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蒙娜·凯撒

　　译/王峻

　　德国出版社和杂志都喜欢玩与出生年代有关的文字游戏，这样的内容很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在火车站的报亭里，当一个旅客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来选择，该买一本什么样的书刊打发从慕尼黑到汉堡高速列车上的时间时，他根本不可能去仔细翻阅内容，显然有趣的标题才是他做出选择的关键。像我这样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代人，在过去十年里被不止一次地贴上过各种标签。当作家伊丽丝的《高尔夫一代》出版后，“高尔夫一代”的称呼也随之而来，同一时间恰逢大众汽车推出了其著名的高尔夫款车型，我们这代人中的大部分此生拥有的第一辆轿车就是高尔夫。随后又出现了“iPhone一代”、“恐惧一代”、“百乐宝一代”—这个称呼源自玩具品牌“百乐宝”，因为在我们的童年，常常会花几个小时用这些塑料玩具和会动的小人来搭积木马场、医院和海盗船。90年代末，当风靡一时的美剧《甜心俏佳人》上映时，我们又被称为“艾利一代”(注：该剧又译为《艾利的异想世界》)；或是更有趣的“复合地板一代”，这个称呼缘起于女作家凯瑟琳·费舍尔的同名著作，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70年代出生的德国人，不会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有钱去买实木地板，而只能用这些复合木板来装修家居。

　　所有以上提到的这些称谓描述的正是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有一期《明镜特刊》这样总结：我们是“不想成为一代”的一代人。

　　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这种类似的定义标签显然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关于这点我在之后会提到。

　　但是我承认，我和我同龄人的生活确实错过了很多“标签”。我们这一代人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我们非常讨厌所谓的“抽屉原理”。

　　我尝试着不仅仅根据人的出处和肤色，或是他们的口音或鞋跟高度来做简单武断地分类，因为我自己也不想被归纳为任何一类人。我讨厌那种学历派，以学历高低来分人，因为我也有很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朋友。在大学里，当有人因为南德口音而遭到其他同学嘲笑时，我会明显地表现出我的不快和对此的反感，首先因为我也来自南德，其次我觉得在德国有这些地域方言的差异和多样性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希望，当同时面对一个穿15公分克里斯蒂安·鲁布托红底高跟鞋的人和一个穿平底芭蕾舞鞋的人时，能做到不偏不倚。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尽量避免粗暴地为别人贴上自己设定的诸如“大男子主义”、“SUV越野车驾驶员”或“世俗庸人”等标签。在我们上学时，就知道给人分类和贴标签并不是一种正确的行为。

　　我们是追求个性的一代。“宽容”是一个核心词，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那些陌生人众多的无聊派对上，玩一个考验别人容忍度的小游戏。当和别人说完一圈客套话并吞下第二杯Gin Tonic后，我就会找一个时髦的话题和别人争论。我总是故意和别人站在相反的立场去讨论和辩论，并不是因为我真的要去辩驳什么，就想做个小测试，看看人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当然这很快会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这时我的朋友就会跑来嘀咕：“停下吧，别又去挑衅别人。”并迅速给我递上一瓶冰啤酒。我把这称为“探讨”，但对我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对“宽容和接受度”的考核。

　　去接受其他人与我们的不同，去接受其他的生活方式、其他的思想。在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下，这种差异都应该得到接纳、不应受到排斥。

　　左派嬉皮的孩子

　　“在德国，从没有一代人像如今的我们，能拥有如此多的机遇和各种可能性。”类似这样的话可以在很多描写70后德国人的书籍和文章中读到。是的，我也赞同这个说辞。我自己已经切身体会到，做选择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我们需要在30种不同品牌功能的牙膏里选一种，更别说对于其他所有存在的事情的选择了，因为在我们面前有无数敞开的大门。虽然有时候我们会选择判断错误或是忽视了重要的机会，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存在的合理性，而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正是我们的父辈为我们争取来的。

