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族自觉的成型
“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
梁启超(1873—1929)
重要时间节点：1902年
事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及至今日，普通的中国人已经可以毫无迟疑地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时间退后百年，如何称呼自己，却是连当时最精英的中国人都会感到焦灼的事情。顾颉刚在他1939年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里就曾写道：“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而无论是夏、商、周、秦、汉、唐、宋、明、清，都是朝名，而非国名。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里，没有国家观，只有天下观，人们意识中的内外概念既不以民族划分，也没有民族国家的界限。尽管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文化整体的历史事实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但千年延续的乡土哲学，注重的是宗亲血缘，崇尚的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因此梁启超才感叹道：“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
但当列强来到，古老的天下观在丧国失权的危机下瓦解时，这种生死存亡的忧虑，使得古老帝国的精英们，不得不睁眼以救亡图存。不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尝试，梁启超更是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从此之后，这种民族的自觉和逐渐认同，确立了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族群为一整体的事实，进而影响了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按照近世史学家的观点，最早在1902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然后到1905年，他综合史料和遗迹，论断“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以此来说明中华民族的多元混合特征，包含汉、蒙、满、回、藏等所有民族。
这一定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他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 此后，黄兴、刘揆等人还发起了 “中华民族大同会”，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在报刊、广告、公私函中使用“大汉”字样，以求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此，方有1913年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决议，出席会议的蒙古王公们通电全国时称：“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及至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规模的抗战，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战争造成的人员大规模迁徙也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隔绝，至此，中国人的民族自觉才可称之为成型。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出资5万元接办，改组为“新记”《大公报》。这一接手堪称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不过5年，在庆祝其发行一万期纪念日时，胡适就热情洋溢地赞美《大公报》 “安然担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之声誉”；，蒋介石亦致电祝贺，并评论说“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十年之后，《大公报》更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评选为外国最佳报纸，并赠予荣誉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达到了中国报业史上最辉煌的顶点。
正是主持笔政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将《大公报》带到了这一迄今无二的高度。在那个民间办报风起云涌的时代，每个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都有报刊舆论作先导和支持，《大公报》在其二十多年的辉煌中，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凝聚全民族精神，功不可没。
在接手《大公报》时，张季鸾等三人就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正是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但如果仅仅是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在张季鸾看来，只能算“无负社会”，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热忱的报人，他所追求的是言论报国的梦想，“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于是，他所主持的《大公报》，将中国报人开创的“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
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过《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大声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他写下《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他写下《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这一力主抗战到底的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季鸾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飞机在西安空投刊载了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影响了历史的转折，他为此兴奋呼喊《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终其一生，张季鸾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爱国报人，一生的文章评论，都饱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
张季鸾(1888-1942)
重要时间节点：1926年
事件：接手《大公报》
张季鸾
只为苍生说人话
正是主持笔政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将《大公报》带到了这一迄今无二的高度。在那个民间办报风起云涌的时代，每个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都有报刊舆论作先导和支持，《大公报》在其二十多年的辉煌中，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凝聚全民族精神，功不可没。
胡适
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提倡个人的发展。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先成器，才可有益于社会，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绝不仅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发展，而是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造福国家民族。
