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蓁蓁

　　摄影/辛晨

　　供图/Ｃorbis、CFP

　　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这可不是什么人说进就进的地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里面的人是不是都穿着一水儿的制服、一脸严肃、谨小慎微、字斟句酌？

　　人们总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充满各种极端的想象，无限放大其神秘性。但这种想象在何帆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

　　在豆瓣小站上，何帆对自己的介绍是：“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现居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喜欢好书，热爱美食，偶在报章涂鸦，痴迷法政译事。”私下里，他则自嘲是个“伤不起的胖纸”。

　　34岁的何帆是名“微博控”，尽管2011年3月他才开通微博，现在粉丝已经超过4万了。偶尔，他也会在微博上说国外法官的趣事：“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的法官交流时，我问他们，作为法官，内心对陪审团到底是何态度，是宁愿自己审，还是交陪审团定罪。一位老法官意味深长地回答：‘这得看怎么讲了。说好听点，12个人的智慧，总比1个人的高明。说难听点，黑锅由12个人背，总比1个人背强。’”

　　偶尔，话题变为瘦身，从2012年8月3日开始，他决定每天暴走12公里。第一天，他在微博里说：“自从我决定从五行缺肉胖翻译官转型为健康文艺老清新，整个世界观都豁然开朗了。”

　　第二天，他又写道：“在饿己体肤，劳己筋骨的同时，补充一下精神食粮，充实个人心志还是很有必要。看到三个译者搞定的684页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精装本完全可以做凶器了），畅想着一个人如何挑战700页的汉德法官传，小宇宙再次熊熊燃烧！”

　　从2007年至今，何帆已经先后翻译了《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九人》、《批评官员的尺度》、《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等书；主持策划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著有四本刑法学术著作，还写了一本《大法官说了算》。

　　何帆译书速度之快，令人咂舌。2012年6月25日，他才开始着手翻译《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普利策奖得主琳达?格林豪斯的《美国最高法院读本》，8月17日就已经宣布译完了。尽管这本书只有150多页，但每日3000-4000字的翻译速度还是让何帆的好朋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忍不住抗议。她在微博上调侃说：“我谨代表各界懒人请求他把出书的速度降到我们读书的速度之下。”

　　很多人在何帆的微博和博客上留言，问他：“法官是不是都像你一样，每天闲着没事干，就靠翻译点书打发时间？”最开始，何帆还很耐心地回复，说我们工作其实都很忙，翻译属于业余爱好，只能周末、晚上或者中午休息的时间做。而且译者多数拿不到版税，只能拿千字70元的稿酬，经济回报非常微薄。

　　但后来，何帆发现，无论他再怎么解释，总还是会有人选择不相信。“有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揣度你，无法理解那些为兴趣和理想赔上闲暇时光的人。我后来也懒得回了。”

　　何帆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纳入自己策划的“燃灯者书系”，意为“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翻译一本书，可能就是点燃一盏灯，替后面的人照亮一段路，让他知道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这个名字多少透露出了一个译者执着于翻译生涯的初衷。

　　一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

　　小学的时候，何帆和同桌都爱看郑渊洁写的《童话大王》。两人商量好一块给郑渊洁写信，看谁先收到回信。何帆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对郑老师极尽溢美之词，而同桌就写了一句话：郑老师，我总是不及格，压力很大，感觉快活不下去了。

　　“结果，郑老师很快就给他回信了，还是手写的。我连一片纸也没收到！”

　　他的同桌后来学了大气化学，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每次见面，他都说自己一定会得诺贝尔奖。“最开始大家都当这是个玩笑，可这么多年下来，他一直坚持，而且表述一次比一次具体，还有成果为证。我突然间觉得他一定能梦想成真。”何帆说，“而且，从一开始他就赢了我。”

　　何帆从小到大的人生理想包括：调查记者、报社编辑、出庭律师、大学老师，一度还想过去做中学语文教员……因为本科学经济，他曾把当投资银行白领作为人生目标。但在现实中，1999年大学毕业后，何帆阴差阳错成了防暴警察—这个职业在他之前的梦想中压根就没出现过。

　　1999年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4月，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中美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在最后一刻失败；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导弹击中，数万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美游行示威；7月，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台海危机一触即发……

