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成也铁三角，败也铁三角。 南都制图：宋小伟

　　范军专栏之张居正操盘明公司组织变革：

　　“铁三角”人事间架定成败2

　　张居正在破局、做局，搭建起组织人事间架铁三角(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组合)后，在这一基础上变身帝王师成功登顶公司组织权力巅峰。与此同时，他整合内阁成员，使得公司组织变革所依托的“大组织”与自己领导的“小组织”一通百通，人际互动良好，组织变革遂顺利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铁三角”的隐忧无时不在———没有制度化的临时权力架构将随着核心人物的去位而松动、坍塌。

　　皇权、阁权、宦权合三为一张居正登顶公司组织权力巅峰

　　隆庆六年(1572年)是一个权力交接的年头。隆庆皇帝五月二十六日去世，六月十日万历皇帝登基。这是皇权(董事长权力)的交接。六天后，高拱的首辅之职被两宫皇太后罢免，张居正当日接任，这是代理CEO权力的交接。

　　而对张居正来说，他还有一项权力———对万历小皇帝的教育权在等待施展。八月六日，张居正进奏：“请以是月中旬，择日御文华殿讲读。”这是他受两宫皇太后嘱托，变身帝王师的开始。张居正从隆庆六年八月中旬开始，对万历小皇帝进行了漫长的帝王养成教育。张居正规定小皇帝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接见大臣讨论国事，其余日子需到文华殿参加他主持的日讲。自己担任主讲臣之外，张居正又找来马自强、许国、申时行、于慎行、余有丁等六位一般讲臣，并且这六人先后入阁成为他的内阁辅臣。

　　表面上看，帝王师张居正仅仅是在行使教育权，实际上则是在小皇帝成人或亲政前，以相权代行皇权，从而登顶公司组织权力巅峰。这一惊人变化的根源在于一种新模式的成功运作：这个模式是指万历照准张居正的票拟，而冯保对张居正的票拟进行批红，如此，皇权、阁权与宦权合三为一，但中间真正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则是以张居正为首辅的阁权。

　　要理解这一新模式的玄机，我们需对大明公司的权力运作结构先做一个解剖。朱元璋废相之前，大明公司的权力运作结构相对简单，由代理C E O———宰相领导六部对董事长———皇帝负责，皇权与相权并存，相权接受皇权的绝对领导。但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宣布废除宰相制度，权力完全集中于董事长———皇帝手中。这其实带来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董事长———人处理全国政务日理万机，且工作效率低下，既不现实又不利于公司良性有序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元璋的那些继任者建立了两套秘书班子，一是内阁秘书班子；二是司礼监秘书班子。前者在皇帝的授权下有“票拟权”，即对臣下的各种章奏拟出处理意见；后者在皇帝的授权下有“批红权”，就是对内阁的“票拟”做出批示。表面上看，两套秘书班子都是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互相制约地展开工作，他们之间都没有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而内阁首辅也不像朱元璋时代的宰相那样，有着相对独立的政务处理权。但此时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作为最后的裁判者，万历小皇帝当时年仅十岁，而张居正又是他的首席老师，所以万历并不能对两套秘书班子特别是内阁班子形成制约；而张居正要对付的，只是以冯保为主的司礼监秘书班子而已。

　　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政其实不乏其例。英宗时宦官王振擅权，他发令六部不敢与争，公侯勋戚皆呼之曰“翁父”，而王振也公然把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上的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下来，表明司礼监之权已凌驾于内阁之上；宪宗时宦官汪直擅权，京中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也说明司礼监和内阁权力的失衡；武宗时宦官刘谨大肆索贿，受贿后便批示：授某某官云云，而武帝则完全被蒙在鼓里，直接说明司礼监之权不仅已凌驾于内阁之上，甚至将皇权也直接忽略了。

　　具体到冯保而言，他虽然在驱逐高拱的过程中和张居正结成战略同盟，但上位司礼监掌印之后，冯保也并非事事顺从张居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张居正向万历小皇帝进献白莲和双白燕，以为其赏玩，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令张居正颇为尴尬。这实际上是给张居正下马威，告诉他司礼监之权并不在阁权之下。而万历小皇帝对待冯保更是“直以宰相待之”(《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对于冯保某些卖官鬻爵之事并不过问。

