧子商那里，还是碰壁，还不了价”。没有定价权则导致市场长期为买方主宰—自由市场最矛盾的本质正是：它在这自由里立刻—无论是按丛林法则，还是因自由的不彻底—都会产生操纵和垄断自己的“寡头黑社会”，庄家参赌，破坏了自由。

　　二月里来，广西指导价却先到广西，那里终年暖和，一年都可养蚕，能有十几季蚕。那里的桑不似江南桑树委婉向上如龙爪槐或小柳树，而是像韭菜匍匐，割了一茬又一茬。

　　吴江本地在1980年代承包前有5季蚕，如今萎缩到两季，有的乡只剩一季春蚕—本地劳动力成本又高，目前广西、广东价格既高，产量也大，成本又低—“这是东桑西移的后果之一”，不但产地移走，市场，价格和利润也移走。

　　但总之，作为1993年后正常的大波动，2010年全国茧价将仍因2008年大跌继续反弹，对蚕农一时又是好消息。但有多少蚕农坚持等到这好消息？

　　计划经济时代……确切地说是在计划向市场过渡那几年，也即上文所述外贸开始放开那几年—地方政府仍可率性以压倒一切的行政手段实现地方财政利润与外贸政绩，此时指导站权力最大—那时下去工作，乡镇村书记陪同，书记该唱红脸还是白脸，由指导站同志定。

　　目前早已没了这样的“劝农”过程—老人爱养不养，书记爱养不养。朱引根他们下乡，也不再有书记陪同，接洽的是村农副业干事，即使连干事对蚕桑也有点心不在焉了，心里装的同样是“电子厂、化纤厂、印染厂、羊毛衫厂、家具厂、鱼塘、螃蟹、地租与旅游度假村……”

　　但朱引根他们照旧工作，尽管“能调动的资源越来越少，村里土地紧，连开辟试验田、示范田也很难了”。

　　“吴江为什么不学广西搞集约化？”

　　“广西的土地规模江南无法效仿，江南土地已支离破碎，20年前的蚕桑收入盖起的私人楼房，动不了，况土地都优先给其他工厂。这里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私产的坏处，我想起曼谷的导游指着杂乱的城市对我说，到处是私产，所以格外凌乱，无法整体规划。“但自由使这里僵化。”

　　三月中旬指导价到吴江，但种与不种的理由，蚕农已由去年行情自己推知。

　　四月指导站开始指导种桑：施肥，除草，同时，蚕种厂催青、统一密闭饲养，蚕苗格外脆弱，据说一阵携带工业废气的轻柔的南风吹上几十公里，也能毒死整个蚕种厂的蚕苗；加上江南四月夜正寒，天又湿，还需给蚕室补温度。

　　五一前后发种。种一定是本地指导站发给本地用，浙江茧子不能用到江苏—“是考虑蚕种会水土不服”—蚕种到手后不得倒卖，育种发种是产业链中惟一保留外贸统制“考古学痕迹”的环节，茧发完后，指导站对蚕农不再有控制权。此后全靠市场—茧丝、丝绸、真丝服装企业全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六月卖茧。每十几公里会有一个茧站或取得收购权的缫丝厂，茧价略有差异。100斤可能会有10元差价，蚕农衡量运费后多半还是就近卖掉，也因茧子要保鲜出丝才好，这个规律也决定了前文所说震泽与盛泽的产业分工：茧子立刻就地缫丝，免得蚕破茧而飞，然后运到交通方便的市场慢慢加工成绫罗绸缎销售。

　　春蚕得益于冬季严寒的灭菌作用，产量和质量都好，也好养，价格也高。

　　卖完茧后，吴江的夏天已是蚕桑的空白。夏蚕在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实行就没了。因为春蚕之后桑叶还来不及增叶太多，蚕吃不饱，茧子质量也不好，卖不出价，更不值得养蚕了。夏天这段“蚕闲”，指导站可以给有积极性的老人和妇女上上课。

　　9月1日发种的秋蚕也是已要甩掉的"鸡肋"，因为9月1日，桑叶的病虫害也准时开始肆虐。这让我想起上半年的早春“惊蛰”这个神秘的节气。

　　蚕宝宝吃桑与打药时机冲突了，于是只能40%的桑叶用农药打掉害虫(蚕螟)，60%的病叶给蚕吃，秋蚕减产仍不可避免，加上价格过低，如今吴江许多蚕农已放弃秋蚕，只剩春蚕一季。

　　今年指导站最重要的项目是“秋蚕春养”，这是在前几年秋蚕改良的基础上的巧思—集中优势兵力—将最能抗病害的秋蚕，放在病毒相对较弱、产量较高、茧价较高的春季(通常是秋茧价的两倍)，当成春蚕来养，实现单位产量和效益的最大化。一张蚕种增产6.6公斤。2009年已普及吴江本地至蚕种的86%。

　　于是，在秋蚕几乎放弃的情况下，秋蚕种开始大量发给春天—双倍力保春蚕的“稳产”，在无甚新品种可用时，这算是蚕宝宝内部优化组合。他们还与银行合作为蚕农提供蚕桑保险，保的不是市场和价格，而是传染病、自然灾害及桑树死亡或桑业减产导致桑蚕死亡。蚕农将按桑蚕不同生长期的赔率获赔。