　　我们的母亲们从来不觉得女孩子接受教育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并不是因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没有经济能力供女孩上学，而是我们的祖父一代和母亲还不能摆脱纳粹时代的教育观点：即一个妇女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元首”希特勒送上源源不断的新生命。在那个法定成年年龄为21岁的时代，很多女孩都在20岁出头就成为母亲，并不得不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把精力都放到养育孩子上。至少当时的社会是这样要求她们的。我母亲那时候想成为一位老师，随后做了学校秘书，最后变成了家庭主妇。对她来说，自己的女儿可以接受教育、经济独立、不依靠男人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父辈那代，公开同性恋关系是不被允许的。德国直到1969年才宣布撤销对男人同性恋爱关系的惩罚。今天，这些父亲们却准备好接受他们的同性恋儿子和伴侣去市政厅婚姻登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1968年学生运动(这是对当时欧洲左派学生运动的统称)的追随者和参与者。同时期在德国反对美国人和越战的游行示威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20世纪60年代是革命的年代。在德国游行示威的动机显然很淳朴，参与者是经历了二战的“战争一代”的孩子们。他们的父辈们被要求承担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孩子们显然已经要打破他们父辈的沉默，不再接受“同谋犯一代”这个称呼。

　　1968年的那代人也在为了教育的权威而奋斗。他们争取妇女权利和自由的恋爱。我们的母亲们开始服用避孕药，烧毁文胸内衣，也会和女人接吻。很多当时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想像的，当然除了避孕药，至今还是被采纳。我想有些家长对于他们孩子很多世俗保守的想法甚至会觉得很羞愧。

　　当初运动的革命者如今都慢慢进入了退休的年纪。只有不多的人还保持着嬉皮风格，很多人剪掉了长发，成为一个主流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开着奔驰轿车，在后窗上贴着反核标语。他们飞去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度假，回来后继续缴纳二氧化碳排放税。这个年纪的男人们都把前任外交部长、绿党主席费舍尔作为他们的理想目标。1948年出生的费舍尔，从一个扔石块的游行学生变成了国家的外交部长，今天仍然游说于各大能源公司，宣扬环保。这种转变，对于我们父母那 一辈来说是极为典型的。我们的母亲们在今天的市长选举中投票给绿党候选人，参加抗议建飞机场的示威游行，在联邦大选中支持默克尔夫人。她们觉得一个来自东德的女心理学家能代表德国是很让人自豪的。

　　说到默克尔，我要停一下，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说“我的”父母的故事—一对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出生长大的德国男女的故事。

　　我觉得直至今日，德国的历史仍然在回避和淡化东德的历史，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我受到了我的“西德施瓦本”家长的影响，而我来自波兹坦的朋友则从小受到他的“东德”家长的影响，这些东德家长一辈子都生活在民主德国时期。1976年出生的女作家嘉娜·黑赛尔写过一本名为《区里的孩子》的书，说的就是生活在“那一半”、经历过柏林墙倒塌的我们同龄人的故事。

　　一夜间对于在东德的年轻人来说什么都变了。卡尔·马克思市又恢复叫克姆尼茨，和其他众多的改变相比，街道和城市的改名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些孩子们喜欢的巧克力、牛奶和音乐杂志都换了风格，货架上的商品都来自西德。味道更好了，包装也更颜色鲜艳，可却不再是他们熟悉的童年的味道。“东德没有了历史。”黑赛尔在书中这样写道。这本书上了最佳销售榜—黑赛尔长期的东德文化青年身份，和对融入感的长期关怀和关注一直以来的确被社会所忽视。所以也不难理解，2006年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成功地摘取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该片的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也正是出生于1973年的我们的同龄人。

　　我对那个秋天柏林墙倒塌的一幕仍然记忆犹新，我和父母、妹妹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人们爬过铁丝网，看到墙体变为碎片，看到人们欢呼雀跃、拥抱流泪。当我的父母在考虑是不是要带着全家人开车到最近的边境去“亲历历史”时，我则在尝试去消化这些所见所闻。那时我只有11岁，民主德国就如同宇宙飞船一样遥不可及。直到我看到我的偶像、美国演员和歌手大卫·哈塞尔霍夫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坐在柏林墙上跳来跳去时，我才意识到这里刚刚发生了些伟大的事情。

