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世界上有而且只有一个美国；任何制造两个美国的企图都是徒劳的。美国本土位于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也是美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政府会这样说吧。

　　对于只有一个美国的主张，中国不持异议。不过，虽然美国确实只有一个，美国的形象却有无数个。它们不仅彼此相距甚远，而且在外界的评价中常常从一个跳到另一个，缺少适当的过渡。美国的形象在正义和邪恶之间摇摆不定，美国对此的反对与辩解无效。其实，美国的外交只有一个宗旨——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可能的情况下兼顾道义，但无论何时都会高举道义的大旗。

　　在中国，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代表的美国形象是正面的。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访问。他从此被认定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此后的40年，如果两国之间平安无事，宣传机构每年都要热情洋溢地纪念这个事件。今年的怀旧热情似乎有所下降，也可能是因为不再需要以旧闻代替新闻，聊以填充报纸版面和播出时间——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国，此事给了宣传机构赞美中美友谊的新由头，也证明美国仍然是世界的权力中心。

　　尼克松访华之前的中美关系

　　美国的历史较短，政治模式变化不大，外交也很有连续性；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维持了2000多年，变化也不大，但过去100多年的外交政策跌宕起伏很大。在1949年之前，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大多是正面的，此后有大的变化，为政治需要而制造出各种美国形象。这个事实说明，中国一直没有学会什么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利益，这一部分的自身变化一般很小。

　　如果历史的背景清晰一些，当代的画面也可能更清楚。

　　较早的在华美国名人有华尔（Frederick　Ward）。他在1860年组织“洋枪队”，后改名“常胜军”，进攻太平军。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全盘西化”的早期典范——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他不知圣母玛利亚没有生“二胎”）；又很具有中国特色——洪秀全在后宫收集了众多美女，西方基督徒不接受他的重要思想。华尔火线加入中国国籍，从此没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大清也没有为他把国民割裂为57个“民族”。1862年，华尔在浙江阵亡。

　　华尔的战争是个人行为。帝国须有许多为之奋斗的个人英雄，在“不经意”间发展起来。浦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美国外交官。他在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深得清廷的好感与信任。清廷委任他为特命大使，授一品红顶。1868年2月，他率领中国使团前往美欧。

　　在美国，这位大使越权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浦安臣条约》，共八条。第一条是“保持中国的完整”，最后一条是“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在中国惨遭瓜分豆剖的时代，第一条很有利。但是，“在这些规定当中，只有最后一条才是中国政府所注意的唯一的一点。”（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这大概是中国政府拥抱“不干涉内政”的开始吧。条约的第五条是“鼓励中国苦力向美国移殖”，但美国很快不再需要廉价劳动力，很是为难。现在事情就简单多了，美国把加工厂搬到中国来，把治理廉价劳动力的任务交给了当地政府。

　　离开美国之后，使团又访问西欧和北欧的多个国家。1870年2月，浦安臣率团抵达俄罗斯。他在严冬中罹患肺炎，死在圣彼得堡，为大清的外交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清朝开始学着自己打理外交了。在浦安臣出访9年之后的1877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大使，为此引起轩然大波。他遭到嘲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有人批判他“辱国”——还没到“卖国”，更不是“汉奸”——满清的“爱国者(微博)”显然不便抓汉奸。其实，郭嵩焘是受中央最高领导慈禧太后的委派，在众口铄金之时，太后又亲切鼓励他。

　　今天的风气已经不同。官员不仅出国旅游耗费巨额公帑，更有裸官在国内贪钱，家人在国外挥霍。享受西方文明已蔚然成风，拒斥西方制度仍根深蒂固，而仇外的带头人正是这些人。他们与义和团不同，义和团是群众的自发行动，后来才有清廷的鼓动，而且当时西方确实在欺压中国，今天各国却在担心中国的强势。义和团旗帜鲜明地提出“扶清灭洋”，清廷也知道，灭洋是假，扶清是真。

　　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完成之后，又积极向海外扩张。在打败西班牙之后，美国于1898年夺取古巴和菲律宾等岛屿为殖民地，又正式合并夏威夷。那时的中国，列强各有势力范围，大清已被瓜分殆尽。美国来晚了，只想在各处都染一指；英国摊子铺得大，担心被其他强盗抢走。在英国的劝说下，美国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列强在华“利益均沾”——各位不要吃独食，吃相不要太难看。于是，列强之间暂且平安无事，大清似乎也无亡国之虞。