郁达夫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展。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本位意识的塑立，是五四运动最有价值的意义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诉求首先起因于救亡图存的目的，因此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但国家的强大所依赖的必然是每一个国民的强大，这就是胡适所说，只有每一个国人都能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
1930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了专门为少年学生编辑的《胡适文选》，胡适在为该书所写的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形容《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他说：“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习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但胡适并不打算就此打住，他进一步阐释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强调充分发展个人、独立思考、积极进取、对社会负责，以及尊重和容忍他人等理念，是胡适留给整个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胡适提倡个人的发展。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从充分发展个人入手，先成器，才可有益于社会，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绝不仅是自私自利的个人发展，而是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造福国家民族。
健全的个人主义还要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人格与负责任的态度。胡适告诫青年，思想与治学常常不要忘记一个“疑”字，必须“独立地评判是非”，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他说，假如一个人“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而具有怀疑精神的自由独立的人格，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胡适崇尚的人生，还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不做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他说健全的个人主义必是要有负责任的态度的，一个人不但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且其言行要对社会负责。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这是在现代社会语境下对“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精神的重新解读。
胡适更进一步发展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内涵，那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说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以此定义下的 “健全的个人”，有着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对宪政的尊重和捍卫、对真理和科学的追求，即使在当下，也仍然是我们构建现代公民社会所急需的。
胡适(1891-1962)
重要时间节点：1930年
事件：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
鲁迅
再造国民人格
鲁迅把个人观点融入小说、杂文、随感中，以笔为矛，戳中了在中国国民中沉积了千年的积疴，以最个人的姿态痛斥、鞭挞与抨击旧时代的一切不良之处。
鲁迅 (1881—1936)
重要时间节点：1927年
事件：重塑国民性
中国文化中没有宗教意识，缺乏原罪意识，尽管有圣人吾日三省吾身这样的说辞，但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人们少有自审和忏悔的意识。鲁迅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批判他人永远都是容易的，但认识自己则难得多，鲁迅的可贵在于，他的批判，其实都是从对自我的反思、剖析和自审出发，由己及人，才可以构建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才会有振聋发聩的“呐喊”。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以毕生精力探讨改造国民性或民族性的，无人有鲁迅的影响深远。1927年回到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期间，鲁迅以他的笔，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塑造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他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着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科学史教篇》和《摩罗诗力说》等著作中，他批判中国文化压抑人的情感由自然属性向情感和意志升华，意图唤起的正是中国人的独立创造精神，在鲁迅看来，正是独立创造精神才是社会发达的根本。
在鲁迅看来，“立人”是一切的根本。他相信科学的发展会加速人的欲望，如果不加注意，就容易出现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是一种通病，是普遍的时代病或文明病，比如环境生态问题、诚信问题、道德底线的突破问题，还有安全感问题。在他逝世7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还依然困扰着这一代的中国人。
在沉睡千年的铁屋子中，要发出这些声音是需要无比的勇气的。鲁迅把个人观点融入小说、杂文、随感中，以笔为矛，戳中了在中国国民中沉积了千年的积疴，以最个人的姿态痛斥、鞭挞与抨击旧时代的一切不良之处。可惜的是，人们消费着一个符号化的鲁迅形象，看到的只有他批评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鲁迅也集中深刻地探讨了新型国民性的内涵，而且对建构新型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果我们今天还纪念鲁迅的话，那他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公民社会，还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
终其一生，鲁迅始终强调的，是个人在精神领域的健全发展和彻底解放。在那里，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区分为奴还是为人的标准，他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都是希望唤起民众的自觉和自省。
刘长春
单刀赴会的奥运英雄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932年5月21日，大连《泰东日报》登出：“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就是奥运会，“新国家”，就是伪满洲国的自称。5月30日，这份报纸再次刊载消息：“‘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同时参加的，还有另外一名800米运动员于希渭。消息传出，刘长春十分气愤，他先在北平的《体育周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之后又通过《大公报》发出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州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日本的报道不仅引起中国人的愤怒，也启发了中国很多体育人士：为什么中国不派人去？于是很多人就向国民政府提出这一建议。但政府回复称考虑到经济拮据，运动员幼稚，不参加此次奥运会，只派驻举办国附近国家的大使前往观摩。这个回复无法使人满意，他们想方设法，最终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嘉许和帮助。在东北大学学生毕业典礼上，张学良庄严训示：“决定捐赠8000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此次参赛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意义无穷。”
