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之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城市社会变迁

　　重庆和北碚的建设，是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建设理念下进行的。军人市长潘文华管理的重庆被“小上海”的赞誉所笼罩，而卢作孚在21军防区内的现代化实践却使北 碚很快超越了地域的局限，迅速走向了全国，甚至世界。当北碚的建设模式为外部世界认同时，这样的生活也影响了“大都市”重庆，以及重庆周边的乡村。

　　撰文：张瑾

　　军人的大重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全国都以上海为榜样的时代，如果一个城市有“小上海”的称谓，便是十分的“得意”。那个时候，军人市长潘文华管理的重庆，便被“小上海”的赞誉所笼罩。

　　1932年6月20日的《新蜀报副刊》刊载金满成的文章《重庆的前途，上海的后影》，文章说，“小上海者，规模略小而雏形全备之上海是也”，有“像上海” 一样的洋楼、饭店，便是有了建设。与此同时，文章说，“管理了这地方的权威者和被管理的那一些包括于其中的群众，谁不曾梦想有一个新的都市出现？管理者利 用了这新都市的建设的名义，于是捐款，货税，印花税之外，还来发行彩票以取尽民众最后一滴血汗。群众为了梦想这新都市的引诱，所以把种种负担加重起来，好 像也还愿意支持。”

　　20年代末重庆的建市是“上海模式”冲击的结果，也是重庆迈向现代意义都市的开端。“上海模式”的巨大辐射效应，使其渗透内陆，介入、打破重庆城市传统 社会的自然演化的逻辑发展进程。30年代重庆城市建设开始以“上海模式”为主要参照系。潘文华说，“欲唤起人民之注意，先有一种事实之表现，其他精神建设 不易见功，不如从物质方面亟急开动，较易新人耳目”。1927年9月，重庆商埠督办呈请川康边务督办公署将商埠督办改为重庆市，理由是“上海、南京、广 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先后改市，成绩昭然”，以求与沿海城市的市政模式“划一”而设市。重庆市政组织结构也主要参考上海、南京、杭州的城市组织规则，制 定出《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

　　新市区比拟上海等特别市规格开辟。1934年10月，市政府特委前江北县长侯烈武“驰赴汉沪各市，实地考察”，“以资借鉴”。军人政权介入城市建设，在客 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上海模式”的广泛认同。1928年底，各法团机关“上书政府，为民请命”，“转请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依顺舆情，准照特别市组织 法第三条第三项，确定重庆为特别市”。1934年春，留美归来的上海著名建筑工程师钱少平考察重庆，提出市区、交通、码头等城市整体规划模仿南京、上海的 整体设计构想，并预言，如果照此计划，“则将来之重庆市定与纽约上海并驾齐驱”。

　　30年代初，在成功实现四川军阀内部整合以后，刘湘更加热心城市建设。1935年参谋团入川，重庆开始获得与全国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的条件。南京中央政府 以政治整合带动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也为缩小重庆与“上海模式”的差距创造了机会。1936年10月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成立，用刘湘的话说，这是建设新四 川的奠基典礼。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重庆城市景观有了空前的改观，于是，“下江人”关于重庆的话语充满了“摩登”、“现代”等词汇。“小上海”、“沪汉之风”、“建筑颇 似香港”是描述重庆现代景观的典型话语。重庆最好的莎利文饭店，不比上海的国际大饭店逊色。抗战爆发后，重庆发展更为迅速，史料记载说，“柏油马路，四五 层的立体式大厦，影院，剧场，咖啡室，西餐社，油璧辉煌的汽车，和闪烁光芒的霓虹灯，凡都市所有者，无不应有尽有”。

　　重庆市民的消费观念也开始向着上海摩登看齐，市风崇尚“奢侈”，都市消费的“奢风日炽”，“俨为上海之第二”。烫发是二三十年代重庆都市时髦女性的象征。 新式的理发店出现了，装饰不仅“极新式”，且“坐则有弹簧睡椅，刀具多系舶来品”。即使价格不菲，“每日顾客，非常踊跃”。全市设备齐全规模大的“西式” 理发店有50余家。豪华的理发馆不仅聘请江浙技师，且资本也多半来自“下江人”。

　　都市的繁华生活，对周边农村青年诱惑大。上海印书馆1930年10月发行的《如此江洲》第1集上册中说，一位家住合川县城的青年，因父亲在重庆做生意而知 道重庆的繁华，“尤其是父亲，每次他贩米到重庆去了归来时，总带着不少本地方不能买到的东西给我使用，令我对于那些难得的东西，发生爱恋，同时对于何以能 够卖出那些特别的东西来的重庆城，更起了无限的幻想，兼之从父亲的闲谈中，又听说重庆是怎样的一个大城市，商埠如何的奢华美丽，有许多鲜见鲜闻的事务，足 以令人惊异叹绝……”

