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地缘政治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喀什设立经济特区责任重大

　　文‖上海国资记者 武孝武

　　重回“内陆欧亚”视野

　　《上海国资》：您在2009年出版了《五百年来谁著史》，强调以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在《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里，又特别提到过西北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据此来看，其战略意义体现在哪里？

　　韩毓海：《天下》主要侧重于空间、地理和结构塑造，即从空间角度去反思我们的地缘政治观念和国家发展战略。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特别强调：其一，内陆欧亚(Eurasia)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大陆；其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恰恰处于内陆欧亚的核心地区，它包括：东北平原北部和西部、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北部、新疆与西藏地区、大西南地区，而大西北和西部地区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19世纪以来，围绕着内陆欧亚“陆权”的争夺，始终是国际地缘政治的要害。英国殖民印度，是为了实现“欧亚帝国”的构想；沙俄南下东进，越乌拉尔山而至大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法西斯德国跨过多瑙河的东进，还是日本的北上；当今而言，则有美国的中亚战略，世界列强锋芒所向无不在于争夺内陆欧亚的“陆权”，直指亚细亚的心脏。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人口、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东部，市场过度依赖海外，而资源却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简称“黑－腾线”)，那么该线东西两边的国土面积大体上是相等的，但是全国大约90%的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都集中在“黑－腾线”以东地区，而一半以上的资源特别是矿产能源的大部分，则分布在“黑－腾线”以西地区。可见，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不仅仅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而且，它也将造成欧亚内陆核心地区的崛起，并真正将欧亚大陆联系起来。

　　正是从国际地缘政治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来看，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从“科学发展”的高度去理解，就是要认识到：一、只有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才能真正增加国家能力；二、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三、只有切实改善并解决中西部地区的民生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四、只有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业化道路，走注重科技生态的新型农牧业道路，才能做好中西部地区“后发先至”这篇大文章。

　　“海权”与“陆权”之争

　　《上海国资》：从历史上看，因为总是与民族问题交错在一起，西藏、新疆和西部的治理一直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很重要的问题。您认为，在化解民族矛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个角度来说，清朝有哪些仍然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

　　韩毓海：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791年，乾隆下诏《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在西藏发行国家主权货币，这种一面刻有汉文“乾隆通宝”、一面为满文“煌煌明诏”的银元，就是我国首次发行的国家主权银币。其后，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即为《钱币疏》，针对“长期以纹银换取外国杂铜、铝之银元，从而，使得“纹银漏出外洋，于今四百年矣，非因鸦片而始也”的积弊，要求朝廷效法乾隆西藏政策，立即在全国铸造和发行主权货币，以结束货币“失名、失实、失用”的状态。其言曰：“廓尔喀通商，高宗纯皇帝令于卫藏铸钱，是银钱之铸，先帝早已创之，今宜恪守祖宗之法而推行之也”。这表明：一些新的政策，包括货币金融政策，不妨可在边疆地区先行、先试，若行之有效，则可推向全国。

　　第二个例子是，魏源在记述鸦片战争战事的《道光洋艘征抚纪》中所谈到的：当时廓尔喀曾知会清廷驻藏大臣，说他们要攻击英属印度，协助清王朝抗击英印联军，使得英印“怀内顾忧，不能全赴中华”。但是，清朝廷因为翻译上的原因，不明白廓尔喀人所谓“迪里”者，即是“英吉利”，竟没有对廓尔喀的请求作出答复。魏源指出，这种重大战略机遇的丧失尤其暴露出：道光之后，清王朝忽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经营西部边疆的传统和经验，没有看到内陆边疆的“陆权”问题是实质，而东南沿海的“海权”只不过是表现。随后，李鸿章与左宗棠关于“海防”与“边防”之争，则进一步表明清王朝已经丧失了“内陆欧亚”的空间视野。

　　正是围绕着“内陆欧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大陆的争夺，才将中国的西部地区推上了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只有置于内陆欧亚“陆权”的棋局谋略，“海权”的作用和意义才会被发现和凸现出来，而一味孤立地强调“海权”则是短视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是魏源和左宗棠的见解。当然，当年李鸿章的见解压倒了他们的正确意见，铸成了中国的不幸。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怎样描述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人比欧文·拉铁摩尔讲得更好了。

　　1925年拉铁摩尔前后数次考察中国边疆，他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这部巨著中阐述道：近代以来，新疆、西藏特别是外蒙古所出现的分离倾向，既是日本、俄国和英国入侵的结果，同时也是蒋介石当局背离了孙中山的共和理念，特别是中华帝国经营边疆的长期历史经验的结果，蒋介石对边疆地区采取了一种“次帝国主义”的政策，就是把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代价转移到边疆和西部地区，造成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而恰恰在这个时期，由于苏联继承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采取了明智的对外政策，这就促使了新疆和外蒙的“反式联合”，即使中国人更倾向于苏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所实行的联合少数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便是中国历代“王道”的延续，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将可以通过联合少数民族，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中，先是占领中国广阔的边疆地区，然后如同当年的隋唐一样，以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为根据地，最终推翻盘踞中原和沿海的腐败统治者。一个新的、统一的中国将会形成，与此同时，内地与边疆之间互惠的、分享式的发展方式，将会得到重建。

