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在洛杉矶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负责带我参观的公关部负责人对我说：“我们去坐高尔夫球车吧。”我们所在的卡尔弗城是好莱坞南部的一个小区，位于东西向穿城而过的圣塔莫尼卡10号高速公路与洛杉矶西部的圣地亚哥405号环城高速公路之间。

　　所谓高尔夫球车，就是在高尔夫场地上使用的小型运输工具，在好莱坞制片公司已经成为一个亮点。我在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看见上百辆高尔夫球车来来往往，我的向导对此解释说：“制片公司分别位于好莱坞几个最大的地段，相距甚远。电动的高尔夫球车几乎没有噪音，可以快速安全地来回穿梭于各制片公司之间。”

　　大道两旁分布着22家主要的制片公司，其名称来自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诸如波蒂埃、凯利、阿斯泰尔、卡普拉、嘉宝、加兰、赫本、盖博，等等。走得更远一点，是后期制作室和行政大楼，还有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树荫下呈现出一片秀美的田园风光。所有的后勤设施，从内部免费电话亭到各大餐馆，再到医院、银行、运动俱乐部、邮局、纪念品商店、旅游局甚至洛伊斯电影院，可谓事无巨细、应有尽有。

　　如果在此地你已找不到哥伦比亚这个名字，那是因为它在1989年就被索尼收购了(1982年被可口可乐收购之前，哥伦比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相当独立的)。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索尼警局、索尼邮局、索尼家庭中心，以及一支公司管辖的消防队—索尼消防。此时此刻，我不在哥伦比亚公司，而是置身于索尼公司。

　　“电影制片公司就是银行”

　　索尼电影公司副总裁弗朗斯·塞甘蒂尼，在园区的詹姆斯·斯图尔特豪华大楼里，用意大利咖啡和精美的小蛋糕款待了我。她说：“这里过去都是哥伦比亚的制片厂，但现在一切都属于索尼了。因为还有环球和派拉蒙，所以人们一般统称为索尼制片公司。”

　　索尼是一家分散经营的跨国公司。公司总部设在东京，但索尼电影和音乐分公司都附属于美国索尼—纽约的一家法定上市公司，其唯一的股东就是日本索尼公司。至于洛杉矶的索尼影视娱乐公司，则经常打着索尼、哥伦比亚或三星(微博)电影公司的旗号制作大片。索尼甚至还拥有一家所谓的“独立”制片公司—索尼经典影业公司，但这家公司显然并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独立自主。索尼电影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虽然我们拥有自己的制片公司，但是电影未必都在那里生产。当我们自己的制片公司没有相关配套的技术时，便租用其他大公司的制片公司，诸如派拉蒙、华纳或者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我们的职责通常只限于租赁制片厂，为那些‘绿灯’项目安排资金。”

　　“绿灯”是好莱坞一个极其重要的词语。“绿灯”是由制片公司为递交上来的一个电影的“宣传概要”或者剧本而开通的。这种准许拍摄的特权发放，促进了后期的电影制作。塞甘蒂尼说：“绿灯是所有行业的基点，通过行使这种特权，制片公司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每个方案的不同阶段：当提出和试行一个方案时，当通过和采用一个剧本时，或者在进行制片的过程中，都会亮起多盏绿灯。有时，如果在长达几个月的拍摄时间里，一部电影没能获得绿灯，那么第三持有人—后来通常是制片人—可以向另一制片公司提出申请(譬如说，《莎翁情史》在环球电影公司被搁置3年，一直未获得通行证；最终还是米拉麦克斯挽救了这部影片，该片获得了7项奥斯卡奖)。

　　然而，至关重要的还在其他方面，电影的诞生必然会经历一系列繁琐的谈判。如今，谈判已不仅仅局限于制片公司和制片人之间的面对面协商，在新时代的好莱坞，同一制片体系内为参与制片程序运作而进行沟通的人员和演员已经数不胜数。

