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5：

　　(人物)

　　1，

　　能人马胜利的晚境

　　在计划经济年代，马胜利算得上一个商业传奇。可事实是，在石家庄这座不大的城市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马胜利，更多的人已将其遗忘。

　　撰文：岳巍 图片：CFP

　　到栗新小区，就等于找到了马胜利的家。小区门卫很平淡地告诉来访者，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很久没有出现在保安视线中的马胜利，就住在这个以石家庄造纸厂职工为居住主体的老旧小区的某栋楼里。

　　尽管对于石家庄乃至整个中国，马胜利都算得上一个传奇。可事实是，在石家庄这座不大的城市里，很多人并不知道马胜利，更多的人已将其遗忘。

　　马家的门关得很紧，敲了很久，才有老妇人的声音传出，“谁啊”。然后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老妇人才将灰色的防盗铁门打开一个细小的缝隙，从里面钻出来，然后身手敏捷毫不迟疑地将房门回身锁上。

　　老妇人是马胜利的夫人，花白的头发刚刚烫过不久，问过来访者的意图，她用戴着镶嵌有祖母绿纯金戒指的右手接过来访者的名片，审视了十几秒钟，说：“老马不在家。他现在身体不好，等他身体好些了，会给你们打电话。”

　　然后，她敲开邻居的门，说是要找邻居一起外出，闪身进入，仿佛担心当着我们的面打开自己的房门会有什么秘密泄露出来。

　　只是，马胜利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作为曾经的风云人物，他的举手投足都曾被广泛报道，即便落魄时，仍被媒体关注，只不过被当作了反面典型。

　　时间回推至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一个有着800名职工的国有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为了17万元的利润指标而纠缠不清。时任造纸厂供销科长的马胜利在厂门前贴出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要求承包造纸厂。这份决心书的直接后果是马胜利被视为要抢班夺权。

　　半个月后，时任石家庄市市长的王葆华带领一百六十多人在造纸厂召开“答辩会”， “组织上”对马胜利的经营策略表示认可，当场宣布马胜利为石家庄造纸厂厂长。

　　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马胜利承包的当月就实现利润21万元，他把承包指标主动从当年的70万元提高到140万元；第二年，实现利税280万元，又比1984年翻了一番；1986年，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仍然完成上缴利税320万元；1987年，实现340多万元。

　　马胜利成了名人，石家庄造纸厂成了样板企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者以为看到了一条通向对岸的捷径。于是，不少经营绩效差的企业请求马胜利跨地区承包。1988年，“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全国20个省承包了100家亏损的造纸企业。

　　4个月之后，马胜利造纸集团开始出现亏损，先是浙江，后是贵州，接着是山东。当年8月，16家企业退出了这一集团。像是多米诺骨牌，危险终于累及马胜利的大本营，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三百多万元。1991年5月，马胜利营造的“造纸托拉斯”土崩瓦解。

　　这失败打破了“一包就灵”的神话，马胜利的传奇也随之烟消云散。

　　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厂长的位子上又坐了4年，直到某一天突遭解职。

　　之后的日子里，马胜利在回民街卖过包子，据称曾有月入3万元的业绩。两年之后，他开办了马胜利纸品经销公司，经销“援旺”与“六月雪”牌卫生纸，这无疑是对解职怨愤难平后的创业冲动—没有任何悬念，这个公司连同这两个品牌在某一天静悄悄地消失了。

　　马胜利再一次站到聚光灯前是2003年底，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以年薪100万元的身价，聘请马胜利再度出山，任该集团一家造纸厂老板—外界称为马胜利“被承包”。

　　而今马胜利谈起那段经历时已经很低调：“刚开始说办一个厂子，如果办我就想给他帮帮忙，后来也没搞起来。那是国有企业，什么事情也都不是汪海一个人说了算。”那时候，马胜利离开市场也已经10个年头了，也许他还是过去的马胜利，但市场已不是他所熟悉的市场。

　　当年让马胜利风光无限的“一包就灵”已经被他自己证明并非万应良方，计划经济下仅依靠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获取利润的方式如今也已行不通了，无论能人马胜利承认与否，他都无法再次成为真正的主角。

　　2，

　　商人程大伟的追求

　　“石家庄很质朴，也很土，缺少文化土壤，但它就像沙漠里的小草一样成长，顽强、感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实话，要找到一个地方的人比石家庄人还好是非常难的。”

　　撰文：陈培婵 摄影：罗健

　　迈出电梯的那一刻，我和摄影师的心都沉了一下。这座外表富丽堂皇的大厦内部，从入口到大厅、从电梯到楼道，很难找到“上镜”的背景。

　　程大伟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叫财富大厦的高楼的15层。

　　广安大街，上世纪80年代，这儿还是石家庄最著名的集贸市场，而今，国际大厦、世贸皇冠酒店、财富大厦云集于此，俨然变身高档商务区了—在石家庄，两侧全部是高层建筑的街道并不多见。

　　推开雅歌公司的门，忽然进入另一种意境，绘画出身的程大伟把办公室装饰得极富艺术气息。他为我们泡上正山小种，招呼我们在Google Earth上看他当年走过的内蒙古乌海。

　　这与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有所出入，头一次见到程大伟是在石门公园内的茶社。读过梅洁的《大江北去》后，程大伟想尽办法希望能和梅洁见面。几天前，梅洁恰好来到石家庄，大家约在茶社聊天。

　　“梅老师，你说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追求‘悲情主义’？”甫一落座，程大伟便问。