随后，东北大学以张学良的名义，致电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并由他们急电奥委会，为刘长春和于希渭报名。奥委会很快复电同意。然而正在大连的于希渭始终受日寇严密监视，甚至公开阻拦，最终未能成行。7月8日，刘长春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唯一一名选手，自上海新关码头乘船赴美。
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着刘长春穿着关公的衣服，拿着大刀，站在一条小破船上，赞许他“单刀赴会”。因此等他到了洛杉矶后，受到了当地华人的热烈欢迎，他们送给他一个特制的金盾，取典“桃园三结义”。邮轮经过日本神户时，有日本记者上船采访，询问刘长春是否代表“满州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立即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代表中华民国。”不久邮轮邮报员送来一封电报，是日本体协祝“满州国”参加奥运的选手一路顺风大获胜利。刘长春愤怒地回答：“船上只有中华民国的代表，没有‘满州国’的代表！”并将电报退还。
1932年7月30日下午两点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排在第8位出场。刘长春高举国旗，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是一支“临时拼凑”的中国奥运代表团：总代表沈嗣良、教练宋君复、中国著名体育教授申国权、留美学生代表刘雪松、托平(美籍)，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参加现代奥运会。
刘长春共参加了男子100米短跑和男子200米短跑两个比赛项目。在男子100米短跑预赛时，第二跑道的刘长春在前60米一路领先，但在第70米处，他被人追平，80米处，又被反超，到达终点时，他是6名参赛选手中的第5名。预赛取前3名，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被淘汰。在200米预赛中，从起跑到前170米，刘长春始终紧跟一位美国选手，名列第二，但在后30米，他又被人反超，最终位列小组第4，再度被淘汰。尽管没有取得名次，连决赛都没有进入，但他是自现代奥运会举办以来，第一个代表中国走进奥运赛场的人，谱写了艰难国运下一段爱国的传奇。
刘长春(1909-1983)
重要时间节点：1932年
事件：代表中国首次踏入现代奥运赛场
他所有的成就在青年时期就已完成，且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1901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的梁启超，为其在日本降生的长子起名“思成”。出身名门的梁思成自幼就读于日本的华侨学校，并在父亲的影响下，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因而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14岁的梁思成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十分活跃，积极参与音乐、美术、体育、政治等方面的活动。
1924年，23岁的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26岁时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
1928年，27岁的梁思成在回国之前，到欧洲参观了众多的著名古建筑，亲眼看到它们受到妥善保护，并有学者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有着几千年文化的中华民族，祖先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却是满目苍凉。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建筑，写出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从30岁那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之后的15年时间里，也就是梁思成的青年时期，他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
1946年，45岁的梁思成受聘成为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带着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不仅让梁思成将保护中国古建筑的责任扛上身，更将这种无私的大爱放诸其他民族身上。1944年，为了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最后胜利，美国空军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轰炸。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已有199座城市遭到轰炸，但是唯有古都奈良幸免于难。正是因为梁思成的努力，才劝阻了美国空军对奈良的轰炸，使得奈良地区宏伟的建筑得以保留。30多年后，奈良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建筑’这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之意。所谓‘巨大’并非指它的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当年，43岁的梁思成就是用这段恳切的言辞打动了负责轰炸日本的布朗森上校。也是因为这种对建筑的理解和自身强烈的民族感，让他自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志，并促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建筑保护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梁思成
捍卫民族的美
他所有的成就在青年时期就已完成，且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梁思成(1901-1972)
重要时间节点：1932年
事件：开始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之旅
方志敏
爱国者的绝唱
方志敏的名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都并不陌生，他被捕后的文章《可爱的中国》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语文课本里很重要的篇章，曾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一个铁骨铮铮的爱国者，在牢狱生活中，还能保持一颗充满希望的饱满心灵，以及宁死不屈的勇气，让一代代人因此而动容感佩。
方志敏 (1899-1935)
重要时间节点：1935年
事件：写下《可爱的中国》一文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
1935年2月6日，美联社记者报道在豫章公园举行的“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谁也不准从路旁跑入街心。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使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观众之静默，恰证明观众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