　　在电影制片公司的黄金时代，亦即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的制片体制是一个权力集中而又上传下达的整体。从剧本的撰写到影片的放映，电影制片公司全程操控电影制作全过程。制片人既是电影编剧，又是技术人员和导演，加上大多数演员与制片公司签署了长期合同，因此可以说，所有人都参与流水作业，因为电影业首先是一个产业。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明令禁止产业过度集中，电影公司这种制片体制随之土崩瓦解，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和电影院线(规定必须出售)，并被强制要求只能从事电影制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好莱坞产业化、集中化体系逐渐消失，朝着更加不固定的模式演变。

　　如今在新时代的好莱坞，一部由电影制片公司投资的电影不再由这家公司来具体制作。电影制作由专门的人才机构管理，按照整个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将制作流程分包给众多独立的制片公司、新技术公司以及那些负责选派角色、后期制作、特效或宣传片打造等方面的更专业的中小型企业。电影被分包给亚洲的特效公司、洛杉矶的手工艺者、遍布全球的公关代理公司、某些国家的专业电影销售公司。较之以前的制片公司，这一体系显得更加错综复杂，所有的公司都独立运行，同时又受合同的约束。据估计，现有11.5万家公司参与到美国影视行业的产业链中，其中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直接涉及77万员工，间接囊括了170万种行业。现代好莱坞的运作模式与原制片公司的陈旧模式背道而驰，各公司之间的关系由相互依赖变得特立独行。

　　这样一来，每部电影都是独立进行的一系列制片活动。为了协调整个过程，可能会暂时创建一家新的制片公司，作为一个合法经营的实体。这个制片开发中心只为某一部电影而存在，由好莱坞制片公司任命的制片人打理。人们都说制片人是雇工，这就一针见血地定义了好莱坞工作合同的本质：这份合同明确规定公司招聘制片人，只是为了一项临时计划，签署的协议并非永久有效，就像好莱坞的黄金时代一样转瞬即逝。同时，这一本质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譬如说1948年以前，制片人必须将作品版权转让给电影制片公司。

　　制片公司，或制片人本人，有时会被称为“执行策划人”(line producer)，制片人上岗伊始，随即按照“为雇佣而工作”的劳动合同签订流程，完成各项合同的签订工作，合同签订方包括导演、演员以及成百上千个电影拍摄过程中需要的人员和公司，合同规定签约人必须将他们的版权转让给电影制片公司。随后，由制片公司所属的母公司为整个制片项目提供资金。塞甘蒂尼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总的来说，我们就是一家银行。”

　　事实上，电影制片公司的作用相比一家单独的银行来说，既可以说小些，也可以说大些。作为金融机构，电影制片公司有很大一部分资金甚至都不是自己的，这些资金包括数十位制片人预付的投资款、电视转播权的预购款、电子游戏出品人支付的预付款、各大航空公司和连锁酒店按照电子／播放权协议支付的预付款，更不用说政府为了鼓励美国本土制作而给电影制片公司提供的各种资金补贴(每个州都有公共资金以及大份额的税收减免，这是美国电影界最常见的国家技术援助措施)。电影制片公司同时还利用来自股东投资的流动资金，尤其是对冲基金、贷款抵押基金、私募股权、多形式的投资基金以及那些名门望族的股金等。那些名门望族，要么是大发善心的美国人，要么是印度亿万富翁或者富甲一方的阿拉伯王子，与其说他们投资电影，不如说他们多少奔着好莱坞的名气而来，他们被邀请到电影的拍摄现场，出席电影预展，并与演员们共同进餐。如果投资数额巨大，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片头字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这笔投资金额(通常必须通过针对外国人的退税机制来执行)。