　　何帆当时决定报考武汉大学(微博)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事前，他给同学们押了5道政治题，考完发现竟然押中2道。当大家纷纷跑来感谢他时，何帆却苦着脸宣告：因为觉得太小儿科，这5道题他本人一道也没背！

　　就这样，何帆以专业课第一名，政治课没过关的尴尬成绩考研失利。他只好和很多同学一起，揣着简历往返于学校和各大人才交流会。有一天，何帆在学校碰到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女孩问何帆：“市公安局今天来招人，你们班人怎么都不在？”

　　“结果，这一句话改变了我一生！”

　　何帆是班长，他见系里竟然没将这个消息通知班上，干脆抱了一部分班里同学的简历，打了个车直奔武汉市公安局政治部，帮同学们报上了名。

　　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他为什么要当警察。这个问题何帆从来没想过。他脑子里第一时间闪出了香港电影《雷洛传》里的画面：有个考官问扮演新警察雷洛的刘德华，“为什么要当警察？”刘德华回答说：“为了吃饭。”这4个字在何帆的舌尖上打了个圈，就被他迅速地咽了下去。

　　停顿片刻，何帆回答：“为了惩恶扬善。”

　　很快就是一连串的体检、笔试、政审、调档……何帆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警察。

　　他的理想与现实第一次出现巨大矛盾，是在1990年夏天，起因是一个叫作张君的抢劫犯。

　　张君几乎就是20世纪90年代版的周克华。1994年11月23日至2000年9月1日，张君团伙流窜渝、湘、鄂等地，持枪抢劫金器和银行，犯下大案12起，杀死21人，杀伤20人，抢劫现金23.1万元，抢劫黄金首饰价值485万元。1999年1月4日，张君等人在武汉武广黄金柜开枪打死1人，抢走价值350余万元的黄金饰品，被称为“武广特大抢劫案”。当时曾有传言，张君要再回武汉干一票。所以为期3个月的岗前培训结束后，包括何帆在内的150名新警员全被打乱重新分配。原本应该被分配到经济犯罪侦查处的何帆，一夜之间成了在大街小巷巡逻的防暴警察。

　　在武汉读了4年大学，何帆连中山大道和解放大道都分不清楚。而做了防暴警察，他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深更半夜开着车在武汉穿街过巷，然后把每一条小巷的方位和名称都记住，才能保证真的在有人报警时，能在3分钟内赶到现场。“你会看到这个城市，早上三四点钟第一拨人起来，有扫大街的、炸油条的，或者凌晨两三点钟到码头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在那里上货、卸货，讨价还价，你会一点点儿地跟这个城市建立一种感觉。”

　　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何帆，终于接了地气。

　　“你会接触吸毒的、喝醉酒的、打老婆的、江湖卖艺的、流浪行骗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和事。”

　　直到现在，在微博上看到有警察打人的新闻，何帆的感觉还是很复杂。“我相信肯定有警察打人，但是我也知道在那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确实是有挑唆煽动和搅浑水的人，他们会说很不理智的话。”他自己就有类似经历。一次，他随队处理一起群体事件，见一位老人躺在马路中间，忙过去将老人扶到路边，但很快有人说是他把老人打倒在地的。“然后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群年轻人，石子、砖头像雨点一样朝我打过来，我只能躲闪、辩解，根本不能还手。”

　　这是何帆真正开始意识到“说”与“做”、“知”与“行”之间差别的时刻。

　　武汉的婆姨邻里在街上吵架，何帆用普通话去劝架，被人家一句土话就噎回去了：“外地人滚开，别管我们武汉人的事！”等何帆真正学会说武汉话了，用本地话去调解，三两句就把问题解决了。有时候，话说得越粗鲁，对方反而越服气。“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跟书本上不一样，比如书本上讲你要文明执法，你真文明了他们反而对你不文明，但是当你用本地粗话去调解的时候，他们还挺高兴的，一下子就把这个事解决了。”

　　刘瑜觉得何帆是个很阳光的人，他身上没有愤青的愤怒、焦虑、狂躁，这种性格和他那段“接地气”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那段经历可能使得他对于体制的运转有了更微妙的认识，对体制怎么改变人有了更同情性的理解。”何帆是体制内的人，但也有很多体制外的朋友。如果长期站在一个机制里面或者它的对立面上，其实都无法换位思考。这样一来，人就会很轻易和或很急于否定很多事情，不愿意也不能够去理解持有与自己不同观点的人，更看不出这些观点有什么价值。

