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大佬温州那些事儿

　　南存辉、何建国、高天乐、周成建、陈时升、张朝荣、黄伟建，这些瓯越大地上的资本英雄，让温州企业历史从家族跨入现代集团，从偏安东隅推向叱咤全球。

　　文     本刊记者  侯君   温州报道

　　温州历史是一部民营经济发展的进化史，从家庭作坊起步，完成资本的积累，然后在胆大敢闯的精神推动下，或走出温州，或跨区域发展，以实业家和投资家的身份分别演绎资本连续扩张的神话。

　　这似乎与温州之外的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不过，温州人却在中国资本势力扩张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与众不同、令人侧目的神话，如同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野战军。

　　南存辉、何建国、高天乐、周成建、陈时升、张朝荣、黄伟建，这些在温州名头响亮的大佬，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瓯越大地上资本英雄的代表，他们或因技术而兴，或因创新而富，或因独辟蹊径崛起，或因长于谋划立业……

　　与在海南淘金后来发迹的那一批大佬不同，温州人并没有遭遇类似于海南泡沫的侵袭，也就少了惊涛骇浪、令人荡气回肠的经历。但近年国际经济环境引发的危机，让所向披靡的温州资本呛了几口水，也算是给他们波澜不惊的投资人生补上了一抹彩色。

　　悄然间，中国经济已经走入资本时代。一代接一代的温州资本英雄，如同澎湃的波涛，一浪接着一浪，前浪花开，后浪追来……

　　柳市春潮

　　雁荡山南麓的柳市镇是一个草莽辈出的地方。

　　这个偏居东隅的小镇，养育了一大批后来叱咤中国商界的精英，南存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3年，南存辉出生在一个鞋匠家庭，童年在半饥半饱中度过，如果不是一场家庭变故，他初中毕业后应该继续求学，但一切因父亲受伤卧床而改变。作为家中长子，南存辉13岁就被迫为家庭而弃学谋生。

　　以父亲的活计求生，南存辉修鞋修了3年。这3年，也是柳市低压电器蓬勃发展的三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倒买倒卖电器元件的推销商，将柳市的产品送出去，然后收钱回来，一趟下来就能收入近千元，赚钱比做什么都容易。不过，当时的南存辉并不明了其中的门道。

　　柳市电器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文革早期。有据可查的是，1969年前，一些柳市农民冲破人多地少的资源束缚和重农轻商的思想意识羁绊，涉足低压电器产销，出现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以1969年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成立为标志，柳市迈开了其打造“中国电器之都”的矫健步伐。

　　与美国通用电器同名的这家电器厂其实只是一顶“红帽子”，下面挂靠着30多个生产车间和销售门店，在那个谈论私有经济都不行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可谓重大创新。

　　以通用电器厂为基地，柳市一批有勇气的农民开始下海搏击，并推动电器厂快速发展。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达到了1个亿。在那个市场经济处萌芽期的年代，温州人以电器开道，以柳市为起点，向全国开拓通道，一条连通世界的电器走廊越来越宽。

　　通用电器厂每年都会评选先进，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店予以表彰，其10位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某某大王”称号。

　　温州经济史上著名的“八大王事件”即来源于此。据温州本土学者周德文介绍，“八大王”其实有十人，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 、“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 、“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电器大王”郑元忠。

　　这些缔造了“中国电器之都”基石的先行者们，将柳市电器铺向全国并将荷包撑爆的同时，也在将一把“姓社还是姓资”的大火引向自己。

　　那是一个敏感的时代，但农民出身的“大王们”并不具备政治敏感性。“螺丝大王”刘大源装上了柳市第一部电话，区长的电话也没刘的好用；刘还购买了柳市第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呼啸穿过柳市大街，警察都以为是大人物家子弟。“合同大王”李方平重金修建的豪宅，被人批评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灾难源自小部分人拥有远超普通大众的私人财富和与公有经济相悖的私营经济。1982年初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使温州尤其是柳市沦为重灾区。浙江省副省长袁芳烈被任命为温州市委书记，直接指挥这场暴风行动。

　　历史文件显示，当时国务院要求：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昔日的荣誉成为暴风行动的行动指南，“八大王”直接被定为重要打击对象，史称温州“八大王事件”。虽然此事件只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段短暂的插曲，但对于温州人而言记忆深刻。

　　很多报道和传记都描述了暴风行动之下“八大王”的遭遇，而《温州样本》有如下精彩的叙述：“五金大王”胡金林第一个做出反应，他扛上一袋6万元现钞，主动找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胡以为这样可以给工作组一个交待，可是事情的发展方向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大街上挂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的横幅，有三四年没有响过的大喇叭整个白天不停息地用强硬口吻宣传政府的大政方针。看到苗头不对，胡金林干脆关了门市部的卷帘门，带上新婚妻子去全国旅游散心。