　　新疆开发不止是资源

　　《上海国资》：对当代中国而言，您认为新疆的战略地位是否依然那样重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韩毓海：“咱们新疆好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了全国的1/6强；如果说西北乃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新疆当然便成为重中之重，新疆的耕地潜力，新疆大地上的光、热、风能资源，地下的油、气、煤、矿资源，举世公认，潜力无穷。更重要的是：新疆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人口占37.52%。新疆地处边境，长达5600 公里的边境线，分别与8个国家接壤。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商业和贸易网络的发展、文化交流活动，已经将内地与边疆的老百姓维系融和在一起。历史证明：只有将发展与稳定紧密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只有将保民生与促和谐紧密结合起来而非对立起来，切实解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疆定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引擎和动力。

　　当前，以东南沿海率先发展为核心的梯级发展模式，完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使命，但这种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甚至还会受制于人。西部大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它要走的乃是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内”的新发展道路，这就决定了，包括新疆在内的中西部地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

　　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变得极其重要。以新疆为抓手，走与中亚国家互惠、分享的发展道路，互相取长补短，既可促进中亚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到非洲、甚至到拉美去购买资源和粮食，路途遥远，代价很大，而远亲不如近邻，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方才是一举多得的国际合作良策。我坚信：中国在内陆欧亚核心地区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它标志着以互惠、分享、合作的发展模式，代替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旧秩序。这种新的发展模式，当然要以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为基础和抓手，所以，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可谓举足轻重。

　　喀什特区责任重大

　　《上海国资》：在去年召开的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喀什设立经济特区。您认为，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韩毓海：我个人认为：一、这是从造福边疆各民族人民，改善各民族人民的民生考虑。现在有“南有深圳，北有喀什”的说法，直白地说，这就意味着要把喀什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一个西部大城市。因为像中西部很多地区一样，新疆的大城市实在是太少了，而只有建设大城市，才能吸纳资金、项目，才能接纳大量人口进城就业，从而解决各族人民的收入和民生问题，才能使得他们享受到发展的好处。二、是从开放的角度考虑。喀什与中亚五国接壤，要在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建立互惠、分享、合作的新的发展模式，喀什的地理位置最为合适。当然，这种合作并不是简单地引进外资，而是能源、农业、水利、贸易全方位的合作，这与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三是为新疆乃至整个西部地区走新的、科学发展道路探路，先行先试。这包括：立足兵团建设，发展规模化大农业，首先要解决水利问题；立足能源开发，走新型能源的道路，包括光能、风能的发展，煤炭资源的转化和石油资源的循环利用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与新型大城市建设相伴随、多民族融和的新型社区建设，这些都是过去没有搞过的。可见，今天的喀什特区机遇空前、责任重大。

　　近日，又传来乌鲁木齐要建成西北中心城市的消息，这无疑是更加令人振奋的。

　　区域协调发展关键之举

　　《上海国资》：历史地看，西北地区的治理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应当如何着手去解决？

　　韩毓海：康乾盛世时代，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也是发展的典范，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便是重视东西部之间发展的平衡与协调，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支持江南地区的率先发展，另一方面则强调西部地区在环境生态和军事战略上有拱卫江南的作用。因此，国家就采用了协饷。类似于今天“转移支付”的方式，以平衡全国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以“公共财政均等化”的方式，来解决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论述了康乾盛世瓦解的国内和国际原因，而财政上的困难和国家财政制度的日益偏颇，则是铸成区域不平衡、国家从内部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如今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由于东南沿海通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经济快速发展，地方财政迅速扩大，这也对国家之公共财政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1994年之后，外汇占款逐渐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流，由于外汇主要是沿海地区挣来的，央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就自然主要为沿海地区所获取，变成了那些地区的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员工工资，更重要的是，它推高了沿海地区的土地和资产价值，而这又进一步为沿海地区获得更多信贷提供了担保优势，在市场化的情况下，银行当然必须这样作。这种财政政策的偏颇当然不是谁故意造成的，而是为单一的发展模式决定的。

　　中西部的发展，必须依靠自身丰富的资源，走新型能源和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生态和规模农业的道路，而与沿海地区比较，招商引资起码不是长项。于是，在现有的财政模式下，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必然会出现困难，这一点是很显然的：因为一缺乏地方增值、经营税；二缺乏土地出让金；三由于资产被低估，贷款困难。这不是建几个特区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首先要求公共财政模式真正向着“公共化”、“均等化”迈进，通过改变中西部资源、资产被严重低估的状况，以大幅度减少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一个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为其劳动、资源和土地所决定，而是为其所处的地区的“级差地租”所决定；一国之经济，不是为其国土、资源和劳动所支配，而是为地租和房产价值所支配，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因此，强调公共财政均等化，不是简单地将公共财政“均贫富”，而是要把国家财政建立在国土、资源和各民族、各区域人民的大团结的坚实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