　　30年代重庆城市商业化的氛围，让“下江人”十分吃惊。这个西部中国的大商埠，各种土货洋货充斥商号，集饮食、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娱乐场所也已经出现。还有 第一流的电影院如国泰、新川，“专映舶来片”，各大报每日均有电影、戏曲的广告。重庆最新式的大厦——俱乐部，里面的装修完全仿照世界各处俱乐部的方式， 还有青年女子充当舞伴。

　　重庆的婚俗也有了较大的变迁，史料载，“自由结婚离婚之风气，逐渐普遍，已形成社会重要内容”。《商务日报》1931年的讯息显示，追求时尚的青年已经开 始利用现代传媒征婚。择偶的标准，除了年龄、健康和嗜好外，还要求男方“能通英法语言”，“国学最低需要具高中以上之程度”。当时的文艺作品——秋鸣的 《逃亡》——也表现了经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反抗家长包办婚姻的举动。

　　但是，重庆的繁荣是畸形的，都市的繁华与周边乡村的贫穷反差极大。董时进在《四川人应常到外面考察》的演讲中指出，重庆多高楼大厦，商号充满了奢侈品，男 女们所着都特别奢侈，但是一出城门，看看那些乡下的老百姓，衣食住大多数反不如从前了。他说，要使城市底文明渐渐输入到乡村去，使其有大概的平衡趋势，不 至于各走极端，相差太为悬殊。

　　重庆人还嗜好吸食鸦片。美国人吉尔门在《四川游记》中写道：“无论城市或乡村之人，凡被余询问者，均称吸烟人数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五十。此等吸烟者之中，百 分之七十为成年人。”鸦片成为城镇居民的主要嗜好和大宗消费，如巴县(1926年)81集镇，有各类烟馆430余家，平均每场有5家，每家有烟灯6盏。 30年代初，重庆有上、中、下三等鸦片烟馆1600家，额定烟灯数量达3197盏，有“烟灯比路灯多”的记载。1935年5月，重庆的文学期刊《山城月 刊》创刊，提出的宗旨竟是“使读者在茶余酒后，或公暇睡前，有一件比吸鸦片稍好的消遣。”

　　整个二三十年代，重庆经历的是一个畸形的、不充分的早期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军人干政”的体制下展开的，不仅异常缓慢，且十分艰辛。执政者人为地将 一种异质性因素——“上海模式”引入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中，但封闭自治的军阀心态，依然笼罩着整个四川，从当局到平民，几乎没有思考真正意义的现代化的动力 和空间。

　　最早打破这个僵局的是卢作孚的现代化实践。

　　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1893年4月14日，卢作孚出生于重庆附近合川县城的一个农民兼小商人之家。1908年，他到成都的一所补习学校专攻数学，接触了卢梭的《民约论》、达 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近代西方名著，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学说的影响，加入 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卢作孚积极投入革命运动。

　　1914年秋，卢作孚乘“蜀通”轮去上海，这是他第一次通过“黄金水道”出川。在上海，他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深受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启迪。同年 底，卢作孚到北京，对国内政局颇有感触。“五四”以后，他应邀任成都宣传新文化的主阵地《川报》的编辑、主笔和记者，同年接任《川报》社长。其间他与天津 《大公报》、北平《晨报》和上海《申报》建立了联系。1920年，卢作孚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被杨森聘为永宁道教育科长，在川南推行通俗教育活 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也参与了卢作孚的试验，提倡放脚、剪辫、男女同学读书、讲清洁卫生等移风易俗的活动，影响遍及全川。但是四川军阀混战 中断了卢作孚的理想，他第二次出川，到江浙考察。这次，他除了考察教育，还考察了“寓兵于工”的事业。1924年，热衷于“教育救国”的卢作孚开始了他的 第一个实验——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仅仅一年半时间，这一实验又在军阀混战中夭折。

　　由此，卢作孚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1925年10月，他弃学从商，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振兴中华之目的。

　　民生公司是卢作孚追求现代化的载体。这个西部中国崭新的现代企业所蕴涵的现代理念远远超越了经济现代化的范畴，为卢作孚的现代化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卢作 孚“实业救国”的中心内容便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他在《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的统一》一文中，便明确地使用了“现代化”的概念。而《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 的道路》一文，则系统阐释了其现代化思想。在卢作孚的其他一系列文章中——比如《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社会生活和集团生活》、《一桩事业的几个 要求》、《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加速国家的进步》等等——都有关于现代化的论述。