　　两周后胡金林回到柳市，发现税务部门在他的门市部水泥柱贴上一张白纸红章的文件，通知营业税调增近20倍。又过了一个月，工作组告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各种渠道传来的消息都直接或间接表明，胡金林将是下一个整顿对象。此时，其他的大王们已经陆续被叫到工作组，且进去就没有再出来。某日黄昏，一要好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他家门口，停下来小声说：“不行，要下大雨啦。”然后迅速骑开。胡金林转身奔回屋子，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连妻子也来不及告别就仓皇出逃，开始了两年“没有目的地的旅游”。次日凌晨，警车浩浩荡荡地停在他家门口，胡金林早已逃出柳市。两个月后，公安部全国通缉胡金林，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

　　胡金林到处流窜了两年后悄悄溜回柳市，当夜即被捕获。警察告诉他说：“通缉令还在，必须抓你。”第二天，乐清广播站报道：“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在监狱，胡金林被关在重刑犯单间，他彻底绝望，甚至做好判重刑乃至死刑的准备。谁知道66天后，他先取保候审，然后案件撤销。

　　其他几个大王也一度亡命天涯，但相继落网。最早被逮捕的是最年轻的 “矿灯大王”程步青，他后来被五花大绑押上公审大会的高台，接受批斗和唾骂。

　　数据显示，到1982年年底，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6.4万多件，判刑近3万人。随着政府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主的重治，源自民间、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遭遇重大挫折，包括柳市在内的温州经济呈现万马齐喑的萧瑟之气。

　　政治上的高压，直到1984年才慢慢缓解。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当年将“八大王”送进监狱的市委书记袁芳烈经过两年的调查和感悟，主张“‘八大王’案若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在袁芳烈授意下，温州市政法委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复查“八大王”全案。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之后，温州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宣布“八大王”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风云际会

　　气候转瞬间变了。

　　此时，南存辉从商的领路人胡成中23岁，他已经沿着柳市的电器走廊练脚了六年。作为那条电器商路上的先行者，在号准了电器市场的脉搏之后，年轻的胡成中并不满足于电器推销员的角色，他找到南存辉，想约这个小学读书时的班长大干一场。

　　与南存辉早经苦难一样，胡成中几乎在同一时间因贫辍学，跟随父亲学习裁缝。这对在小学是同班同学的年轻人，再次携手是在短暂分别几年后。在各奔前程的日子里，胡成中后来转向了电器销售，这个由出生地和时代确定的行业伴随了他一生。

　　南存辉是一个低头补鞋者，虽然年幼的他并不甘于一辈子做着与臭鞋打交道的行当，但家庭生活的压力，逼迫他放弃了一度冲动的梦想，直到胡成中在街头找到他。

　　柳市电器的快速发展，令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纷至沓来，南存辉感受到了来往客商跃动的鞋板和哗响的钱袋，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抬头的机会。

　　1984年，21岁的南存辉与大他两岁的胡成中分别出资1.5万元，合伙创办了求精开关厂，这是日后成为中国低压电器排行第一与第二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的前身。“求精”意即制造质量合格的精品，从起名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南存辉一生的命运。在那个商业空气并不清新的年代，南存辉的洁身自好，更显得难能可贵。

　　南存辉和胡成中的开始，选择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当政策再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时，聪明的头脑和改变贫穷的渴望，成为其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学界指出，放宽管制，使得1984年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这一年，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器厂当厂长；这一年，柳传志在20平方米的小传达室中创立了联想的前身；这一年，王石在深圳用倒玉米赚到的300万元奠定了万科的基础……

　　这一年，郑元豹26岁，何建国25岁，高天乐21岁……这些在柳市成长起来的电器大佬们，即使当时并不知道命运会发生转变，但能感觉到，财富之神离他们并不遥远。

　　一份报纸让后人记住了柳市的繁盛：人潮车流，南腔北调，数不清的电器商店和地摊一家挨一家，各式电闸电表、开关应有尽有，慕名前来的客商扔下票子，带走电器……

　　谈及柳市电器大佬时，掌控浙江耀华集团的何建国董事长饶有兴致：“我跟这些人都很熟悉，最初我们的工厂都在一起，南存辉和胡成中的求精在一楼，我们耀华在二楼，三楼是精益的胡万地，四楼是新华集团的郑元孟，跟郑元孟名字相仿的郑元豹那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何建国说，全国皆知柳市“八大王”，但对柳市电器企业的“八大金刚”知之甚少。从当时实力排名上看，第一是郑元孟的新华，第二是南存辉和胡成中的求精开关，后来求精一分为二，各自成长为正泰和德力西，第三是胡万地的精益开关，第四是万家陈成曼(后被人民企业集团的金福音兼并)，第五是郑祥桃的长城，第六是后来消失的乔光，第七是何建国的耀华，第八是高天乐的天正，高天乐从商稍晚，他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电器大佬合署办公的故事，应该在这些资本英雄的回忆中占有厚重的分量，如同很少有人能轻易忘怀自己的初恋一样—那段开始创业的过程充满着艰辛，却孕育着希望。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早期挤在柳市一栋大楼内的年轻人，20多年后，个个成长为富甲一方、呼风唤雨的资本英雄。