　　作为西德的青少年，在这场变革过后的数年间，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变化。只是偶尔班里会转来几个穿着挺土的同学，或是忽然会在超市门口看到一辆东德产的卫星牌汽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越来越不明显，我们都穿同样的李维斯牛仔裤，都喜欢“take-that”乐队。等我读大学的时候，单从穿着已经很难判断“我”这个人是来自于曾经的“民主德国”还是慕尼黑了。

　　对完美主义的追随

　　我相信在今天，肤浅的“平均主义”让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察觉到差异。我自己很难做出判断，所以我请我的朋友凯瑟琳来仔细想想，今天还有什么细小的差别是她在生活中依旧可以感受到的。凯瑟琳生于1978年，在柏林勃兰登堡的郊区出生长大。她是法兰克福一家通讯社的财经编辑，我们是在慕尼黑的记者学校里结识的。

　　凯瑟琳这样描述一点区别：作为民主德国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亲能做到事业和照顾孩子兼得，她觉得完全不理解。他们非常注重对孩子从小进行“自力更生”的教育，并大力支持全日制幼托所。

　　由此凯瑟琳引出了一个话题，至少对我们这代的母亲和新晋爸爸们来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如果我要总结出一个过去三年内茶余饭后最热点话题的话，显示“家庭计划”当之无愧可以上榜。

　　再回到宽容这个问题上：当我们开始和自己的伴侣同居，不管是不是结婚，如果要结婚，什么形式、在哪里，是在教堂还是市政厅，是穿白色婚纱还是牛仔靴—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考验着我们的朋友和他们的父母、亲戚。我的父母和朋友们大都认为，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自由和幸福是首要的。对于孩子的职业选择，我们的父母并非无动于衷，不论医生或记者，幼儿园教师或海洋生物学家、木工或设计师，他们都表现出了对行业的赞赏和理解。他们大都在主观、偏见和亲情淡漠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希望成为另一种父母，而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所以有了这个被称为“人生高峰期”的阶段，而我们70后刚巧身处其中。没有比孩子教育更富争议的话题了，同样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有无比宽泛的选择余地。仅仅在“怀孕早期干预”的读物中出现的那种百家争鸣已经让人开始晕眩，大家都开始做起了孩子的生意。我们这一代的弱点在这里显现出来，那就是我们愿意以强者的姿态示人：对完美主义的追随。

　　我曾经的一个同事，1976年出生的弗里兹，在几年前写过一本书《三十岁上下—寻找完美的人生》。在书里，他描写了我们是如何雄心勃勃地在中学和大学里武装自己的。

　　我们是如何在做了三份实习之后才确定工作，该选择哪一条职业发展的道路，尽管这些实习报酬大都很少甚至不付薪酬。因为我们不仅仅想找一份只赚钱(当然可以赚很多也很好)的职业，也希望这份工作带来的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或多或少有些乐趣。我们不和17岁恋爱的对象订婚。我这一代女性希望自己有个成功的未来，但是也很清楚地意识地到自己该比男人多赚点钱。我们希望另一半健康而且体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早上在浴室要消耗比我们还长的洗漱时间。我们要找到的是一个可以对视的真实的人生伴侣，而不是一个供养者—但是偶尔也可以有肩膀让我们倚靠一下。我们尝试在商务参会上可以同时是漂亮、有气质、有个性的爱人、自信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既然我们可以像杂技演员一样接住那么多轮番抛向空中的球，也不免开始思考为人父母，这个重大的责任让我们有时也觉得害怕和犹豫。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规则变了。”弗里兹这样写道。比如我们的母亲在怀孕时还被允许每天喝0.7升的啤酒，或者0.4升的白葡萄酒—这些文字摘自1976年联邦政府家庭青年健康部颁布的“母婴指南条例”前言。而对于我们很多人的母亲，酒精在怀孕期间是完全禁止的，但是一小块朗姆酒蛋糕还是可以享用的美味。从那以后，规定就变得更加苛刻了。作为完美者的我们，在怀孕期间会放弃更多，比如晚间的一小杯红酒，许多人把诸如咖啡、红茶、绿茶、可乐、甜食、寿司、奶酪、金枪鱼、生牛肉片和提拉米苏从她们的菜单上划掉。拒绝后者是因为生鸡蛋，其余的则是出于担心弓形体病或细菌性肺炎、流产和婴儿畸形。