　　在此背景下，张居正是怎么做的呢？他送冯保“七张名琴、九颗夜明珠、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以为交好；又为其亲笔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用作冯保生圹(墓地)上的墓志铭。冯保在北京和河北深县(今衡水市)的老家，分别造了两座名曰“双林寺”的家庙；另有房子五千多间，连郡跨县，奢华程度直追王府。冯保贪财好货，广收贿赂，但张居正对此并不追究，如此作为，自然换得冯保对其权力的支持。只要不侵犯自身利益，冯保对张居正的票拟进行批红再无任何问题。

　　但事实上张居正以相权代行皇权，还犯了一个人的大忌———李太后。因为高拱专权，将阁权与司礼监之权相互沟通，特别是藐视皇权之举，素为李太后所不喜，也最终为其所除。现在张居正的行径，有重蹈覆辙之嫌。那么，张居正又是如何打消李太后顾虑的呢？《张居正评传》中披露：“万历元年，慈圣太后(李太后)修涿州胡良河、巨马河两座大桥，耗银十万两。万历二年桥成后，又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庙，并建承恩寺、海会寺。万历三年，修东岳庙。万历四年，建慈寿寺。万历五年建慈寿寺。万历八、九年间，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每一处工程修竣之后，张居正都写一篇碑文，对太后颇多颂扬。”这是张居正投其所好之举。张居正投李太后所好的另一个案例是对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网开一面，法外施恩。李伟利用职权将以次充好的劣质棉布采购给军队，案发后李太后言之凿凿表示要按国法处置。张居正却洞察机心，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维护了太后的权威。这让李太后感觉张居正忠心可嘉，凡事替自己考虑，便也乐得让他继续主持大局了。她称呼张居正时多用“先生”，对其毕恭毕敬，“几用家人礼”，甚至在万历八年、万历皇帝18岁时，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任务已完成，不宜再以相权代行皇权，上书乞休之时，李太后还对万历如是说：“尔(指神宗)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以后再不必兴此念”。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变身帝王师后，以结盟、示忠等种种手段将皇权、阁权与宦权合三为一。随后他通过万历的诏令、敕谕来实现自己的变革主张，公司组织变革至此大有可为。

　　布局内阁人事公司组织变革一通百通

　　万历元年(1573年)，担任首辅后的张居正开始对内阁进行人事布局。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吕调阳入内阁参预机务。他是张居正的莫逆之交，又是湖北同乡。张居正此前任吏部左侍郎时，吕调阳是礼部侍郎，两人曾经共同编著《帝鉴图说》教导穆宗，合作关系良好。最重要的是吕调阳的性格，《明通鉴》记载，吕调阳为人“柔弱圆融，无棱无角”，是非常适合做组织变革工作助手的。而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张居正选择礼部侍郎张四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同样泄露了他的机心。张四维为人既“深略内蕴，人莫能窥其际”，又“有才智，明习时事”，和吕调阳一样，都是张居正进行组织变革时的得力助手。由此可见，“柔顺听命”和“有才干”是张居正选人的两大标准。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嘉靖朝首辅夏言和阁臣张璁之争，就是因为夏言遭到“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的张璁忌恨，两人在内阁闹得不可开交。可以说，嘉靖一朝的动荡就是由于内阁阁臣不和导致。而夏言最后的结局也很惨，严嵩入阁后，夏言亲党尽去，最终以“交结近侍”罪名被斩杀。张居正有鉴于前朝教训，这才在布局内阁选拔人才时制定上述标准。

　　吕调阳和张四维随后的表现也没有辜负张居正的期望。吕调阳支持张居正整顿驿递，对山东济南的孔圣人第64代孙孔尚贤每年借从曲阜入京朝贡的机会，沿途勒索各路驿站的行为进行打击；支持一条鞭法，举荐时任辽宁巡抚的张学颜为户部尚书，于组织变革工作大有禆益；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大明祖制，官员丧父母，要辞官守孝三年，称“丁忧”。吕调阳和张四维一起上疏引前朝事例，请张居正“夺情”视事。张居正于是得以“夺情”，继续任首辅主持变法大事。万历七年，吕调阳病逝，张居正评价他是当代的丙吉(西汉丞相，以宽松和谐、自己有成绩而不张扬著称)，这说明张居正对这一合作伙伴是满意的。