　　何建国说，后来政府为扶持壮大柳市电器，就在靠近104国道地段规划建设了“工业走廊”，给“八大金刚”等规模较大的企业各辟一块土地建设总部或厂房。由北往南数，第一家就是耀华，第二家是正泰和德力西，第三家是天正，第四是长城……“南存辉的正泰后来与德力西分家后外迁，而天正和耀华总部一直未动。”

　　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南存辉脑子很活啊！”说起这些历史，何建国兴致盎然。“省里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对我们五个大老板有一个别样的评价，五个字——‘刁灵精通达’。”按照有关说法，“刁”是指胡成中，因为其鬼点子多；“灵”是指南存辉，夸赞其脑子活；“精”是指新华集团郑元孟，因为郑精通管理；“通”指的是万家的陈成曼，该人人品很好，通情达理；“达”是指何建国，意即“达标”，作为工程师的何建国，研究出的新产品获得过国家科技金奖。

　　南存辉从修鞋匠转投电器的6年时间里，求精开关厂不断发展，效益逐渐累积。历史已经进入80年代的转换之年。彼时，柳市电器进入那段辉煌岁月的高潮，不过，那是一段并不和谐的高潮。

　　这是温州人无法忽略的历史。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制造了多个令当地人蒙羞的辉煌，而柳市电器则是其中的代表。由于疯狂追求利润而不注意质量，柳市电器贻害了一个时代，并引发国家层面对这一地域的严厉整治。

　　一切都可以总结为刚刚由农转商的经营者短浅的目光。

　　低压电器触头必须用白银，柳市人以白铜代替。两者产品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相差甚远。

　　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证生产，柳市上千家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

　　明明是本地产品，出场地却全部标着北京、上海，制作相当精致，不明底细难辨真假。

　　这样做，就是为了追逐那30%-50%的暴利。

　　“假冒伪劣”成为柳市电器的代名词，当地人出去甚至都不敢说自己是柳市人，但他们却有高超的销售技巧，通过给买家或中介高回扣，柳市产品在市场中仍占有不小的比重，这扩大了其危害程度。

　　北京一家国营企业买了大批柳市质量不合格的低压电器，堆放在仓库里。之后，柳市人主动找上门用废品的价格买回堆积品，然后擦得光亮，以正品价格再卖给这家国企。哈尔滨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国营企业，生产成本高，效益不佳。后来该厂找到降低成本的妙方——从柳市低价买低压电器，贴上自己的商标高价销出去。到后来，相关行业专门下文禁止购买柳市伪劣电器；有的地方贴出告示：谁买柳市假货，后果自负。可是，文件和告示形同废纸，采购人员仍如以前一样来往于柳市。

　　该来的终归都要来。质量伪劣的电器产品引发众多安全事故：建设工程因电路出现故障而突然停止，电工因劣质开关起火被严重烧伤致残，矿井出现漏电引发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伤亡……贪图小利而忘却道德底线，必将受到惩罚。一场国家层面的打假治劣行动史无前例地开始了。顷刻间，绝大多数电器商店被贴上了封条，柳市电器跌入低谷。

　　八仙过海

　　如同一次必要的刮骨疗伤，虽然要付出重大代价，但手术对人无疑具有重大益处。政府一边打击，一边引导有眼光、有实力的企业立足长远，申领生产许可证，制造质量合格的产品，再创柳市电器辉煌。

　　台风扫过，空气倏然变得澄净。柳市电器在严肃的整治行动之后，迎来新生。率先获得许可证的是新华开关厂的郑元孟与万家电器的陈成曼，从起步就开始注重质量和品牌的求精开关，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还是那句烂熟的老话，机遇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句话。

　　在大多数电器厂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的日子里，南存辉踏踏实实地经营“求精”，事实证明南存辉的远见。在柳市低压电器因质量问题跌入低谷时，“求精”产品反而旺销，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清理整顿中，“求精”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并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这一年，求精开关产值突破1000万，也到了两位创始人南存辉与胡成中分家的时候。《走近南存辉》一书记载：乐清县委书记和南存辉、胡成中关系都很好。他很关心求精厂的发展，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有一天，书记打电话告诉南存辉“晚上我到你家吃饭”。晚上，书记来了，和他一起的还有胡成中。席间，书记说：“你们既然谈不到一起，不如分开试试。让我做‘娘舅’，分家！”

　　求精开关一分为二，“正泰”与“德力西”问世。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政府对柳市电器的整顿，从客观上帮助了正泰和德力西成为后来的王者。

　　秉持对产品一贯“求精”的理念，南存辉将新企业注册为“正泰”。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南觉得“做人要正直，处事要泰然”。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南存辉的立世态度，此特质也帮助其成为有人格魅力的温商典型。

