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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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阴魂不散的株连罪

　　小萝卜头，是电影《红岩》中的小英雄，他是小学语文激励儿童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的楷模，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死于1949年9月6日，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24天。他叫宋振中。杀死他的是国民党特务。追根溯源，杀机形成于西安事变。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

　　兵谏蒋介石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对参与发送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并没有善罢甘休。先是打发他出国考察，后将他和妻儿软禁于重庆白公馆，交给特务机构看押。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推动国共两党和谈，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据说，蒋介石不同意释放杨虎城，命令特务机构将杨虎城一家从重庆转移至贵阳羁押。临行前，有人告诉杨虎城，小萝卜头的爸爸妈妈也羁押于白公馆。

　　小萝卜头的爸爸宋绮云是中共党员，受中共之命工作于杨虎城的军部，西安事变前对杨虎城做过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出身于黄埔六期的宋绮云，出任杨虎城旧部某集团军少将参议。1941年，国民党特务将他当作政治犯秘密逮捕，两个月后，同为中共党员的夫人也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妈妈被捕的那一天，刚刚8个月的小萝卜头，躺在妈妈怀中，踏上不归路，从此和一群政治犯成长于国民党监狱。由于营养不良，头大身子细，狱友们戏称他“小萝卜头”。他的姐姐说，为了长大了建设新中国，小萝卜头在监狱中刻苦学习，小学语文课本中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

　　得知小萝卜头的爸爸妈妈也羁押于白公馆，希望老部下和自己一起释放的杨虎城向特务头子提出，他要带上小萝卜头的爸爸妈妈，理由是，他最小的孩子年岁渐长，需要他们夫妇做老师。就这样，从未离开集中营的小萝卜头得以乘坐军机，跟着杨虎城一家，在1949年春天离开重庆奔赴贵阳。

　　半年过后，国民党特务机构见大势已去，请示上级如何处置杨虎城，据说，蒋介石下令带回重庆秘密处死。那时候，法治观念已经大行其道，未经审判剥夺他人生命是难以原谅的，何况，面对的又是杨虎城这样海内外影响很大的人物，再三思忖，特务头子召集知情者集体宣誓永不泄密。为了不留声响不留痕迹，特务们决定不用手枪用匕首。

　　密谋中，永远不能得到宽恕的决定，是对小萝卜头这样的孩子斩草除根。株连，是中国法制史上特别黑暗的一页。一个人犯罪，全家族受罚。对于谋反之类妨碍统治的犯罪，不但要对罪犯本人施以酷刑，还要波及无辜的“九族”。明代历史上，方孝孺拒绝为篡位的明成祖草拟即位诏书，他的学生们作为“第十族”惨遭杀戮。晚清年间，修律大臣奏请光绪皇帝废除株连，民国成立前，萌芽于夏商确立于商鞅的株连制度，退出了中国人的法典，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罪责自负原则，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遗憾的是，国民党政权在株连制度废止半个世纪之后，还上演了株连8岁儿童的丑剧。

　　9月5　日，小萝卜头依偎着爸爸妈妈，跟随杨虎城的车队，穿越蜿蜒曲折的川黔公路，从贵阳驶向重庆。次日晚11时许，小萝卜头跟随爸爸妈妈走进了重庆歌乐山的某个房间，迎接他们的是冷酷的匕首。爸爸妈妈死了，杨虎城一家四口死了，没有任何过错的男孩小萝卜头也被杀死了。

　　我小的时候，语文老师在课堂上用小萝卜头的故事，激励我们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老师是否还这样激励孩子们。如果让我现在来讲述，我则要用小萝卜头的故事，控诉法西斯的统治，告诉他们，没有过错是不受惩罚的，即使某人犯罪，受到惩罚的只能是他个人。我还会举例说，如果某个同学写错了字，老师绝不会罚全班同学抄写三十遍，因为那样也是株连。

　　从法治观念的启蒙来看，用小萝卜头的故事在孩子们心中播种罪责自负的观念的种子是有必要的，因为时至今日，用株连无辜来起到震慑作用的观念和行为还远远没有绝迹。

　　1950：汤总司令的大义灭亲

　　与恩人划清界限，将义父送上断头台，汤总司令情何以堪？1950年6月18　日清晨，汤恩伯的恩人，被他视为义父的陈仪，在台湾的某个刑场，身中两枪，倒地而亡。获闻死讯，汤恩伯心碎神伤。

