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兄弟，张嘉璈真是豁出去了。他下令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暂时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

　　但背后的黑手岂肯罢休，新的谣言再次风传。“张嘉璈假公济私，很快就要被查办；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支持商储了，商储这回非垮不可；陈光甫的老婆孩子早已出国，他自己说不定哪天也跑了。”

　　刚刚安静一天，挤提风潮再起。

　　这一回，上海银行门外的马路上人山人海，客户个个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呼天抢地，简直是不顾生死，而手里拿着的，不过是几十元、两三百元的存单而已。还没提到款的存户如丧考妣，甚至威胁今天再提不到钱，就在商储门前上吊。

　　一元起存的负面效应，在这危急关头，不幸显现。

　　陈光甫感到绝望了。他拨通了南京政府财政部的电话，向另一个哥们钱新之求救。钱新之告诉他：“政府也帮不了你，赶紧去找杜月笙杜老板吧，他有办法。”

　　身为海归的陈光甫，一向很少与本土帮会交往。情急之下，他想起同乡杨管北。杨管北祖上为镇江富豪，是杜月笙的重要经济顾问，与陈平日交情挺好。

　　杨管北没想到，自己一张嘴，杜月笙就慨然应允。杜先是拨了通电话，通知上海滩的各路朋友，都往商储银行里存点钱。然后，自己提着100万元现款，亲自送到商储银行。不久，租界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提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上海银行门口，声称来存钱。银行存款部主任得了陈光甫的通知，早在大门口恭候了。各路大亨鱼贯而入，“欢迎”之声不绝于耳。

　　这个场面把挤在门口等提钱的人镇住了，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只见来存款的人就像走马灯似地络绎不绝，人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了，开始慢慢散去。往后的一个礼拜，来提钱的人数急剧下降，逐渐恢复到平常水平。

　　至此，上海银行总算摇摇晃晃地挺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是陈光甫一生最提心吊胆的时光。对那些伸出援手的贵人，他知恩图报，终生难忘。

　　后来，杜月笙主办的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营业规模扩大，陈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将50万两白银存入，让杜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使美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陈光甫的这句经营口号，业内外闻名。

　　他下海创业，就是要创建一家彻底的民营银行。在生死攸关的挤提风波中，救他的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一帮商界的哥们，甚至是杜月笙这样的黑帮老大。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地地道道的商人，没有料到，卢沟桥的枪声，不仅打碎了蒋委员长的绥靖梦想，也毁掉了他一向不问政治的誓言。一手推动陈光甫出山的，正是蒋委员长。抗战开始不久，国民政府就委派陈光甫作为特使，赴美洽谈租借条约。一个商人的外交，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期然地登上国际舞台。

　　1938年夏，日军进攻汉口。罗斯福担心中国无力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借款事宜。

　　这件事，最恰当的人选，按说是宋子文。这哥们是留美海归，既是国舅，又是英美派的代表。

　　不巧的是，这时候，蒋委员长正与自己这小舅子闹矛盾。瞅着宋子文“你要打通美国关系，就非我不可”的架势，老蒋就有气，心想派谁都行，就是不能派你。

　　蒋介石既不肯对宋让步，财政部长孔祥熙又不中用，那么，派谁去呢？还是美国人帮助老蒋解决了人选问题。

　　罗斯福的邀请发出了一段日子，但中国却总是提不出特使名单。眼瞅着要误事，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干脆直接点名，他通知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能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

　　身为留美海归，又是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很受老外们看重。特别是美国资本家很看得起他，因为他从美国学到本事，能灵活运用而得到成功。在美国资本家眼中，陈仅次于宋子文。

　　蒋介石本人对陈光甫印象也不错，当年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多亏陈老板帮忙筹集3000多万救命钱，才挺过难关。虽然陈后来不太与政府来往，但这个功劳蒋始终没忘。由陈代宋，孔祥熙也满意，毕竟陈老弟是有多年交情的哥们，怎么也比宋家那小子强。

　　1939年9月9日，陈光甫由香港秘密启行，10天后飞抵美国首都。在美期间，他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2500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2000万元的协议。

　　这些协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仰人鼻息，山姆大叔的气可不好受。因此，破冰之人在得到水如泉涌的喜悦之时，不免有寒冰刺骨的感觉，个中滋味，只有陈光甫自己知晓。

　　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这从摩根韬事后出版的有关中国部分的日记中，也可窥见一二。

　　陈光甫：“部长先生，我希望我的说话，不会耗费你很多的时间。”摩根韬：“很好。你还有十分钟。”