　　在温商内部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正泰产品第一次出口欧洲，定好船期，准备装货上车运往港口。发货前南存辉最后一次到仓库查看，他让质检员随机打开包装箱，拿出产品细细察看，果然发现了产品瑕疵。质量工程师称，根据惯例，产品是合格的。但南存辉认为这批货不能发，需全部开箱重验。属下提醒此举会导致船期和交货延误而被索赔，南存辉则指出，船运来不及就改空运。海运改空运，运输费就得增加80万元，在场员工不理解。南存辉正色说：“正泰的牌子和信誉不只值80万。今天损失80万，但保住了公司的信誉。有了信誉，能赚回十个80万，一百个80万，一千个80万。”

　　正泰只是温州成千上万个从家庭作坊向现代企业转变中的一个成功代表。当南存辉快速发展时，他的众多同乡也在改变着各自的命运。

　　后起之秀高天乐创办的天正电器此时正在向高峰攀登。在温州众多民营老板中，高天乐是为数不多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者。他是温州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全温州15000多名报考者，只有500多人被录取。从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后，高回到柳市镇中学执教七年。七年间，与高天乐年龄相仿，且从小熟识的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智商发达的高天乐成为商海里的一名追赶者。在柳市伪劣电器被查处的日子里，高天乐投资5万元钱，雇佣6个工人，迈出了创业第一步。从拆解其他企业的低压电器入手，生产经比较后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这样的做法，要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正泰和德力西抢市场，没有绝招不行。刚创业的高天乐展开了猛烈的广告攻势，他把产品广告刷到农村各个农宅的墙面上，专挑那些在公路上能看到的农宅，最贵的不过200元钱，花了不到1万元钱就把柳市附近几十个村子涂满了天正广告。

　　高天乐的神奇崛起依赖于其新颖的营销策略。他要求工人全部穿白大褂，戴白帽子。在产品包装上，别人大多用马粪纸，高天乐则加了一层铜版纸；别人用铜版纸时，他套红印刷；别人用两色印刷时，他已经开始采用四色印刷，使得天正产品外表总是比别人漂亮。创业第一年，天正实现销售收入30多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猛增到500多万元；到了1994年，销售收入突破1亿。

　　走出温州

　　有人瞄准电器向前猛攻，有人稳住份额转向新的领域。在柳市电器激战正酣时，柳市“八大金刚”之一的何建国开始转向国企并购。

　　何建国与德力西的胡成中一样做过销售员，一向爱钻研的他在和一个冰箱厂的工程师交谈中，发现当时国内大量使用的一种交流接触器所使用的开关都是依赖进口，而这一产品国内外差价高达20多倍。经过一番市场调研，何建国决定自己设计开发这款产品。3年后，他取得突破，新发明在当时被列为国家级新产品。以此起步，何建国于1986年创建了耀华引进电器厂，并大量生产自己研发的多个新产品，很快就获得巨大成功。

　　就在耀华如日中天的时刻，视野开阔的何建国捕捉到新的商机，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兼并国企，短短几年间，耀华在江苏、安徽和湖南等地先后兼并了18家国有企业，成为走出温州的第一批先行者。这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它为后来成为国家行动的国企改革提供了民营企业并购经验和样板，同时，它也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温州民资对外狩猎的帷幕，炒煤、炒房等成为日后主流的投资亦由此发轫。

　　“我名叫建国，企业叫耀华，光耀中华之意，我从来就没想着只在温州干事业。”何建国的得意之作在安徽，如今，他身兼安徽浙江商会会长一职。

　　收购合肥高压开关厂是温州民资向外扩张的经典案例，也是温州人胆识的写照。1999年，何建国在安徽考察项目时听说合肥高压开关总厂已全面停产，企业负债1.4亿元，1100多名职工下岗。毛主席和周总理曾视察过的企业竟然落得如此境地，令同属电器行业的何建国非常触动。经过调查了解，他决定收购这家国企，但很多身边的朋友当时表示反对。

　　2000年，耀华集团注入资金5500多万元，兼并了合肥高压开关总厂，并对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原来37个部门改成14个部门和车间，中层干部由原来的70多人精简到20人左右，企业恢复生产。经过一系列机制改革，工厂生产效率提高了近1倍，工人工资也提高了80%以上，兼并后的2001年，合肥高压开关总厂签订合同7000万元，是兼并前的两倍，兼并取得极大成功。

　　何建国成为安徽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开创人。在温州，像何建国这样视野开阔、脚步大胆的投资者不少。在温州民资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们或单骑出击，或抱团作战，走出浙江，走出国门，纵横捭阖。

　　温州人季岳仁独自一人跑到巴西。十多年后，他成为里约热内卢四大华商之一。刚过30岁的陈九松远赴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几乎把温州服装和皮鞋送到了每个西班牙家庭。张碎唐把四层楼和殷实的家业交给亲戚看管，带着妻子孩子去了阿根廷，从开办“温州礼品行”、“金洲餐厅”启程，完成了人生第二次飞跃。

　　温州人制作出的“猫眼”打火机点燃一团火，短短时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90%的世界市场，日韩厂家纷纷关门歇业。