　　当然上述一切努力工作都逃不脱大前提—吴江蚕丝业总体规模已大大萎缩：吴江本地的产能已从1993年“黄金期”的32万张种，减少到2009年2万多张种；桑园由1993年的15万亩，萎缩到如今的3万亩。

　　这个趋势容易完全归咎为“全球市场在萎缩”以及近几十年化纤纺织对丝绸市场的挤压，沿着这一观点，人们又会和你谈到诸如日本年轻人对和服的厌恶、日本如何费力地想复兴和服的传统使中国受惠—1980年代后期，日本的蚕丝业开始停滞，主动放弃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另一角度看：日本的退出也使中国继鸦片战争之后的那段时期再次垄断世界桑蚕丝市场，“这个趋势，巴西或者越南这样的小竞争对手，一时也改变不了”。

　　在中国地图上，更明显的现象却是：中国桑蚕缫丝业已由浙江、苏南这样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高、土地价格昂贵的老蚕区，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广西、四川甚至西北转移。产量的重心，也由江南转移到这些新区。这是中国国内的制造转移，“广西干得正欢。”—“这也是日本无法效仿的，日本国内无处可转”，只能由出口国变成进口国。

　　但就吴江这样一个政府已放弃政策扶持的老蚕区来说，蚕桑指导站这种基层手把手的政府技术指导、政府对生产的规划、管控(尽管极为有限)还存在，倒真是格外难得。

　　因为这样的“国家指南和管理”，目前在许多农业产业中已消亡，标志是农机站的撤消、科协的副业公司化(开始像江湖卖药者)、农业协会的瓦解—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上的转型。

　　蚕丝交易虽已市场化，却因蚕丝生产特殊，若真没了政府在源头的蚕种统制，这个产业就会废掉：“甚至在茧站的一个庄口，蚕种差异将导致茧子无法统一，没有统一而混合起来的茧子，出的杂丝就是废品。”

　　蚕丝—一个根儿上如此脆弱的古老产业，从根子上需要国家，如果要存在一天，大概也继续需要国家来“接这个生”。

　　三

　　也因此，全额事业单位—吴江蚕桑指导站继续运行。养蚕育桑的新成果仍从苏州大学传到站里—虽没以前丰富—新成果通常先在指导站的实验田(部分在蚕农桑园里)实践，新品种也要先试种，等适应本地环境才推广到民间。

　　苏州大学算是朱引根与杨佩华的“母校”—因为他们真正的母校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在1995年并入苏州大学。本地其他一些历史久有影响的名校也被本来单薄的苏州大学蛇吞：比如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

　　苏州蚕桑专科学校的“前生”是南京人史量才1904年办的上海女子蚕业学堂，那时他尚在上海的《时报》任主笔，笔伐满清，同时支持实业，以自己杭州蚕桑学堂毕业生的知识背景，发展蚕桑职业教育。1911年学校改公立，迁址吴县浒墅关，定名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简称女蚕校)。

　　1912年史量才接手《申报》，全力投身刀光剑影真实无比的新闻业(直到1934年被蒋介石暗杀，据说此后报界再无敢与蒋介石作对者)……1918年，他力邀吴江盛泽人、留日归来的蚕桑专家郑辟疆来当女蚕校校长。

　　那时中国与日本的蚕丝产量加在一起，占世界产量的70%。

　　那时在中国丝绸产业中，养蚕与缫丝这两个环节下来的产品，大部分还以家庭手工丝为主—每个时代都有人赞美中国丝，认为它“最纤细、最匀称、最坚韧，也是最光亮的纤维”，不懂者甚至误解为手工导致的精妙—可原料的本性应是齐整无杂质，又不是刺绣。况且这赞美应放对时间—一切好都是相对的，历史的，暂时的—是的，在手工丝时代，甚至在鸦片战争后六十多年里，中国丝的确是世界最好。

　　机械丝又叫“厂丝”，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机械丝一出，匀度和韧度都比手工丝要好多了。

　　日本明治维新包含了工业革命，包含了平民头脑启蒙，包含了机械丝生产的普及，改革自上而下，还包含经济体制、官僚结构、教育体制、社会舆论、风俗导向，系统推进。

　　维新后日本开始成为生丝生产国和主要输出国，到1905年，日本蚕丝出口数已与中国丝出口总额差不多。1909年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生丝输出国。举1931年为例，中国年产22万吨，日本年产36万吨。

　　郑当时已深感中国蚕丝中“农户手工丝质量低劣，比重又高”，上任就开始在学校当地建立蚕种实验场—与他的学生、后来的忘年妻子费达生一起改良中国蚕种，以抵御日本厂丝对中国手工丝出口的挤压。

　　我永远记得郑辟疆后来的内弟费孝通在他的人类学文体的《江村经济》中写道：“中国的进步从来都是通过改革进行的。”