　　发达的轮船航运为“下江”地区的人们进入闭塞的天府之国提供了便利，也将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各大都市联为一体。至30年代中期，四川出现较为安定的局势，川 江上“来往旅客日见增多，以前仅川人来往，外省者不及十分之一，今则各半”。这条“黄金水道”不仅是商业贸易的流通网，也是一条涌动着的长江流域文化交流 的纽带，来自沿海的城市文明对重庆人的思想观念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生轮船公司的创办，似乎让卢作孚找到了内陆地区现代化实现途径。通过民生的轮船，卢作孚再次以其独特的视野和大胆的设计，精心规划出了“北碚模式”。

　　北碚原属于巴县，位于江巴璧合四县之间。因为盗匪出没，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以资镇压。1927年卢作孚接掌峡防局。从本质上看，“北碚模式”是试图突破四 川军阀防区制而演变出来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用卢作孚的话，“我们凭借了一个团务机关——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凭借局里训练了几队士兵，先 后训练了几队学生，在那里选择了几点——北碚、夏溪口以至于矿山北川铁路沿线——试作一种乡村运动”，其目的就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这也 是卢作孚现代化理念中的第二个实验。他说，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区域所形成的是一种“理想”，“是要想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 域，游览的区域。”

　　“北碚模式”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吸引新的经济事业。相继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洪济造冰厂利用水力；第二是 创造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校、各类民众学校等。

　　北碚的建设经费是困难的，作为21军防区中的一块地盘，它最初的经费来自21军。尽管卢作孚“力谋生产事业之扩充”来支持北碚的各项文化建设，不过仍然是“经费日益不敷”。

　　从卢作孚《东北游记》看，“北碚模式”的思路似乎揉和了上海的现代工业技术、德国建设青岛的经验、日本建设大连的经验以及张謇建设南通的经验。30年代 初，卢作孚率团考察江浙和东北各省，这是北碚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开始。走出四川，意味着“北碚模式”可以突破地域局限，或者说可以突破21军防区政体。卢 作孚沿途走访、拜见的人物均为民国时期政界、学界以及在野名流，这也是最初认同“北碚模式”的人群，其相当一部分是“下江人”。在卢作孚建设北碚的事业 中，“下江人”的参与和卢作孚有意借用“下江人”资源，意义是深远的。

　　“北碚模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方式。从现代化的层面看，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方面与传统社会的人们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这就是扫盲、教育、更大范围的交际、大众媒介和都市化的结果。

　　在北碚的社会动员中，卢作孚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方式——现代传媒《嘉陵江》。这份小小的日报，文字通俗、明白、简练，却刊载了现代的国防、交通、产业、文化 各种消息。办报的人也只有一二个，每天却有专人把报送到各乡，并张贴在码头、民众会场、渡船及所有的公共场所，让人阅读，“白话字句很浅，只要读过一两年 书的都可以看”。这份报纸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外，卢作孚还在北碚创办《新生命》画报，对不识字的平民施行教育。

　　北碚许多地方建设事业和民众的教育工作，大都是从民间的生活习俗和特殊的风俗中开展起来。北碚的“夏节”就是学生、工人、市民盼望的节日。夏节期间，民生 公司会展出电车、飞机和轮船等内陆地区人们很难见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模型，并配以详细的解说。兼善中学内的科学展览，有机械农具、农产品和动物标本、书 画，让人流连忘返。人们不仅踊跃参加活动，且整个北碚的空气“简直是被一种新的精神燃烧着，充满了动的活力”。

　　和军人市长潘文华在重庆的建设比较，北碚确实呈现出不同的景观。据史料记载，首先是北碚各事业机关的环境是崭新的，在这里几乎很难看到重庆那样的“小上 海”式的洋楼、饭馆、舞厅、影院等等，但“办公室布置得十分整齐，地面亦清洁非常，墙壁上都挂上了一幅两幅教育或新智识的图画，及一般民众生活上有关系的 表图。每个机关门首当眼处，都张贴着一张该事业机关的概况，使人一望而知其一切内容”，即使是寝室、厨房、厕所，也都清洁、整齐、简朴，任人参观。市街上 的食店、客栈的布置也以“新”感人。

　　在北碚，最现代的高层建筑是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大楼和兼善中学等文化教学设施。中国西部科学院创立于1930年，这是继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 究院(1929年)之后，我国首创的一所民办科学院。西部科学院设有生物、地质、农林和理化等4个研究所，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科研机构。

　　这里看不到上海、重庆“丢掉广大的农村、山林、河流，几乎没有城市公共事业，只有极少数人那能够享受繁荣的‘畸形的资本主义的建设’”，而是注重生态建设，绿化很成功。郁郁葱葱的杨槐、伞状的法国梧桐以及随风飘扬的杨柳，成为北碚城的重要标志。