　　然而，电影制片公司并非单纯只有银行的功能。除了提供资金，它们不仅要管理所投资电影的版权，电影的版权往往难以估价，还要管理国际销售、电视改编等各种衍生版权，这些都是电影制片公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电影制片公司也可以说是一个版权产品的银行。另外，电影制片公司还要负责处理有关电影协会规则方面的事务，譬如说为了避免出现对电影不利的分级，就需要与美国电影协会进行协商，当然，还需要对影片在国内和国外的发行进行各项协调工作。“鉴于一半以上的影片收入都来自国外，电影制作公司通常必须密切关注所有的国际事务。”塞甘蒂尼说，“就拿2007年索尼的《蜘蛛侠3》来说，影片制作成本为3.8亿美元，全球票房收入为8.9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市场收入(包括加拿大)只有3.36亿美元，其余收入来自国外的105个国家。”她继续说道：“今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国际商业市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制作的电影是面向全世界的。这样的影响可想而知，一部电影从策划开始，就要时时考虑到我们所处的这个国际市场。我们的作品应该在全球各地受到追捧，而我们致力于达到这一效果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塞甘蒂尼这番非常专业的叙述，让我感到有些惊讶。她似乎对此有所察觉，于是继续解释说：“这是一个产业，如果不去考虑我们所谈论的这个产业的庞大规模，我们就无法理解好莱坞。像你们法国人，就是一些手工艺者。你们想在全世界取得成功，但没有足够的魄力。你们唯恐艺术受到侵犯，因此不太信任电影公司、金钱或者大众。你们的成功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你们质疑大众的虔诚。而我们热爱大众，凭着如此深厚的感情，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都想把他们吸引过来，这就是电影的魅力。”说罢，她还借用好莱坞大亨塞缪尔·戈尔德温的名言作为总结：“这个行当并不是艺术秀，我们称之为演艺业。”

　　不久之后的一天早晨，我继续采访索尼电影公司。当看到一群更小的建筑时，我大为震惊，它们属于“独立制片人”的空间。索尼电影公司也会有独立制片人吗？我有些糊涂了。塞甘蒂尼解释道：“是这样的，正如其他大型电影公司一样，我们也拥有一些附属于索尼的‘独立’制片人。雇佣或委任这些制片人，会让我们获得优先选择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优先考察相关方案，并先于其他电影公司签署协议。但是如果我们加以否决，制片人可以自行处理，向其他电影公司推销这套方案。”

　　“所有影片都是独立电影”

　　我来到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全国广播—环球电影制片公司。在戴维·布鲁克斯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乒乓球桌。乒乓球桌？我有些糊涂了。布鲁克斯担任环球旗下的焦点电影公司的市场营销主管，在加利福尼亚运筹帷幄，主管电影公司的全球营销战略。

　　环球电影公司在洛杉矶北部的远郊，占据了101号高速公路周边的几公顷土地。这家电影公司占地面积相当大，完全可以给它起一个像城市一样的名字：环球城。我一边对照地图一边开车，行驶在一些以电影名人命名的道路上，如詹姆斯·斯图尔特大街、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车道以及环球电影公司大道。布鲁克斯的办公室位于环球广场100号。

　　与加利福尼亚的大多数电影公司一样，在环球焦点电影公司里，洋溢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空地和小隔间几乎随处可见，这样可以使人们在集体工作的环境里仍然拥有私人空间。墙上的一块小木板上写着一句口号：“改变，永不止步。”

　　身穿T恤和牛仔裤的布鲁克斯接待了我。来自于东部的他(他原先在纽约的米拉麦克斯工作)，穿着明显带有南部加州的休闲轻便风格。作为焦点电影公司的主管，每年他要负责20多部影片的全球市场营销和推广。这些电影都是居于大片和独立电影之间的“一般预算”影片。焦点电影公司推出的影片有《迷失东京》、《钢琴家》、《摩托日记》(关于切·格瓦拉)、《破碎之花》、《断背山》、《哈维·米尔克》以及《制造伍德斯托克》等。

　　那张乒乓球桌其实是电影公司营销主管们一起开会的桌子，国外的主管们通过电视会议参与进来。布鲁克斯说：“从事一部影片的国际市场营销，有点像是在世界各大城市打乒乓球。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在环球电影公司，最有趣的现象当属戴维·布鲁克斯和焦点电影公司，因为他们是独立存在的。

　　我费时良久方才弄清楚，为什么好莱坞的所有部门既附属于电影公司又相对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影片都是独立制片，甚至包括《夺宝奇兵》在内。