方志敏的名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都并不陌生，他被捕后的文章《可爱的中国》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语文课本里很重要的篇章，曾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称为“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一个铁骨铮铮的爱国者，在牢狱生活中，还能保持一颗充满希望的饱满心灵，以及宁死不屈的勇气，让一代代人因此而动容感佩。
被囚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30多万字的文稿。1935年7月初，他写了《遗信》和《给党中央的信》、《给我妻缪敏的信》、《给鲁迅先生的信》等，在短短半个月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将10多万字的文稿复写了3份，以确保传出。1951年，《可爱的中国》首次出版，然后被节选改编，从此走入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教科书里。
这样细腻而温柔的文字，很难想象出自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字里行间融注的温情与爱意，即使是几十年后，也得以慰藉普通人的心灵。差可告慰的是，他的革命理想最终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尽管今日的中国，还未能达到他想象中那样完美的境界。但是那些曾经的爱国者们，用他们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什么是付出，什么是以身报国。
谢晋元
危亡时代的军人楷模
谢晋元率部孤军奋战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各地，引起震动与人民敬仰。谢晋元被誉为“盖世的英雄” ，他与他的将士们被誉为“八百壮士” 。国民政府特授予谢晋元青天白日勋章。
我们也曾有过自己的“父辈的旗帜”，在1937年的10月29日。这一天是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突然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太阳旗了。当天的《申报》有这样的一篇特写：“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这面国旗，是上海市商会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渡过苏州河送去的。第88师524团1营官兵在副团长谢晋元命令立即将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自从日军占领上海市区后，到处都是可憎的太阳旗，高高矗立的一面中国国旗，瞬间成了轰动中外的新闻。而经此一役的谢晋元将军和他的士兵们，更是铸下了显赫的功名，永垂民族史册。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10月26日，日军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第88师524团1营官兵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阻敌，死守闸北，牵制日军，掩护大军撤退。当晚，顺利完成任务后，谢晋元并没有率部随主力部队向后转移，而是决定留下来坚持战斗到底。谢晋元率部进驻曾是第88师司令部的四行仓库大楼，他对全体官兵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个仓库就是我们的最后阵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四行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附近，仓库的西面和北面是中国地界，已被日军占领，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是苏州河，河的南岸也是公共租界。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孤岛”。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也就成了孤军。谢晋元所部全营共有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共450人，对外号称800人。
第二天凌晨，当日军发现四行仓库大楼还有中国守军时，不禁大吃一惊。下午日军集结重兵对四行仓库发动猛攻。此时谢晋元已写下遗嘱，对手下将士们深情地说：“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我们存在一天，决与倭寇拼命到底！”谢晋元率部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上海人民无不敬佩感泣，把他们誉为“八百壮士”。每天从早到晚，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表示对四行仓库孤军的尊敬和关心。
谢晋元率部孤军奋战的消息，迅速传遍祖国各地，引起震动与人民敬仰。谢晋元被誉为“盖世的英雄”，他与他的将士们被誉为“八百壮士” 。国民政府特授予谢晋元青天白日勋章。不久，以《歌八百壮士》为题的歌曲也创作出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英文《大美晚报》发表社论说：“吾人目睹闸北华军之英勇抗战精神，于吾人脑海中永留深刻之印象，华军作战之奋勇空前未有，足永垂青史。”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社论说：“华军在沪抵抗日军之成绩，实为任何国家史记中最勇武的诸页之一。”
谢晋元将军及其将士辉煌的壮举，振奋鼓舞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心。事过境迁，曾经再灿烂的事再辉煌的人，都会随着时间的渐渐远去而渐渐淡出在我们的视野，但我们当永远记得，这实是这个民族最值得书写的一页骄傲。
谢晋元 (1905-1941)
重要时间节点：1937年
事件：率800壮士孤岛抗战
在金庸笔下，儒释道三家的本原精神是相通的，君子、高僧和真人都是至真至善人格理想的实现者。他们中有人是由释入道，如张三丰；或由儒入道，如王重阳。郭靖力守襄阳，支撑他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这些理想的人格不仅仅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综合传承，又都具有浓郁的自由精神和个性光彩。
金庸
现代的民族文化意识
金庸(1924年—)
重要时间节点：1955年
事件：开始连载武侠小说
1955年，31岁的青年查良镛首次在报纸上连载自己写的武侠小说。这本小说的原型故事，是他小时在故乡浙江海宁听来的乾隆皇帝的野史，这本是几位报业文人朋友间一时兴起的念头，一为好玩，二为了促进报纸的销量。查良镛把他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拆开用做笔名，十几年间，这个名叫“金庸”的作者，为全世界的华人奉献了15部武侠小说，营造了一个以武侠为体现形式、依据民族文化本原精神而建构的审美世界，构建了一个充满民族文化理想的审美价值体系。
金庸用他的武侠小说，丰富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他把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人格范型、正义观念、文化价值，通过极其丰富的故事传达出来，让每一个在中华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读者都获得了极愉悦的精神享受。在他的作品中，有丰富的儒释道文化内涵，让整个民族的文化审美价值体系发放出温暖而灿烂的光辉。这是金庸15部武侠小说因此而超越了简单的文学作品，有了丰盈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金庸笔下，儒释道三家的本原精神是相通的，君子、高僧和真人都是至真至善人格理想的实现者。他们中有人是由释入道，如张三丰；或由儒入道，如王重阳。郭靖力守襄阳，支撑他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这些理想的人格不仅仅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综合传承，又都具有浓郁的自由精神和个性光彩。在小说中，人们都能看到仁、义、礼、智、信这些普世价值的闪耀，不分派别，而是来自整个民族心灵最深处的共识。每个理想人物都深怀“仁”的精神，侠意味着济危扶困、舍身取义、对群体行为秩序的遵守、对人伦规范的敬畏。即使在反叛陈规时也有自己不可动摇的价值操守。这份操守让他们循礼而行，并不因为有了超卓的武功就推崇暴力至上。