　　汤恩伯年少志大，矢志从军报国，怎奈家世贫寒，出身卑微，无人举荐，听说浙江老乡陈仪喜为国家揽才，爱惜青年才俊，遂毛遂自荐，登门拜见，要求入伍。

　　以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名毕业的陈仪，当时是个师长。见汤恩伯气宇非凡，甚为喜爱，不但招他入伍，还资助他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陈仪将他保举给自己的同学蒋介石，从此青云直上，等到陈仪策反他的时候，他已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蒋介石身边最为重要的几个人之一。据说汤恩伯这个名字，是后来改的，意在感恩陈仪的栽培。此说未必真实，但是，汤恩伯和陈仪情同父子一点不假，时人皆知，没有子嗣的陈仪视汤恩伯为义子，汤恩伯待之为义父。

　　正是这份情谊，给了陈仪策反汤恩伯的胆子。解放军逼近淞沪，潜伏于陈仪身边的共产党人，伺机劝降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早已厌倦内战的陈仪非但愿意投降，还希望汤恩伯识时务，不再抵抗，为给国家保留一分元气。他命自己的外甥两次前往上海，面见汤恩伯，传以字条，授以口信，递送劝降的讯息。

　　这一回，几十年言听计从的汤恩伯不但没听他的，反而密报“下野”的蒋介石，软禁了陈仪。汤恩伯的亲信、执行软禁命令的上海市警察局长，去世前著文回忆说，汤恩伯密报蒋介石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保全陈仪性命，由他奉养天年。

　　孰料，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希望借昔日同窗项上人头杀人立威。身为陆军二级上将的陈仪走上了军事法庭，作为证人，汤恩伯见到了陈仪。策反以来，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无论汤恩伯怎样求情，蒋介石毫不心动。国防部高等军事合议庭以“煽惑军人叛逃罪”判处陈仪死刑。

　　陈仪一生为官清廉，没有私产，予世人光明磊落之君子形象，口碑很好。日本投降后，前往台湾受降的陈仪，任期内爆发了“二二八血案”，伤害了台湾人。但是，不少台湾人依然称誉陈仪的人格。宣判之后，陈仪一如既往，不失君子之风，在国防部档案中留下遗言：“我死精神不死，我死是为国为民而死，以我的血洗尽顽固脑筋的集团，别无遗嘱。”台湾《中央日报》报道说，行刑时，陈仪衣着极为整齐，头戴四边朝上的呢帽，身穿米色毛质西装，白衬衣、白袜子，一尘不染，即使那条白底蓝色小格子的领带也打得整整齐齐。

　　陈仪死后，汤恩伯难以自处。部分国民党正统人士称赞他深明大义，在“党国安危”和“私人情谊”之间，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更多的人，特别是共产党人斥责他出卖恩人，是个小人。历史的亲历者，当年充当信使的陈仪的外甥，晚年撰文骂他虚伪。同样是历史的亲历者，当年软禁陈仪的上海市警察局长，晚年也写文章，则为他辩护，说这个告密者想要的是“大义”，而非“灭亲”，他希望自己忠于党国，并不希望义父丢弃性命。四处求情未果的汤恩伯，只能在家设灵堂祭奠，以泪洗面。

　　说汤恩伯大义灭亲，是就中国人伦理道德的传统而言的。汤恩伯和陈仪的关系，不是法律上的养父养子关系，不是近亲属关系。然而，在当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汤恩伯，抑或陈仪，都是这样理解汤陈关系的。

　　如果真的以养父养子的关系界定汤陈关系，汤恩伯肯定冒犯了孔夫子“子为父隐”的古训。老爸偷了人家一只羊，儿子揭发他，孔子说，儿子是不对的。儒家认为，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来自于彼此信赖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如果“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如果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告发指证，亲情、伦理、人性将荡然无存，所以他们倡导亲亲相隐，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直到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亲亲相隐也是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还史无前例地将亲亲相隐的范围，扩大到五代以内的血亲、三代以内的姻亲。中共建政至今，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抛弃了，然而，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欧美国家，依然抱定“亲亲相隐”的传统，雷打不动。

　　凡事都有例外，“亲亲相隐”在儒家那里，并不适用于谋反篡逆之类危害皇权的十恶不赦之罪。民国之后，皇帝没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就是“亲亲相隐”的例外。或因为此，蒋介石不愿意理睬汤恩伯的痛苦，责令他焚牌除灵，不许祭奠，说你大义灭亲，哭哭啼啼地干什么。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