　　“但何帆特别有包容性，很适合边缘性角色，亦正亦邪。”刘瑜说。

　　但能够换位思考和理解他人并不意味着能够及时解决自身的问题。实际上，1999年是何帆人生中最焦虑的一个时期。这种焦虑源于对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感。

　　1999年和2000年交界的那个寒冷冬夜，何帆一直都忘不了。

　　那年的武汉特别冷，凌晨3点半，何帆正准备换岗。突然，电台响了，指挥中心说有一辆外地大客车在街道口附近翻车了，交警没那么快到，让巡警先去看一看。

　　“我到那儿就看见大货车倒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翻的，地上都是橘子，司机坐在一边放声大哭。我说你别哭了，他好像听不见我说话，还是继续哭。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些闲人过来想捡他的橘子，同事说：‘小何，你拿把枪站那儿看着橘子，等交警来了我们就撤。’于是，他们回车上睡觉去了。”

　　凌晨3点多，正是最冷的时候。武汉的冷跟北京不一样：北京是寒风刺骨，但武汉那种湿冷是寒气一点点儿渗透人的全身。何帆站在风口上，扛着一把冲锋枪，守着一地的橘子，旁边还坐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卡车司机。一股巨大的茫然和绝望之情随着寒气一点点沁到了何帆的骨子里。

　　“那会儿，我忽然就觉得特别灰心丧气，我想我要么应该在校园里读研究生，要么就是在公司或者银行里当个金融小开。就是当警察抓罪犯也行啊！可现在呢？这么冷的天，我扛着把枪守着一卡车橘子……”

　　13年之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何帆说，要是有机会回到从前，他特别想找到那天夜里的自己，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声：“兄弟，好好干！”。

　　这天的经历，坚定了何帆再考一次研究生的决心。他经常与同事讨价还价，要求把巡逻车停在有路灯的地方，以便他看书复习，作为回报，对方可以把负责听110电台的任务交给他。

　　2003年，一位人民日报的主任编辑曾这样评价这一代大学生：这些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几乎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到了晚上，他们一般是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的他们往往能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就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

　　这简直就是何帆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后来，他把这段话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中。

　　2010年，在《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译者序的结尾部分，何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想把这本译著，献给一名警员编号曾经为4214506的武汉警察。1999年冬天，大学刚刚毕业的他正在寒冷的武汉街头佩枪巡逻，他对未来有无限憧憬，却又充满迷惘。我想，他一定乐于读到一本这样的书。”

　　再次踏入“衙门”

　　2000年，何帆顺利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3年之后，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博士。

　　读博期间，闲不住的何帆经常给各大媒体写时评，也给《新京报》等写过社论，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不少。可这次，他一点没犹豫，2006年博士毕业时，何帆放弃了去高校做老师、去媒体当评论员的机会，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

　　对于这个选择，很多人都很不解。一位当年与他一起成为警察的同事调侃说：“大家都想从这个衙门里出去，你可好，出去了又再跑回来。”

　　“其实就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吧。”很多人喜欢把自己的一篇文章、一次事件或者一个行为神圣化，但在体制里待过的人会知道，一个体制的运作不是外界所想象的单一因果关系。何帆说，“在实务部门待过，总觉得高校里很多人做的学问不接地气，挺没劲。”

　　2006年夏，刚进入最高人民法院，何帆被分配到云南锻炼，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一年后调回，被分配到司法改革办公室工作。新的部门对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比较研究能力要求很高，需要了解国外司法改革最新进展，何帆过去接触国外的情况不多，感觉压力很大。

　　“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一位编辑邀请我翻译《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一书，这本书同时也是《纽约时报》评点的2007年十大好书之一。”何帆觉得这正好是个学习和了解外国司法动态的好机会。

　　当时国内介绍美国司法方面的书，仅有林达夫妇的“近距离美国”系列、任东来的《美国宪政历程》和《在宪政舞台上》等书。这些书引发了中国读书界对于美国宪政史广泛的关注与思考，但是，它们大多注重对整体美国法律史的解读，介绍的也多是比较早的案子，如20世纪50年代废止种族隔离的“布朗案”，六七十年代关于维护言论自由和刑事被告人权利的案子。对近20年，尤其是2000年之后的案件着墨较少。