在这些小说世界中，金庸还张扬了民族文化的光辉和包容性。在这些小说里，中原文化是被作为天下武学中心和源头来看待的。即使是少林寺的七十二绝技为达摩祖师所创，但经过历代中国高僧传习完善，已经完全中国化了，犹如汉传佛教已经被中国文化完全本土化，被融合改造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不再是异质的印度文化产物一样。而在小说情节设定的年代，中原文化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理范围内还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周边区域内相对成系统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从年代的悠久、积淀的深厚、累积的数量、精致化的质量上都还不能与中原文化相匹敌。金庸一方面尊重这个事实，一方面表现着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深度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有文化交互影响的丰富建设作用。
而对个性的美学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对自由选择的强调，让这些作品在传达传统文化的光辉时，又浸润着读者去丰富和创造。对悲剧英雄乔峰的塑造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从生理血缘上说，他是契丹人；从文化血缘上说，他是中原人。但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升华成一种博大的爱，最终甘愿断箭穿心，完成了仁爱无疆的民族精神的升华。
今天，我们开着车工作或郊游，不用为加不到油而担心，我国的加油站总量早已进入过剩的年代。而倒退50余年，是老一辈人挥之不去的暗淡记忆：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之后，又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的中国产油量很少，而苏联停止供应石油，让国内燃油更为紧张，只能依靠朝鲜等“友邦”的免费援助。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也采用煤气做燃料，在车顶背个大煤气袋⋯⋯1958年，35岁的王进喜目睹了这一场景后，发誓“将‘中国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不仅丰富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更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是中国最大的产油区，它的诞生，使中国石油工业从此走进了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此有了立足的“血液”保障。1963年12月4日，新华社播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首次向世界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中国石油工业彻底甩掉了“贫油”的帽子，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有史以来，王进喜的名字一直与大庆油田连在一起。“铁人”的称呼不是虚名，他对建设中国的热情影响、感动了每一位中国人，在国民低落的时候，王进喜用行动鼓舞士气。从1953年到1959年7年间，他率领的1205钻井队共完成71000米进尺，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他用自己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1960年3月，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来到大庆。正是这一年，他做出了三个重大事迹：用 “人拉肩扛”的方式，把重达60多吨的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带领工人用脸盆端了50多吨水；遭遇井喷事故，不顾腿伤扔掉双拐，跳到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
2010年，中石油作为中国企业第一次站在《金融时报》世界500强的榜首，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过着便捷的生活，中国充满爆发力的石油需求，让行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中国石油不仅满足了内需，也开始出口，世界的眼光再次因中国的发展而变化。
遇罗克(1942-1970)
重要时间节点：1966年
事件：写下《出身论》
王进喜
建设国家的“铁人”
有史以来，王进喜的名字一直与大庆油田连在一起。“铁人”的称呼不是虚名，他对建设中国的热情影响、感动了每一位中国人，在国民低落的时候，王进喜用行动鼓舞士气。
王进喜(1923—1970)
重要时间节点：1960年
事件：建设国家之热情
遇罗克
常识捍卫者
遇罗克终因思考而获罪，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遇罗克(1942-1970)
重要时间节点：1966年
事件：写下《出身论》
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遇罗克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当然，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显赫过。但在40年前，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为他的自由言论付出了代价——他的生命。
在人类的历史上，“血统论”始终是一个不散的幽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原因之一就是纳粹认为纯种的德国人是天下最优秀的人类，他们甚至挑选了一些日尔曼俊男靓女专司繁衍。文革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被奉为真理，依靠着荒唐的“身份识别制度”，全国人民被人为划分成三六九等，并随出身而继承和划定你的“成分”，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并据此获得不同的社会生活待遇。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视曾长期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每个人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等几乎所有与个人前途攸关的机会。在城市，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你就有了一个身份。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有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自由职业者、革命干部、旧职员等等；在农村，则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贫雇农、雇农等等。但并不到此为止，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成分。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 成分却一直随血缘关系往下传。这个理论的荒诞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荒诞的是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指责它的荒诞性，除了他。
他说：“‘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购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第一次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为他们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出身论》一时广为流传。而在此之前，遇罗克在大报上与“四人帮”成员姚文元公开辩论，为吴晗叫屈的行为，也引起广泛关注。这些后来让他成为“民间思想家”的行为，当时都成为他的罪证。