　　两次随国家领导人出席APEC会议，并作主题发言，“警灯大王”陈时升的经历，在强手如林的温州企业家中，可谓绝无仅有。与何建国一样，陈时升也是一名技术型人才。1990年时，不到30岁的陈时升就已经是温州市无线电六厂的技术厂长，在温州创业大潮的影响下，他辞职下海。从仅有的3000元资金、一间只有15平方米的小作坊起步，陈时升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星际控股的奋斗征程。

　　依靠专长，陈时升研发出高性能的长排灯，受到公安系统关注，随后被广泛应用。如今，长排灯已经成为警车的标准装备。其后，他们创办了温州鹿城区第一家股份公司，并不断研发出不同型号的长排灯产品，牢牢地把持着警车霸主地位。

　　与国家整顿柳市电器之于南存辉一样，陈时升和他的星际控股迎来两大发展良机：1997年，公安部规定所有的在用车必须装后雾灯。当时星际是公安部后雾灯的定点单位，仅这一项产品产值就达2000多万元。1998年，国内所有的警车装长排警示灯，要在两年内改装完毕，星际在全国同行中占了最多的订单份额。

　　千载难逢的机遇令星际控股在两年内迅速崛起，陈时升迎来他的黄金时代。据报道，温州聚集了全国2/3的警灯、警报器生产企业，但每次抓住机会的都是星际控股。2003年，公安部3000辆警车的警灯警报器采购订单被星际独吞。2005年，他们拿下了公安部7200套警灯、警报器采购订单的2/3。星际产品销量连续十二年中国第一。

　　陈时升告诉本刊记者，星际控股的产品占据国内市场六成左右份额，目前产品进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等国外市场，国际贸易只占公司总量的二成左右。“总体而言，星际控股国际市场的拓展目前处于初步阶段，在掌握规则和积累经验后，像星际控股这样的企业迎来机遇，国际市场空间开阔。”机遇面前，星际控股对战略进行了调整，加大了开拓国际市场的投入，主要是瞄准欧美高端市场。

　　陈时升认为，当前阶段，国内品牌尚无竞争力，欧美市场不接受中国。星际的国际业务，以ODM、OEM为主，承担零部件的生产。在技术和工艺上，包括星际在内的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尚有一定距离，如电镀、喷漆。可能做一两台可以达到欧美国家要求，但没办法大规模生产。“先给他们做加工，在加工的过程中学习、接近、超越。”对于与国际竞争对手的比拼，陈时升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显示出温州企业家务实的一面。

　　“商业竞争已经进入到品牌的竞争。我就很佩服周成建，在强手如林的服装领域，创造出了强势品牌。”陈时升与周成建是邻居，而周所购别墅更是由陈时升介绍。陈时升回忆说，他买下别墅后，周成建也想买一套，于是委托陈时升帮助打听，不料，别墅已经被人认购。陈时升后来找到开发商，向其介绍了周成建，最后开发商协调，将周成建的名字挤入到认购名单中。对于周成建的成长，陈时升给予极高评价。因为星际与美特斯邦威同为鹿城区重点企业，而且还在同一开发区，陈时升和周成建经常碰面，一起开会、出国，平时也经常聚，交流很多。

　　邦威神话

　　周成建的成功，在温州算是一个奇迹。但温州并不能算周成建的家乡，那里只是他的发祥地。从小做裁缝的周成建20岁闯到温州，脏活、重活干遍后，用积蓄在妙果寺服装专业市场干起了老本行，白天卖服装，夜晚做服装，一天劳动16小时以上。

　　1992年，造型新颖、来自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甫入温州市场即热卖，周成建嗅觉敏锐，立即制作起这些衣服，一位东北老板向他下了300件的大订单，后续买家蜂拥而至，订货量猛增，一年下来，周成建赚了几百万元。

　　敏锐的周成建随后又发现了休闲西服在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便成立了制衣厂 ，虽然是模仿国外休闲服装，但他贴上了属于自己的“美特斯邦威”品牌。周的过人之处在于对这一品牌的打造上，他的玩法是：在广东、江苏等拥有成熟加工工厂的地区，寻找代工工厂为美特斯邦威生产服装，然后到全国寻找特许加盟商，销售美特斯邦威的产品。看起来，周成建除了一个商标，什么也没有。但是，最大的利润都进了周成建的口袋。就是凭借这一看起来很简单的经营方式，美特斯邦威以超人想象的速度发展。

　　现在，美特斯邦威的总部迁到了上海，并于2008年8月成功登陆深交所，成为温州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中的一家。在得到资本市场的力量相助后，美特斯邦威前进的步伐更快，千万面带有这个颇有异国风情名字的彩旗在全国飘扬。据粗略统计，全国有60多家企业为周成建生产服装，产量超过800万件。特许连锁经营使美特斯邦威的专卖店每年以新增50家的速度发展。现在，已有邦威专卖店500多家，遍布全国各地，2009年公司销售额达5亿多元。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周成建及其家族以204.8亿人民币资产排行第13位。