　　费考察如此静态的一本书其实是这样一个改革事件：姐姐与后来的姐夫郑校长及女蚕校学生技术员从1923年开始，在震泽庙港开弦弓村组建蚕业合作社，兴办乡村工厂，改良中国乡村土丝。当时阿姐劝他来开弦弓村排解云南丧妻之痛，顺便考查故乡的村落。

　　《江村经济》用马林诺夫斯基的“促使变革的外力—变化情况—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三栏表记录了改革过程、条件和结果—列表中，“促使变革的外力”包括：世界经济衰退以及蚕丝业在世界范围内“科学工厂化”、江苏女蚕校是“发起变革的积极力量”—她们将知识和计划性运用到乡村生产的实践中。

　　她们得到地方的支持—作为“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本地农民在当时蚕丝国际贸易中感受的“与城里工厂的厂丝竞争的失败、破产”—而作为农民的领导人，开弦弓村陈村长与震泽镇沈镇长 “在1923年的夏季例会中向镇改进社建议，应设立一个教学中心改革养蚕方法。拨款600元。”这与女蚕校推广部的改革计划相合。

　　于是改革在1925年春开始，女蚕校学生还乘载有桑、丝、种、具和改良木制脚踏缫丝车的两艘木船踏着江南的春水在运河沿岸宣讲新技术。

　　《江村经济》记录了女蚕校专家的回忆：“传统方法养蚕，各家育种，房屋机器都未消毒，温度湿度得不到调节，喂养无规律……在坏年景，只有30%的蚕活到结茧，吐丝也少。”—对此，她们的改革内容包括通过蚕农自由入股的蚕业合作社，实现专家供种，蚕种共育。这保证了后来本地缫丝厂原料的纯度。

　　之后是缫丝环节—“缫丝是把茧丝纤维抽出，把数条纤维合成一根丝线供织绸用……一开始并没有想办工厂，而是继续在家里劳动。”最初是将手摇缫丝车变脚踏，但这种改良丝仍卖不好，在1928年继续下跌。

　　于是“我们从实验中了解到，除非有一个用蒸汽引擎为中心动力的自动缫丝车间，质量不易达到出口水平……所以我们决定在村里建一个现代技术的工厂，引进日本自动缫丝机……工厂不要大，要在村里，用当地劳力，当地原料。如我们能用便宜劳力生产与大厂同等质量的生丝，就能同城里工厂竞争……1935年，这个厂的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

　　此外在“变革外力”的列表中还有“政府意图”因素—国民政府当时正急于平衡中国国际贸易—这可能再一次是“工业革命的替代品”，迟至外贸环境如此恶化才开始改革这“共和政体”前工业社会的“乡脚”。但本该政府施行的经济改革、工业改革，变成半民间半官方的行业委员会改良，政府只拨款却束手无策，更谈不上成为老百姓的指南。

　　后来一些知识分子、实业家志愿填补了中间的智力空白，在一些乡村自己开始实践—如晏阳初的定县实验，还有张謇的南通改良。

　　郑的土丝改良也是当时乡村建设的一部分，开创了乡村企业的传统，提高中国乡村蚕丝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农民合作以及农民股份工厂的形式，一开始就建立了保护农民利益的乡村企业，并及时返利分红给参股农民，同时通过慷慨的技术培训，使农民自愿放弃旧习俗，短期内就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改革得以在农民中推行。

　　相比之下，在一衣带水的浙江—几乎同时，南浔丝业大亨张静江任民国浙江省主席，也开始蚕桑统制改革，成立浙江蚕桑改良场和杭州丝厂，但严禁农民饲育土蚕和缫制土丝，要求农民全部出卖鲜茧。

　　政府政策又流于粗暴—因实施的方式过于严苛，也缺乏补贴政策，严重刺伤了蚕农，“育蚕无利，相率砍伐桑树，另种庄稼。”张静江也成为当时进步文学中的反面角色。

　　费孝通在观察开弦弓村乡村改革时领悟了“乡村企业”的大意义，这一思路他每次回开弦弓就重申，让村民用好的“副业传统”，免于稻田经济的贫困，并就地创业，“乡村工业”这一思路则逐渐融入“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等调和了城乡利益之后的新概念中。

　　中国乡镇企业大规模兴起却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为自由所驱动，但并未逆转外出务工的潮流，因城市发展还是更快更吸引人，于是乡村社区还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瓦解—变成老龄社会，而这些老人，就是吴江最后一代蚕农—俗称“3860部队”。“38”指女性，“60”指的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回到1935年—郑的土丝改良后，震泽乡村企业从此能生产大工厂出的“白厂丝”，同时他倡导的新技术也由改革试点—开弦弓村(乡村缫丝工厂示范基地)与女蚕校所在地浒墅关一带(蚕种改良示范基地)—再次如当年苏州向江南传播丝织术，辐射至苏南浙江的蚕丝产区。

　　但对照明治维新，本该伴随民智启蒙、民权改善与经济改革的工业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终究只以乡村建设这自下而上、限于技术层面的工艺改革出现，之后又多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断、掠夺、毁灭，其后的计划经济年代也并未根本振兴产品价值，中国丝绸的黄金时代甚至改良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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