　　尽管附属于环球电影公司，焦点电影公司却是人们所说的一个“特殊单位”(也被称为“独立电影公司”或电影公司的一个“独创电影”分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每个好莱坞电影公司都并购了外部的小公司，或者在自己内部创建“独立”的电影公司。为了不与真正的“大”好莱坞混淆，人们有时会称之为“小”好莱坞。例如，20世纪福克斯的福克斯探照灯公司、索尼的索尼经典影业公司、派拉蒙的派拉蒙优势公司、华纳的华纳独立影业公司和新线电影公司，被迪斯尼并购的米拉麦克斯和皮克斯，甚至还有与派拉蒙分道扬镳之后又转投迪斯尼麾下的梦工厂。在一定程度上，皆属于独立的电影公司。

　　“这些特殊的电影公司可谓独树一帜，它们意在制作一些成本没有那些大片高的电影。这些独立的影片更有针对性，但通常更加国际化。”几周之后，焦点电影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詹姆斯·舒马赫在纽约这样对我说。舒马赫同时也是电影编剧，他的作品有《龙虎斗》、李安导演的《色·戒》、《制造伍德斯托克》。他还向我透露说，自己曾担当《断背山》的联合编剧，但并不想出现在片头字幕上。

　　成立这些“独立”的电影制片分公司还有其他原因。对于焦点电影公司来说，它的创立就是为了与母公司“分化”。焦点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并不想吸引所有的观众，而是出品一些针对成人的中型影片，这给环球电影公司抹上了一层不那么主流的色彩。如此一来，环球电影公司声威大震，并时常与奥斯卡金像奖颇有缘分。而迪斯尼创立子公司主要是为了避免影响迪斯尼品牌的声誉，因为迪斯尼的主项一直是家庭电影，它的电影是面向所有观众的，所以在推出禁止17岁以下的青少年观看的电影，也就是带有过于直露的暴力和性场面的电影时，迪斯尼并不以自己的名义发行，而是打着子公司试金石影业公司或者米拉麦克斯公司的旗号。

　　此外，当制片人或者艺术家打算保留具有独创性的影像画面，但又需要电影公司出资相助时，子公司在满足他们需求的同时又促进了艺术家创造力的发展，正如詹姆斯·舒马赫所说：“这种方法让艺术家变得忠心耿耿。”通常，小型公司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以低于电影制片公司的片酬去招聘演员，甚至可以侥幸逃过工会的某些监管措施。有时，子公司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电影公司想给电影裹上一层不那么美国化的包装，让它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例如，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中国大陆导演张艺谋，中国台湾导演李安，以及墨西哥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都曾为焦点电影公司拍摄或合作拍摄过影片，注意，不是环球电影公司)。

　　而有些时候，巧立名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5年，吉姆·贾木许的《破碎之花》在法国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该片被称为“独立制片的精髓”，“体现了低成本预算下十足的艺术驾驭能力”以及“电影公司艺术和金钱的对抗”的典型代表。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是美国焦点公司，即环球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尽管这是一部令人啧啧称赞的电影，但归根结底，它完全是由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投资拍摄的。

　　梦工厂动画制片公司的总裁杰弗瑞·卡森伯格解释说：“这些特立独行的子公司感兴趣的电影不一而足。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电影制片公司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鼓励电影的多样性，并促使这些独立电影的销售有机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在洛杉矶采访了圣丹斯电影节主席杰弗里·吉尔摩，他告诉我：“这些特殊的单位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就像米拉麦克斯一样，它们极具冒险和创新精神，不可否认，它们是电影公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的，它们更加具有独创性，也更加倾向以导演为核心，但无论如何，它们仍然是电影制片公司。”吉尔摩继续解释说：“比方说，昆汀·塔伦蒂诺是一位独立的导演，但同时他也是电影制片公司的人。独立在好莱坞属于美学范畴，却与电影的金融性质毫不相干。”罗伯特·雷福德和杰弗里·吉尔摩主管的圣丹斯电影节，经常被认为有别于好莱坞，但近来却饱受指责，因为它已变成代替电影公司筛选影片的机器，丧失了本身的独立性。为了能从事一些更为“独立”的活动，吉尔摩先生最近刚刚从圣丹斯辞职。