　　但是，在1900年，慈禧太后听信谣言（不明真相的一小撮未必只在社会底层）：列强要她向皇帝交权。老佛爷一时气愤不过，又相信义和团“民心可用”，立即向11国同时宣战。

　　美国参加了八国联军，也是“庚子赔款”的受益国。在传教士的推动下，美国在1908年宣布退还赔款的一半，资助留美学生。清廷为此开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现在与早年的清华相比，留美预备的特色保持良好，只是学生去的多，回来的少了，学术水平也低了，还多了一个自傲的新特色：为极为庞大的官僚队伍源源地输送人员。这所学校现以工科见长，比如说水利。鲧在3000多年前被杀死之后，中国的水利专家就知道治水不能堵。

　　清朝灭亡，中国成立东亚第一个共和制国家。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聘请美国法学大家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帮助制定民国宪法。1913年，古氏来华，看到国民党议员极力争权，总统有趋于弱势之嫌。他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需要一个强势总统。1915年，他又应袁氏之请写《共和与君主论》，提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成为袁氏称帝的理论根据。袁世凯欢迎古德诺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关键在于说的是什么。不知中国国情的古德诺也提出，恢复帝制要顺从民意。但他不知道，在那时的中国，民意可以伪造。袁世凯称帝，旋即败亡。

　　在二战时，中美是盟国，共同对敌作战。日本投降之后，美国调停国共纷争，立场公允，受到双方的欢迎。在那一时期，毛泽东热情赞扬美国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党报也跟着赞美。他们还赞扬美国对中国的帮助，希望在中国建立美国那样的制度，谴责国民党独裁。在国共内战将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形象在共产党的描绘中一落千丈，“西方民主”也变得邪恶。不过，到那时为止，美国的总体形象还不错，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无根本改变。

　　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各国大使（包括苏联大使）都跟着国民党南下，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了，希望建立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但终于失望离开。8月18日，毛泽东著文《别了，司徒雷登》，指责他“装着”爱中国，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实际上要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他质问：“中国人死都不怕，还害怕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不是职业外交官。他是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近50年，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后来，清华大学大变了，燕京大学则消失了。司徒雷登在1946年7月出任驻华大使，只因为美国的官职也对普通人开放，而他的声望适合这个职务。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2008年，在去世46年之后，他终于按照遗愿葬在故乡杭州——司徒雷登回来了。

　　美国援助了国民党一些钱物。在内战未起之时，苏联已在东北帮助共产党军队。这两个大国都没有直接参与内战。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两党已经达成谅解。在毛泽东向司徒雷登“道别”之前，中共已经决定向苏联“一边倒”了。

　　1949年12月，在主持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斯大林的70大寿。虽然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过得并不愉快，此后的两党关系仍很快升温。日本战败时，朝鲜南北分别是美苏的受降地盘。1950年，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北朝鲜入侵南朝鲜。联合国(微博)予以谴责之后，派遣军队反击。中国派兵卷入朝鲜战争，直接与美军作战，打了3年。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这时的苏联领导人是资历较浅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得到更多尊重，他也深受世界革命形势的鼓舞。为了赶英超美，增加中国在共产阵营中的分量，他在回国后发动了大跃进。为收拾大跃进的残局，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前的1965年，美国出兵越南。中国再次与美军作战，打到1973年。不过，这次双方都保持了克制，美军没有北上，解放军没有到前线，双方的直接对抗在空袭与防空之间。

　　在冷战时期，朝鲜和越南是最大两个热战的战场，旁观的苏联扩大了它的影响，而参战的中美都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中美双方都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两场没有结果的战争。

　　但中苏关系开始破裂。1969年爆发边境的珍宝岛之战，两国剑拔弩张。苏联的大规模入侵随时可能发生，核战争也迫在眉睫。中国极为紧张，开始向其他城市疏散中央领导干部。这时的局势很明了：中国还不能当共产世界的领袖，至少在军事上还很弱，不能与苏联争雄。

　　尼克松访华及访问之后的中美关系

　　因为一边倒向苏联，中美交恶；因为中苏军事对抗，中美交好，尼克松有了访华的机会。1949年告别司徒雷登以后，新中国连续开展各种“反”字当头的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反精神污染、反腐），绕了一大圈之后又接受美国，在“反”的同时才有可能多做一些建设工作。