　　《九人》的故事，正好围绕1991年到2007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展开，虽然它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的作者杰弗里?图宾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父母又是出色的记者，全书很好地兼顾了专业性与通俗性。这也正好满足了何帆这样渴求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美国最高法院的人的需求。

　　《九人》在2010年4月出版之后，收到了不错的反响。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声称《九人》是他在该年度最喜欢的图书。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是何帆的又一翻译力作。1960年，因为一则批评性广告，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几乎被各地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两审失利后，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力挽狂澜，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自由。

　　翻译此书时，何帆心里未尝没有疑虑。作为法官，何帆一直避免在公共场合谈论时政。但译者的态度，从他选的书中可见一斑。此书的作者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安东尼?刘易斯，除去系统回顾了“沙利文案”这起新闻自由史上的“里程碑”案件外，他循此为线串接起的是美国民众关于言论自由的司法抗争历史。

　　2012年初，韩寒与方舟子在微博上互掐时，何帆惊讶地发现，有很多人在评论中都引用了《批评官员的尺度》一书中的大量观点。何帆对此感到很是欣慰：“其实有时候你写一篇专栏不见得有这样的效果，可是翻译一本书，让大家看看其他国家就某个争议问题是如何争论的，反而会给人一些启发。”

　　所以，即便他看到别人拿着这本书里的论点作为论据去争论，哪怕意思理解错了，也挺高兴。“最起码你会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你要是译出来了就被人遗忘了，多没劲啊！”

　　他还在策划和主编“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初衷就是希望自己当年的迷惘不要在年轻人身上重演。

　　“设想你正在法学院学习，又或已开始法律生涯，关于现实、未来和理想，你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和迷惘，遭遇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忧伤。也许，这些心事或疑问，你不愿与身边师友分享，又或许，你已经去信，向某位名人咨询，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于是，你决定去读人物传记，当然，最好是杰出法律人的传记。”

　　“其实我内心深处想象的读者不是功成名就的人，反而是在校大学生。所以我老是跟出版社说把价格定低一点。”何帆一直很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学生读到自己的书。2011年北大出版社印制《批评官员的尺度》时，选了最好的纸张，又用的是软精装、四色印刷，定价却只有32元。“这个价格还是编辑再三跟我商量，希望定高点儿的。本来我还准备定到30块钱以下去，编辑说你总得让我赚点钱吧。”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的书价也普遍不高，照顾到在校大学生的购买力。为了这套书，何帆组建了自己的翻译团队。钟志军就是何帆在豆瓣社区上发现的“一个靠谱的孩子”，ID叫南区熊猫。钟志军本科学的是法律，现在做的工作却是金融。从2009年开始，几乎何帆的每一本书，他都会在豆瓣写书评，当何帆请他翻译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传记时，钟志军欣然应允。

　　在钟志军看来，何帆身上有着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人的特征：“他特别勤奋，通过一步步奋斗取得了今天的一切。”

　　翻译对于钟志军和何帆，分量完全不同。

　　“我不是吃这口饭的，无所顾忌，想看什么看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钟志军说，“但从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的角度讲，何帆作为法官，却没有这份自由。说对说错，都会有所争议。即使无关对错，还是会引起‘是否是不务正业’的批评。”

　　也有人指摘何帆翻译的东西学术性太低，含金量不高，劝他为了将来还是多做点学术性的书。但何帆心里很清楚：“除了一个合格的法官，我对自己业余的生活定位是一个司法文化传播者。”

　　何帆微博上的简介，是自己的偶像、已故美国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的一句名言：“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1961年，89岁的汉德法官去世，终其一生都没有进入大法官的九人之列。一次，何帆与几位美国律师吃饭，提到联邦最高法院一些大法官，这些律师都很不屑，说那帮人政治色彩太强了，而对汉德法官，他们都极为崇敬。汉德法官被叫作“博学的汉德”，不仅理论深、文笔好，判决书的引用率也一直遥遥领先，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法官形象。

　　在决定翻译汉德法官的传记之后，何帆忍不住发了条微博抱怨：“我诅咒那些动辄把法官传记写到700页以上的作者们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打愤怒的小鸟(微博)快通关时iPad断电。”

　　现在这本书的翻译才刚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