　　把周成建的经历叫做“神话”，一点也不过分。一位除了一把剪刀别无他物的裁缝，为何能在十多年间创造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服装企业？“周成建书读得不多，但经营企业很有一套，特别是别具一格的管理办法，与其他人不一样。”同为温州重量级企业家的陈时升说，在2000年前，美特斯邦威规模并不大，厂房只有2000平米，还是租用的，主要是替别人生产，这种模式在温州当地非常常见。为什么周成建能脱颖而出？陈时升认为周有野心、有雄心、有脑筋，而最让陈感触的是，周成建成功的最重要一个理念是，让别人先富起来。有些老板很抠，什么事都自己干。而周成建招兵买马，员工享受非常好的待遇，主管级别的员工有房有车。当时听说周成建给员工开出的待遇后，包括陈时升在内的很多企业老板都感觉惊讶，担心周这样搞下去会血本无归。不过，周成建棋高一着，他成功了，美特斯邦威一举成名。

　　在很多事业有成的温州大佬眼中，南存辉是有长远眼光的实业投资的代表，而周成建是具有现代商业头脑的新一代温商代表，他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那些资本实力并不雄厚但商业智慧充盈的后来者。

　　资本洪流

　　在21世纪之前，一大批温州实业家崛起于家庭作坊，用辛勤的汗水完成了资本的快速增长。在势力不断外延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人发现，除了实业之外，还有赚钱更快的行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部分学者专家开始分析入世将导致物价下跌。后来的事实证明，两者确实有关系，但不是导致后者下跌，而是相反。从那时候起，大宗商品价格涨得没完没了。

　　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率先骚动。第一批奔赴上海发展的温州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一位谢姓老板开始留意，他转遍上海楼市，最后跑到虹口商城销售处，交了40多万元买下一间20多平米的商铺。正是从那时起，他感觉到办厂做生意很辛苦，于是把企业资金抽出来，投资房地产。随后几个月，他成为虹口商城常客，亲朋好友受到其影响也纷纷到上海购房置地。

　　实际上，从1999年起，温州一些中小企业的一部分闲置资金就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那时，温州经济正经历一个调整期，人们对投资实业存在担忧，投资国债、股票似乎没有买房安心，这是温州人进入楼市最原始的想法。

　　两个温州人去上海出差，到徐家汇附近游玩，看到开发商的售楼广告，每套150平米，7600元每平米。打听得知是“天价”，鲜有问津者。其中一人回到温州，将自住房抵押，从银行贷到几十万元钱后再赴上海，用这笔钱付首付，办了30年的按揭贷款。两年后，上海楼市热火朝天，房价突破一万。此人见好就收，将房转手，净赚70余万。

　　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这样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温州人进入房地产市场。

　　温州某媒体应时成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对象的投资俱乐部，会员多为女性，“太太炒房团”由此而来。炒房团四处出击，手脚麻利，进退之间，财富暴涨。

　　除了炒房之外，温州炒煤团也频出江湖。李东到山西多年，2000年他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其后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一夜暴富。炒煤有利可图，温州游资闻风而至，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被炒到500万，而后一路飙升，涨至几千万、上亿。

　　温州人强大的购买力，推动上海人屈尊赶赴温州招揽资金。买房可办“蓝印户口”，买铺者享受“永久产权，可自营、转让”待遇。

　　温州人炒房、炒煤就此成为一种现象。根据温州著名学者周德文的说法，1999年以前，温州人从制造业中积累了最初的资金，总额为2000亿元左右，具备了向外扩张的能力。2001年，温州2000亿资金投入房地产，其中仅北京和上海就集中了1000亿。2002年，温州400亿资金流向山西煤矿。

　　被广泛认可的第一个炒房团，即为前述温州某媒体组织的投资俱乐部的太太们。某天，157个温州人浩浩荡荡闯进上海，据说整整坐满三节火车车厢。下车后，她们一路上有说有笑，只要看好房子，立即交付订金，三天时间里她们买了100多套房子。

　　这是温州炒房团一次惊艳的演出，自此声名大噪，其财富故事永远对普通人充满诱惑力。

　　众多炒房者之中，小炒家组团购房，大炒家整栋接盘。而到上海地产界掘金的温州大炒家中，王均瑶则是不得不说的一个。

　　王均瑶的炒作对象迥异于普通投资客，那是徐家汇的烂尾楼金汇大厦，这个此前被认为是烫手山芋的家伙，只有这位“胆大包天”的温州商人敢玩。王均瑶以1.5亿元的价格买下此栋大厦，又投入2亿元进行装修，其后，这座大厦成为上海均瑶国际广场。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经过一番折腾，烂尾楼摇身变成寸土寸金的商铺，受到投资者疯抢。