　　在1950年初，美国也很不正常。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麦卡锡主义在美国闹得轰轰烈烈，到处迫害左倾人士。那些曾在中国工作过、对中共有过同情的人士无一幸免，欧文·拉铁摩尔的遭遇可叹，司徒雷登的晚景也有点凄凉。当然，这种迫害还不至于直接危害生命。

　　理查德·尼克松在反共的浪潮中崛起。在“谁失去了中国”的大讨论中，他是一员干将。他还是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尼克松利用战后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大谈他的反共主张，很少提到别的政策，却获得大量政治支持和选票。他先后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1952年，尼克松还不到40岁，已和艾森豪威尔一起当选为总统和副总统，4年后他们又连选连任。

　　1959年，副总统尼克松出席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在美式家庭厨房设备前，他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讨论姓社姓资的优劣，这就是著名的“厨房辩论”。在场的苏联人举杯祝赫鲁晓夫长命百岁（不是万岁），他同意留待99岁时再讨论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活到冷战结束，而尼克松看到了。1992年，老布什总统感谢他为美国赢得冷战作出的贡献。

　　1960年，尼克松在与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失败。在肯尼迪任内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美苏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1969年1月，尼克松终于赢得大选担任总统。那时，美国似乎在与苏联的冷战中处于下风。当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发表他的外交政策纲要，预告越战结束后的亚洲战略：美国将鼓励亚洲盟国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防卫的责任；美国仍然提供核保护伞，也承担已承诺的义务。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与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的围堵政策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收缩政策。

　　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这次收缩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在收缩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扩张。

　　专制与民主国家在对抗中都可能出现战略误判。前者受到宣传的自欺——宣传首先要符合自己的想象——因此常常沉醉在自我歌颂声中，容易夸大自己的实力；后者却往往低估自己的实力，原因之一是批评者众多，还有自己人的清醒判断，他们可以主动下降到较低的位置进行反击。所以，双方对立的结局很可能与以前的研判相反。

　　中美面对着共同威胁，而且，美国要结束越战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也不想同时在南方抗拒美国，在北方防御苏联。因此，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松动，并开始互相摸底。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到北京谈判，双方公布了尼克松总统将要访华的消息。

　　反共斗士尼克松于1972年2月到北京。为了他游览长城，“中方”出动80万人上街扫雪。这是高级国际友人的待遇，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更为主动。美国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中国也相似。

　　国际压力减轻之后，国内斗争仍然很激烈。尼克松走后，中国出了林彪事件，开始批林批孔；又出了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等领导人去世，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从革命到反革命只有半步之遥，即使一时“光荣正确”，也不能保证长期安全。

　　这一轮消停下来之后，邓小平复出，带领中国走另一个方向。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会议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两国在半个月前已经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1月28日，邓小平访美，两国关系快速升温。

　　共产主义阵营在继续分裂。越南统一之后，于1978年和苏联建立军事同盟，同年底出兵推翻红色高棉，中越关系急剧恶化；同时，苏联已在干预阿富汗局势，即将入侵这个中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中国在2月17日开始“对越自卫反击战”。

　　共产主义阵营仍在分裂。1989年，柏林墙被推翻，东欧国家从苏联的控制中解脱出来。1992年，苏联正式宣布解体。中美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对方了，更难以互相忍受。此后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小布什上台后，他的好斗精神指向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合适的目标。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给小布什找到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反恐。历史总是容易被淡忘，阿富汗、伊拉克就如原来的朝鲜、越南，但这次中国没有参加。

　　中国在完成了与美国的艰巨谈判之后，于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锁定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半官营半市场的模式没有改变，官营反而强化了。在清朝灭亡之前，洋务运动已经结束，它的经济模式不可能持续，也没有完全失败，毕竟为中国留下了工业基础。与完全的计划经济相比，洋务运动的半官营半市场化模式更有效。改革开放回到了洋务运动的路子，这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必要第一步，但不能长期不变，否则将重蹈覆辙。

　　美国现在又想起了中国，有点像“9·11”恐怖袭击之前的景象。美国在缩减军费开支，同时也在加强在东亚的军力，改善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没有退缩。中美两国的竞争是长期的，还要看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是，现在还说不定哪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大。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