　　北碚始终朝着建立“一个大众公共享受的城市”目标努力。以群众性体育活动为例，1928年北碚建立民众体育场，面积13952平方米，有足球场一个，篮球 场一个，器械场一个，还有沙坑。以后又扩建了一个篮球场，两个网球场。1929年4月20日至26日，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参加面最广的运动会在北 碚民众体育场召开，重庆及江、巴、璧、合及北碚38个单位、社会团体的116名运动员参加。1930年，峡防局聘请江苏成烈体育专科学校的李治臣、邓步宫 为北碚体育场体育指导员，提高此间的运动水平。

　　“北碚模式”的特色在以“精神”和“人的现代训练”。1934年，峡防局积极筹建“六省旅行团”(鄂赣江浙鲁豫)，主要目标是促成峡区人民的觉悟，启迪峡 区人民的现代意识。因为“周览国内名城，方于现代社会有所认识”。从这个意义看，北碚人比重庆人更具开阔的视野。和重庆人不同，走出去的北碚人更愿意从上 海采购现代化的机器，搜集有关农业科技、天文、各省风景以及欧洲大战状况的幻灯片，作为平民娱乐的教育资料。

　　正因为如此，距离重庆不过几十公里的北碚给人的印象是“安宁、整洁、进步和人的精神振奋”。如果说刘湘21军停留在模仿“上海模式”物化的层面，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则是从人的现代化的层面突破了纯粹追赶上海的误区。

　　对“军人干政”的冲击

　　北碚是卢作孚精心构筑的一个与“下江人”直接接轨的舞台。对这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重庆人与“下江人”都赞叹不已。参观北碚后的重庆绅商愧叹， “繁华的重庆反不如一个乡村的建设”。参谋团畅游北碚后感叹：“今则北碚不仅有大自然的美，且已用人力去改造过一番，因峡区各事业，都是现代化、组织化， 艺术化，在最近将来不仅望北碚事业这样，还望四川建设都这样。”他们甚至认为北碚并不比江苏的南通和无锡落后。

　　张公权在1934年游历四川后，赞赏卢作孚是致力于四川革新的有志之士，其苦心从事的社会工作乃“努力精神建设”。黄炎培说，“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 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美国《亚洲》撰文称赞“北碚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 的例子”。1932年太虚大师参观北碚，以“建设人间净土”为题对峡区青年演讲，高度赞扬卢作孚领导的北碚建设，认为北碚的成就证明佛法上所谓净土之意， 不必定在人间之外，人间亦可造成净土。

　　通过旅游，北碚聚集起来的“下江人”队伍既庞大，地位又显赫。北碚因为“下江人”逐步成为全国传媒的焦点，“下江人”也借助北碚率先成长为影响后方社会的 重要群体。北碚聚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说北碚动员了国内的人才也不过分。卢作孚为事业寻找人才，曾访遍省内、国内甚至国外，如聘请德国人傅德利为昆虫研究 员，聘请胶济铁路总工程师徐利氏为北川铁路工程师，后改聘丹麦人守儿慈为北川铁路总工程师。同时，卢作孚作为四川省建设厅长，也频繁往来与重庆与“下江” 之间，接洽沪银行组织银团入川投资事宜，“沪各大银行当局，对入川投资极表同情”。

　　北碚人的生活冲击着大重庆。北碚的“三峡布短服”风行重庆。到过北碚的重庆人开始感悟，北碚是“人中人的”社会，是“具有生命要素的社会”，是“流动的社会”。北碚建设成了周边各县市政建设的“样板”，江北“改革地方一切事业大致都要仿照北碚。”

　　北碚建设对21军集团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少21军的军人慷慨解囊，支持北碚建设。他们频繁参观北碚建设的成就，试图从北碚模式中寻求建设的经验，更重要的 是寻求“军人干政”的合法性资源。因为这一时期，外间对于川军的批评多半将之与北碚作明显的对比，如果都能够像北碚一样，岂不可以逃脱中央批评的话语？刘 湘说：“峡防局像一股清泉”，处处体现了“我”的特色，并非“西洋式徒供消耗奢侈的洋八股”。

　　作为重庆的乡村，作为21军的防区，北碚本该同一切重庆的周边一样贫穷不堪和难民成群；作为乡村，北碚也本该同重庆周边乡村一样向往重庆的繁华都市生活和 在重庆的“现代化”辐射下逐渐趋同于重庆的“小上海”模式。但是，北碚却实实在在地实践着另外一种现代化的理念。尤其可贵的是，当刘湘制造“三三一”事 件，当军阀政治的防区体制下革命话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受挫时，卢作孚以其坚韧的毅力和独特的“开发与发展”的商业运作方式从事现代化的建设，沟通了 重庆与外界，从根基上解构了“军人干政”的体制。

　　本文选自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作者系重庆医科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本刊有删节和编辑，并删去注释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