　　陈光甫：“现在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有战事，我们缺少物资。所以我今天向你请求另外的支持。我有孔部长(祥熙)的电报，要我转达你，对你关切中国的抗战，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孔部长愿向你提出一笔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

　　摩根韬：“(装聋作哑)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的听觉，有些毛病。我听来好像是七块五毛。”

　　陈光甫：“信用借款，就像上次二千五百万美元一样。购置农产品和制成品，分十年摊还。中国每年提供一万吨锡，一共十年。这些锡的收入，汇还给中国政府，作为付还云南省政府、水脚小保险及借款之用。”

　　摩根韬：“请你向孔部长致意问好。现在还有其它什么事？”……

　　这次能不辱使命，与陈光甫以往的美国同学、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特别是布克帮了不少忙。布克是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借款之行让陈光甫深切认识到，救国靠的是自力更生，而不是外援，“自助愈勤，人助愈力。国际间无慈善事业，无可讳言。”

　　解冻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陈光甫人生的分野。抗战胜利后，陈光甫敏感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之经济已演变为福利经济。”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定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陈光甫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后来，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政议政。

　　这一次。陈光甫也积极参与，他在日记中这样评述：“今天的政府好有一比，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国民党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于是总经理蒋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东来，或者比传的更确实些，请几个新董事而总经理不变，希望因为这些新分子而银行可以暂渡难关，依然维持下去。”

　　但陈光甫很快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

　　国民党假民主、真内战的行径，让民族资本家们很快陷入绝望。但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极为复杂，顾虑重重。

　　1949年陈光甫出走香港，不久即在香港成立新的上海商业银行。1951年10月1日，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新成立的上海银行的员工们在香港分行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此事引起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注意，导致美国冻结了上海商业银行600万美元的国外资产。

　　这笔钱，绝不容闪失。这是出走后，陈光甫能掌控的主要资产，是他及其管理团队的养命钱。从这天起，为了这笔钱的解冻，陈光甫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旅。

　　就在陈光甫四处奔忙时，香港上海银行再遭重创。香港分行贷款额中有很大一笔贷给了星光服装厂，而这个客户并不具备贷款条件。陈光甫提醒立即追回这笔贷款，但相关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没有抓紧追要。不久，星光服装厂即将破产的消息就开始流传。1956年1月19日，上海商业银行再次遭遇挤兑风潮。之后6天中，被客户取走的存款达1898万元，此时上海银行的所有准备金只剩下2637万元。

　　事件发生后，陈光甫从台湾匆匆赶回香港。

　　一到香港，陈光甫就拜访了汇丰银行的负责人，请求帮助。由于上海商业银行及陈光甫个人商誉良好，汇丰银行做出了许多金融机构无法想象的行动，即：接受上海商业银行被美国冻结的资产作为抵押，提供巨额贷款。1956年2月底，这场挤兑风波宣告结束。上海商业银行虽然免于破产，但总共损失了大约300万美元。

　　对于这起风波，陈光甫认为，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管理失误。他说：“从我个人的良心看待整个事件，如果不是因为星光服装厂滥账的原因，即使共产党煽动了整个事件，他们也不可能使银行陷入如此困境。我想说首先犯下错误的是我们自己。”

　　就在挤兑风波期间，美国前财政部长摩根韬携妻子来到香港。1956年2月4日，摩根韬专程去看望了陈光甫。陈光甫在家中非常热情地款待了这对贵客。席间，他借机请求摩根韬帮忙解决财产解冻事宜。此后，摩根韬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

　　1956年7月22日，美国财政部答复上海商业银行：接受其解冻资产的申请。

　　从1949年到1957年，为了上海银行的生存和发展，陈光甫始终坚持进行着他一生中“最难也最值得”的资产解冻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从未想到过放弃。“一直都在打一场战争，一直没有让步，也没有用什么不道德的方法影响其他人，从未卑躬屈膝地向别人行贿或使用什么不正当的策略。”这场特殊的官司，不仅为上海银行赢得了信誉，也赢得了人们对陈光甫本人的尊重。

　　1957年，获得了解冻的资产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迅速。1965年5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在台北开业。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黯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阳明山上的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那里瀑布声声，花红草绿。恍惚中，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他不自觉地想起往昔的创业岁月，还有汉口的海关，上海的外滩，镇江的口岸……

　　他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拖着病体迎候在上海码头；望眼欲穿的娇妻，凄风冷雨中独立长江岸边；亲如手足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风雨同舟的张骞、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还有博士大使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们都或哭或笑着向他走来……

　　古人曰：仁义礼智信。陈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五个字。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地应推‘光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