遇罗克终因思考而获罪，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在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4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家庭出身引起的歧视已经在逐渐消弭，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贫富分化，以及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板结，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仍然会不时地跳出来，触及人们的神经。只是，我们的政府已经明白，法律应该尽可能地消弭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去强化它。
袁隆平
禾下乘凉梦中人
袁隆平曾向他的同事们讲过自己做的一个梦，他梦见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的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在稻子下面乘凉。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候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袁隆平曾向他的同事们讲过自己做的一个梦，他梦见试验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的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在稻子下面乘凉。这个美丽的“禾下乘凉梦”，成为支撑着他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信念。中国有9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儿。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的590亿美元相当。
世界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写过一部名著，叫《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书中写道：“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1974年，袁隆平在经过14年磨难般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之后，种子终于配制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44岁这一年，袁隆平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研究成功。他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
从开始定点示范杂交水稻，到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10年时间里，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杂交稻技术作为一项战略计划。袁隆平受聘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顾问，多次赴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等国指导，并为这些国家培训技术专家。截止到1998年，越南和印度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分别超过了10万公顷和20万公顷，并且取得了每公顷增产1至2吨的效果。如今，已有20多个国家引种杂交稻，杂交水稻在解决世界饥饿问题上正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袁隆平的研究成果不仅解决了世界人民吃饭的问题，更使9亿中国农民变得富裕起来。粮食是生存的基本物资，它的增产只能保证粮食安全，却不能使农民致富。因为粮食的价格受政府监控，不可能大幅提高。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曲线致富”的观点：帮助农民努力把水稻、小麦这样的粮食作物的单产提高，就可以腾出一部分土地，搞水果、蔬菜等其他效益更高的项目。他的“曲线致富”理念，成为9亿中国农民摆脱贫穷的一条捷径。帮助农民富起来，也就是让中国富起来。
这位被誉为“米神”、“当代神农”和“杂交水稻之父”的“农民”，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他在自己编织的“禾下乘凉梦”中播撒智慧，收获富足。当他还是一个青年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和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韧性。他的毕生梦想，就是让所有人类远离饥饿，正是这个梦想改变了中国，更改变了世界。
袁隆平(1930—今)
重要时间节点：1974年
事件：投身养活民族的事业
王选
当代毕
有人称王选是“当代毕”、“中国汉字激光照排之父”、“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先驱”，而王选认为自己是一个“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过时的科学家”。
王选 (1937—2006)
重要时间节点：1974年
事件：接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
800多年前，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用泥做了些小字模来印刷；但并未在中国得到推广运用。400年后，欧洲谷腾堡发展了活字印刷技术，用来大规模印刷《圣经》和其他图书。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活字印刷的发明，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才有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
毕的活字印刷术之所以在中国被束之高阁，除了封建制度和生产力落后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汉字数量庞大，这也是中文印刷业自动化的困难所在。王选的贡献不仅仅突破了汉字激光照排技术，而且将其作为很好的载体，维护和促进了我们的汉字的生存与发展；此外，通过这个技术的普及，更保护和传承了中华文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就是国家对王选的贡献的认可。
1987年，时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的王选来说既忐忑又焦虑。这一年的5月22日，王选领导研制的“华光Ⅲ型机”在《经济日报》印出了世界上第一张采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这标志着“汉字输入输出计算机”的技术难关被攻破，对加快中国追赶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步伐意义非凡。自1974年接手“748”工程(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以来，疾病、偏见、技术空白如恶魔般缠绕着他。更关键的是，在优势明显的西方照排技术夹击下，国内出版界“要进口，不要国产”的呼声此起彼伏。如果失败，将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甚至有人预测了两种最坏的结果：全行业倒退回铅字时代或被外国技术垄断市场。1987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称“这是一场新的印刷革命的开端”，激光照排大获全胜。王选也在当年获得中国首届毕奖。次年，《经济日报》等大报纷纷卖掉铅字印刷设备。不久后，外国照排公司全面退出中国市场。曾为世界贡献了活字印刷发明的中国，在经历了五百多年停滞不前的漫长岁月后，终于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
有人称王选是“当代毕”、“中国汉字激光照排之父”、“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先驱”，而王选认为自己是一个“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过时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