　　张四维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搜集整理自嘉靖十年以后的朝章、军务、国赋、人事等资料，以备张居正改革所需。另外张四维支持张居正的政令主张和改革措施，助推“一条鞭法”之赋税制度，裁汰冗员，减少支出，于组织变革工作多有襄助。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张四维代为内阁首辅，虽然此后他一反张居正时期的改革措施，但就张居正变法期间其所作所为，应该说还是起到正面作用的。

　　此外，张居正整合内阁成员的工作还包括，任命部院大臣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王国光、礼部尚书陆树声、兵部尚书谭纶、刑部尚书王之浩、工部尚书朱衡、左右都御史葛守礼等人为其内阁班底。这些人入阁的标准无非也是上述两点，忠诚和实干。张居正考成法的落实首先是在谭纶任尚书的兵部展开试点，谭纶真抓实干，于万历元年十二月全面推开此项工作后，“各部院率凛凛效之”。而户部尚书王国光撰写的《万历会计录》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税赋制度的理论依据。万历五年起王国光任吏部尚书，在任期间，力推张居正改革，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为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王国光裁撤合并近半数的繁杂公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张居正看人、选人之准。

　　正因张居正整合内阁成员工作到位，使外在的大组织(铁三角)与内在的小组织(内阁)一通百通，从而得以顺利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以及清丈田亩、整顿驿递等组织变革工作。

　　这其中考成法的推行是重中之重，也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张居正之所以要推考成法，是因为在当时公司组织中，行政效率低下，官员人浮于事现象普遍。“考成法”主要内容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然后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这样逐级绩效考核，工作就可以落到实处。张居政变法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组织整合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清丈田亩也是张居正组织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大明公司主要经营性收入来自于土地征税，而明初可征税土地有八百五十万顷，到宣德以后只剩下四百二十余万顷，这直接导致公司入不敷出。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丈量全国土地。经过这次清丈，全国土地较以前增加了三百余万顷，公司家底差不多增加了一半。而张居正随后推出的一条鞭法规定：把田赋、原先按户丁征派的力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计亩征银”；官府用取代力役的丁银雇人服役；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一条鞭法使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税收，这就有效扭转了由于土地兼并、豪强瞒漏，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贫户之不公正现象。

　　而张居正整顿驿递也打击了公司组织内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驿站是明代的一种重要交通方式。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明初时对驿道之使用有严格规定，非军国大事不能随便使用；到了万历朝时，官员无论公事、私事，都走驿站，还带大量随从，沿路百般索要，给民生造成很大负担。张居正改革就包括裁驿站，去冗员，节省财政开支。抓住孔尚贤这个反面典型严肃处理。其间，张居正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冯保也果然没有生事，较好地配合了张居正的工作。这恰恰说明外在的大组织(铁三角)与内在的小组织(内阁)一通百通后，权力流转过程中零损耗，组织变革得以顺利推进。

　　如此，公司组织变革顺理成章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首先是公司经营性收入扭亏为盈，一条鞭法实施后，财政收入从每年亏损200多万两白银转为节余300万两左右，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这和组织变革前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考成法”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裁革冗官约一万人左右，大大提高了公司组织的活力和效率。虽然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变革期间所裁革的冗官大多被重新安置，人浮于事的情形有所抬头，但就阶段性成果而言，张居正已尽了自己所能。

　　然而，正所谓世上事花无百日红。万历六年万历皇帝大婚，以及随之而来的李太后退隐，导致组织人事核心层开始出现松动。铁三角不再稳固。貌似合理、效率最优化的铁三角架构的隐忧逐一显现———建立在相权挑战皇权基础上的没有制度化的临时权力架构随着核心人物的纷纷去位而坚固不再。成也铁三角，败也铁三角。本系列下一篇聚焦张居正遭最后清算，公司组织变革功败垂成。

　　作者介绍：范军，历史作家，著有《最三国》、《帝国不语对枯棋》、《我的清帝笔记》、《我的明帝笔记》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