　　温州企业飞洲集团也有收购烂尾楼的成功案例，被称为上海“烂尾楼王”的宝通大厦债务错综复杂，在所有人都害怕被拖进泥潭之时，飞洲集团豪气掷下7亿元买下这栋29层的高楼，又花了3亿进行装修改造。三年后大楼焕然一新，“飞洲国际广场”面世即迎来盈门客商。

　　当温州中瑞财团2007年出手接盘上海明力德大楼时，财团的九大股东一样信心满满，王均瑶和飞洲集团此前成功的做法可资借鉴。不过，几年后他们发现，这一次他们没有那么幸运。

　　被认为生不逢时的中瑞财团，由温州九大实力企业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法派集团、远洋眼镜等联合成立，受制于国家金融政策，财团不得不暂时搁置主投金融产业的规划，转向房地产投资。

　　说起中瑞财团的组建，财团监事长陈时升回忆说，他们几个企业家比较熟，最初有人就提议成立一个沙龙，有事可以坐在一起探讨投资和企业发展问题。后来聚会多了后，大家就形成了进一步的想法，能不能将人固定下来，注册成立一个公司，集合大家的资源，包括把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投资。此提议获得响应，中瑞财团就这样宣告成立。

　　陈时升坦言，中瑞财团的成立，与当时业内判断金融政策逐渐放松后，民间资本将可能涉足金融服务的分析有关。

　　九家企业本身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强强联合成立一家新公司，势必产生品牌效应，能提升各自企业的形象，带动各自企业的发展，尝试投资，可以帮助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舰队起航

　　一根筷子易折，十根筷子难断。从最初的结团出瓯、出浙、出国四处投资，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温州商会、温州村、温州街，再到中驰财团、中瑞财团这样的企业联合体，都与温州人喜欢抱团的传统密不可分。温州市市长赵一德提供的数据称，目前在全国各地创业的温州人有175万，还有60万温州人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他们在全国170多个城市成立温州商会，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000多个。与商会和交易市场这种稍微松散的扎堆和抱团相比，像中瑞这样由大型企业联合成立的舰队级企业，更具有战略意义。

　　也正因为此，中瑞财团从筹组开始就受到广泛关注。多年后的今天，中瑞财团监事长陈时升向本刊透露了其中的一些内幕。对于财团董事长人选为何由神力集团郑胜涛出任，陈时升说，主要是因为郑年纪相对较大，口碑不错，大家都比较响应。之所以定3个执行董事而自己担任组长，陈时升透露是因为自己是鹿城区的企业，而九大企业中三家在鹿城区，其他企业负责人较忙，在家时间较多的他就被委以重任了，自己并不在乎多做事的性格被大家认可。

　　成立几年来，中瑞财团整体上运作良好，内部九个老板关系融洽。对此，陈时升特别有感触：“我觉得这一点难能可贵，九个各有事业且在各自企业说一不二的人，能组成一个新的合作团队，很多问题都需要坐下来协商，这是需要一定思想境界的，需要有相当胸怀的，很不容易。”据介绍，他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固定的会议，雷打不动。他承认，房地产投资此前确实为公司一个重要的投资项目，所以外界指其为最大的炒房团，“这与金融服务迟迟未放开的背景有关。”陈时升说，在前后众多的房产投资中，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不小的失败。

　　中瑞曼哈顿是中瑞财团成立后的第一个大手笔，虽然最近曼哈顿的名字因工商注册不成功而由曼哈屯取代，但不影响这一楼盘成为温州顶级社区。

　　即使是航空母舰，也有可能遭遇危险，中瑞财团在取得无数高额回报后，不幸在收购上海明力德大楼一事上受挫。2007年接手上海明力德大楼，被认为是中瑞财团成立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坎坷，虽然从法理上，中瑞财团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温州大佬级人物金福音织起的层层防护网的阻拦下，当年投入现金6000万元、目前总资产高达三亿多的明力德大楼并未掌握在中瑞手上，纷繁复杂的法律纠葛将中瑞财团和实力不菲的人民企业集团拖入漫长无边的漩涡。

　　险滩惊魂

　　在温州资本对外投资遭遇的众多挫败案例中，中瑞财团这笔金额只有6000万的投资，应算极普通的一个。不过，从细节来看，它仍有一定的解剖意义，其主要失误在于为避税而未按最简单的、最规范的程序完成收购。相当部分温州商人的失败，多多少少能从其中找到失败的因子。

　　温州民资遭受重大挫折是近两年内的事。2002年，迪拜开放房地产市场供境外人士购买，温州开始在迪拜置业，7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迪拜房地产的资金受伤严重。但这并不可怕。对于温州民资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政府政策变化。山西等省煤矿兼并重组，在2009年牵动温州民间甚至浙江省政府方面的广泛关注，在国进民退的政策变化面前，众多投资煤矿的温商陷入绝境，保守估计，应该有数百亿元温州煤矿投资受损。

　　温州妇孺皆知、被誉为“中国公交事业改革第一人”的张朝荣，生平最重要的一次惨败，直接与地方政府政策变化有关。直到现在，这个素以大胆著称的投资家还没从湖北十堰的投资悲剧中缓过劲来。