　　这些专业化单位与电影制片公司之间的关系，让人不禁想到唱片业领域大公司和所贴标签公司之间的关系，或者出版业领域集团公司与旗下各出版社之间的关系。电影制片公司负责管理财务和法律事务，法律事务包括各种合同的谈判、国内外影片发行、版权监控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所有人都称之为IP)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法律问题。而这些小型电影公司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艺术创作的选择、制作、影片的拍摄(詹姆斯·舒马赫表明“影片摄制几乎不在母公司完成”)、市场营销策略、公共关系以及出版方面的业务。但各个公司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迪斯尼的决策相当谨慎，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电影，也要由总裁亲自发放制片许可证；而环球则相对宽松，詹姆斯·舒马赫曾亲口向我证实，他掌管的焦点电影公司拥有一切决定权。

　　“电影制片公司是从何时开始对预算实行严格管制的呢？在我看来，每个电影公司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这要看具体情况，也取决于不同的人。一部电影的预算如果超过1500万或2000万美元，那么一般来说，制片许可证就要由电影制片公司发放。我向来认为，承担资金风险的一方应该拥有决定权。”索尼娱乐影业公司的前任主席肯·莱伯格重申道。

　　“我们才是电影内容的创作者”

　　“所有的电影脚本、剧本以及方案都在这里汇总。”尼古拉斯·温斯托克指给我看那件占据了他办公室大部分面积的长条家具上，堆得像塔似的五颜六色的袋装资料以及装订好的各种文件。他说：“我们才是电影内容的创作者。”

　　尼古拉斯·温斯托克同样崇尚独立，他是阿帕图电影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来到了洛杉矶西部的西皮扣大道11788号。这个地方很不起眼，一栋两层高的大楼矗立在两条高速公路之间，看上去平凡无奇。几经探究，我才发现大道旁边有个木质楼梯，顺着这个楼梯，我来到了阿帕图电影公司。

　　阿帕图电影公司今后将成为好莱坞的主力军，就如同魔幻娱乐电影公司、欧弗布鲁克娱乐公司、第八区电影制作公司(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克鲁尼创立)以及其他很多电影公司一样。尼古拉斯·温斯托克强调说：“如今的电影公司只起到银行的作用。”我在好莱坞采访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过。目前已届不惑之年的温斯托克，在早年就已经建功立业。他曾在福克斯和国际新闻集团任职，尤其曾经在20世纪福克斯公司担任鲁伯特·默多克的发言稿撰写人。那时，他已是娱乐公司的风云人物。如今，他来到了这家只有十几名员工的小公司。

　　阿帕图公司是一家独立的电影公司，工作就是核对电影方案，将这些方案最终确定下来，并提交给电影公司或电视台，有时并没什么区别，因为电影若拿到了制片许可证，总归能够被拍摄出来。

　　以前，制片公司与编剧、演员、导演和经纪人共同协商电影方案，随后子公司利用电影公司投资的资金(所谓的非法基金Slush Fund)去实行这套方案，同时也承担一定的风险。现在，这些方案首先被提交给电影公司来决定，然后电影公司再委托子公司进行润色加工。阿帕图电影公司每年大约制作6部长篇电影和15部左右的电视剧。

　　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独立电影的概念不再带有明显的好莱坞色彩，因为很多电影制片公司求助于独立制片公司进行电影的制片与拍摄，而这些独立机构也往往需要电影公司提供的资金完成摄制计划。温斯托克告诉我说：“如果你考虑一下制片成本，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所有的独立制片公司都由电影公司或者至少由电视台投资，一切就这么简单。同时，如果说我们需要他们的资金，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计划。因为电影公司的问题就在于风险性、试验性以及初始开发期间的不确定性。想想看，谁来承担风险？如何进行革新和创造？”渐渐地，好莱坞摸索出如何将这些职能完全转移给上百个独立制片公司。这些制片公司因其多样性、独创能力以及对资金的需求，在本质上，自然会义不容辞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在不断地创新。这样一来，竞争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电影公司不能在自身内部展开这项工作？温斯托克解释道：“通过让众多的制作公司相互竞争，电影公司可以更好地与时俱进，丰富电影题材。此外，面对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节省开支。电影公司已经不知道如何独立自主地从事这项工作，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人力资源。”那么，电影公司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总的来说，电影制片已经升格为商业银行、版权银行、商务律师事务所和全球发行代理公司。”

　　本文摘自《主流》，获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特别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