　　就在几分钟前，程大伟刚拭干眼泪—梅洁读起自己的作品《童年旧事》：“很难过，我们都长大了……真真没想到，临别时，阿三能讲出这样动情的话。然而，他的样子却很淡漠，很平静，甚至可以说毫无表情，只是眼望前方，静稳地打着方向盘。这种不动声色的样子使我很压抑……”

　　于是今天我追问程大伟，“你为什么喜欢‘悲情主义’？”

　　“我感慨刘德华唱的一句歌词，‘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写的就是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很平淡，但是让人心酸。”

　　程大伟是江苏人，原本是江苏盐城工业学校的一名老师，教水粉、雕塑和广告课程。“南方城市看习惯了就看不到美了，我喜欢那种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悲怆，很美，那时候总是追求一种悲情主义的东西。”

　　在石家庄工作的同学让他“来这里找找感觉”。29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北方城市—天是灰的，空气是雾蒙蒙的，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环境不好，可在他，这是艺术上的另一种美。

　　婚后他与爱人甚至各自奔赴广东、江苏再次发展，1997年，他们最终把家安在了石家庄，2000年前，程大伟创办了以建筑装饰为主业的雅歌环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而今，在南方发展的一些同学甚至学生都超越了他，无论物质财富，抑或艺术声望。

　　程大伟并非不介意这些。他提到了自己的老乡，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人家也是搞艺术的，我也是搞艺术的”，自叹弗如。

　　矛盾，纠结。

　　在外人眼里，石家庄绝不是搞艺术的好地方，哪怕是现在雅歌所做的建筑装饰，“做得前卫了，人们接受不了；传统了，大家又觉得没有新意”—雅歌的创意空间，就在艺术、商业与石家庄城市文化之间来回磨合。

　　既如此，“为什么不离开石家庄？”

　　“石家庄很质朴，也很土，缺少文化土壤，但它就像沙漠里的小草一样成长，顽强、感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说实话，要找到一个地方的人比石家庄人还好是非常难的。”

　　单听这些话，必定有几分矫情。不过想想也是，朋友、积累、资源都在这座“并不雄浑”的北方城市，要离开势必伤筋动骨，“到了南方就一定会更好吗”。

　　来石家庄是追求“悲情主义”的，不想一语成谶，“悲情主义”常伴左右。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却越发怀念南方的秀丽了。

　　3，

　　杨辉：被先锋并被和谐着

　　杨辉应该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愤青)，但他的确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为石家庄这个依然在去乡村化路上努力的城市，增添了些许的波希米亚气息。

　　撰文：黄茂军 摄影：罗健

　　杨辉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城市批判者，如果真要说理想的话，可能他更希望把自己现在这样一个艺人身份，拔擢到艺术家的段位。

　　石家庄城南有家叫“碧海云天”的洗浴中心，每天22：00，它的演艺厅都进入“杨辉时间”—这位壮硕的光头DJ，以观众意料之中的中气和意料之外的灵便，调动着整个演艺厅的节奏与气氛，似乎张嘴就来的俏皮话与荤腥段子，其实很多都不是即兴创作。杨辉承认，每天登台前，他都得在心里“串串词儿”。

　　“这些人有很多是冲我来的。”

　　杨辉一指那些穿着浴袍大呼小叫、拍手跺脚的观众，很是得意。不久前，有个人挥着一摞钱，点着名喊杨辉来段《石家庄之歌》，杨辉说，“这不勾我犯错吗？”当时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说石家庄有个唱粗口的歌手被当地公安局给抓了，因为他唱石家庄“桥东倍儿JB脏，桥西真JB乱，桥东桥西当中间儿，一破B火车站”，把市长给唱恼了……

　　杨辉说其实只是被找了去谈了谈话，要求他别再演唱“不健康的东西”。

　　杨辉后来按照要求创作了一首健康版的《石家庄之歌》—现在在网络上，依然能找到杨辉自编自唱的这两种版本的《石家庄之歌》，要命的是，不健康的显然要比健康的更受欢迎。按网友的评价：因为前者“唱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而后者则完全是一个“被和谐了的宣传品”。

　　了解杨辉的人都知道，他无意主流。

　　尽管他出生于文艺世家并在一个文艺机构里长大，尽管他不及弱冠就登台献艺并因此14岁就被特招入伍，但当他真正成年、正式踏入社会时，天性在弄人的命运面前占据主导，不喜欢被约束的杨辉却到底被主流社会修理了一把，他被迅速边缘化……这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男人，对合辙押韵的文字却有着本能的运用，他利用了这点天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立命安身的支点。

　　杨辉进入这个支点多少有些宿命，至今他的后台，还挂着一副他4岁就开始呱嗒的快板，与它同在的还有一副尚未撕掉标签的乳罩，几顶五颜六色的假发，满满一架子的演出服和到处可见的涂鸦—不同的是，反叛的涂鸦在这里，更多的其实是些顺口溜似的北方方言韵文，类似“六哥六哥得比呵……”

　　凌乱与临时，匆忙和散漫，厚厚的灰尘下有难掩的风尘，很江湖，同时你也可以解读为很先锋。

　　朱大可在他的《流氓的盛宴》中曾经描述说：(上世纪的最后10年)地下摇滚流氓的崛起，取代了昔日先锋诗歌的地位，年轻的愤青大多不再选择写诗，而是进入更具感官刺激的音乐领域，以更加多元的声音织体(语词、乐音、演奏噪声和砸烂家具的声音)改变了诗歌单调的维度，这不仅意味着反叛吁请着一种更加极端的形式，也意味着“言说”(歌唱)替代“书写”的年代已经降临。

　　杨辉应该不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但他的确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为石家庄这个依然在去乡村化路上努力的城市，增添了些许的波希米亚气息。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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