　　张朝荣具有温州人特有的眼光和胆识。1985年，张朝荣发现在温州街道坐车非常不方便，坐三轮车慢、危险、不体面，他就开始琢磨搞出租车的营生。一天，他经过一家单位门口，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精巧的小车，红色外壳，看上去很有精神，张朝荣一下子就爱上了这辆车。他跑进大院打听，得知该车叫菲亚特，每辆价格9400元。他下意识感觉到，对于街巷并不宽松的温州来说，这种车非常适合做出租车。于是，张朝荣发动亲戚朋友凑了几编织袋钱，赶到上海买了几十辆菲亚特。随后，他成立了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并将价格定为5元。菲亚特很快赢得了温州人的青睐，张朝荣因此发达，还成为了陈道明主演的电影《喂，菲亚特》片中原型。

　　在温州取得重大成功的张朝荣2002年11月到十堰参加招商活动，受到当时的十堰市委书记邀请前往该市投资客运服务业，这位私企老板随后一口气买下十堰市的公交资源。但这项投资因牵涉各方利益并引发公交职工罢工而受阻。前后投入1亿左右的张朝荣最后铩羽而归，政府强制收回其特许经营权。张朝荣折戟十堰，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为，类似公交这类市政公用事业投资离完全放开还需要一个过程，而地方政府人事变动常常导致改革承诺难以兑现，甚至出现改革倒退。

　　2010年中国的楼市政策也出现了变化，虽然从目前来看，并未引发剧烈变化，但受访的温州投资客大多态度趋于谨慎。房价走势未来将影响温州巨大的流动资本，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目。中瑞财团监事长陈时升说，浙江排名前100位的企业，有百分之七十会介入实业之外的投资，而这部分对外投资企业中，又有百分之九十涉足房地产。

　　如果房地产不能投，温州民资走向何处？温州市发改委研究员姜洪新表示，这个问题涉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转型升级的问题。“用政府的话来说就是，大力引导民间资本从分散、无序、非理性转向主流渠道，进行长线投资、战略投资，支持温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新的征程

　　姜洪新几乎每周都要去6月底成立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调研，他是该中心的筹备人之一。那是一群有时代责任感的精英聚会的地方，给温州民间资本找一条好的出路是他们的主要任务。

　　38岁的黄伟建是该服务中心的核心成员，他现在更愿意做幕后推动者。虽然年纪不大，但黄伟建建树颇多。在高中念书时，他就开起了皮鞋厂，为了拓展皮鞋销售市场，他将大学选在东北。读研究生期间，他钻研信息产业，而毕业论文是对温州建设数码城的思考和规划。

　　有一件事黄伟建到现在都觉得很自豪：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因为调研充分，并提出非常可行的方案，被通过特殊渠道递到当时的温州高层案头并引起后者重视。随后，由温州市分管副市长牵头，开始启动温州数码城的建设。也正因为此，黄伟建研究生毕业后即被委任为数码城副总。“我估计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出任数码城的副总。”

　　这只是黄伟建高举高打的起点，凭着灵活的头脑、专业的知识，他在进行实业投资的同时，成立了浙江恒生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开始涉足股权等投资领域，并对众多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困境有了深入的了解。长期的研究后，他忽然发现，自己找到了帮助政府和民间资本的抓手，那也是他发挥才智的舞台。2010年4月，成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被写入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6月26日，他作为倡导者、合伙人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挂牌，其定位是“为项目找资本，为资本找项目，实现资本与项目、资本与企业、资本与资本有效对接”。

　　在温州采访期间，记者接触了几个拿着项目到服务中心找资金的企业负责人。握有煤气自动截断安全装置国家发明专利的夏国法，目前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产品，但受限于资金实力，只能在小范围内推广，他渴望得到关注高科技项目的投资基金的青睐，一起创造事业的辉煌。

　　事实上，“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只是温州有识之士为民资寻找出路的一个尝试，被外界冠以“温交所”的“温州产权交易中心”稍早前成立，也备受关注。

　　温州市发改委副研究员姜洪新表示，如果用较粗的线条，可以将温州民资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家庭作坊成长为标志的民资积累阶段，二是完成积累后单独或抱团对外投资的阶段，三是以中驰财团、中瑞财团为代表的有战略意义的联合投资阶段，而当前处在以股权投资、现代产业投资为主的升级转型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有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这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丰满的发展史。在温州的最后几天，记者接触到星际控股董事长陈时升的儿子陈序，8年前，陈序被极具战略眼光的父亲送到英国留学，大学期间主攻金融和投资。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陈序目前虽然身兼董事长助理，但主要工作则是一家投资公司的经理。

　　说起儿子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陈时升表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时代，他希望儿子将主要精力放在投资业务的学习和钻研上，积累投资经验，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家。同时，作为实业投资的接班人，儿子也需要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学习掌握老一代企业家的管理才能。

　　沧海一声笑，温州民间资本英雄悄然进入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