　　对于家庭和职业的平衡，是我们这些完美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不能做到完美”的问题。“无论前面的河流多么湍急汹涌，完美主义者都可以做到对复杂的状况一览无遗、尽在掌控。”弗里兹还在书中这样描述，“但是她们并不擅长取舍。”因为我们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全职母亲可以在职场上付出150%的努力，但同时也要陪孩子去儿童乐园，并且每周至少两到三次去参加体育活动，或是去音乐早教班上课。我们还要尽情享受大都市的一切：去剧院，去24小时便利店，去街角的酒吧；同时又可以提供给孩子们无拘无束的乡村田野生活，让他们在花丛和树林里玩耍，可以吃到从农庄里刚刚运来的新鲜鸡蛋—因为这一切正是我们这一代在童年时代所享受到的。

　　我们这代人生孩子的年龄普遍都比较晚，而且不再会有三个或是四个孩子，最多只有两个孩子，或者大多数家庭都只要一个孩子。就像母鸡孵蛋，我们也更集中和专注地培养自己的下一代。与我们的祖母辈20岁生育，我们的母亲一辈30岁生育相比，我们70年代生的这代人都在不可思议的40岁第一次成为母亲。我们对自身期望值的不断提升，也显然投射到了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德国的新 生婴儿率降低了，可是婴儿早教产业却呈现出持续的增长态势。诸如PEKIP早教课程，婴儿瑜伽或是双语幼儿园都有着丰厚的赢利。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最好的开局，不仅仅是在小学，更是为了以后他们可以在全球化的工作环境里能游刃有余、屹立不倒。

　　多少人年底还能保住工作？

　　因为没有什么比丧失社会地位更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事情了。我必须承认，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身处在这个“古老欧洲小世界”里的我，一直担心的还是美国人和乔治·W·布什的反恐战争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历史是不能被磨灭的，柏林墙倒塌时我们还是孩子，但是接下去，我们这代所亲历的政治大事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那天我碰巧也在纽约，刚刚结束了在洛克菲勒中心时尚杂志德国版“ELLE”的记者实习工作。当第二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时，我正在忙于处理邮件。我那时的男友、现在的未婚夫史蒂夫，那时也趁学期休假来曼哈顿。他亲眼看到第二幢楼是如何倒塌的。我已经不记得我在办公楼里等了多久，直到史蒂夫从曼哈顿跑到50大道已经关闭的地铁站来接我。当时我觉得时间如此漫长，然后我们和大量的人群涌向背面的第一大道，逃离大火和灰尘，终于回到了我们在东哈雷区的住所。虽然现在听起来有些可笑，可是那晚我真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就此爆发了。

　　或许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对此有着另外的反应。但是我遇到的任何一个像我这一代的同龄人，几乎都可以清晰地回忆起2001年9月11日当天，当看到电视播放双子塔倒塌的时候，自己在哪里，正在干什么。

　　2003年，欧洲全境掀起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的示威，这是我第一次亲历游行活动—而且不仅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那时，德国各个大城市都可以见到代表和平的彩虹旗。那时我第一次真正为我们的联邦政府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敢于对美国人说“不”。

　　我们这代德国人说，他们自己对政治并不太感兴趣，而经历过68年运动的人们会一直重复这个观点。不过我倒不是很赞同这个说法，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又归纳为替这代人贴上“讨厌政治”的标签。在这点上，出生在民主德国和出生在联邦德国的我们这辈同龄人对政治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之前我在文章里提到的朋友凯瑟琳就曾经说：“我绝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自由选举。因为我的经历告诉我，不能自由选举和没有民主意味着什么。虽然柏林墙倒塌时我才11岁，但是也已经知道父母是如何讨论政治，并表现出对当时状况的心灰意冷。”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对待政治的态度有所不同。我们以不一样的方式争取我们的权益，更个性化的方式，从更小的方面出发，因为意识形态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概念。虽然有时候我也希望所有的职业妇女都去勃兰登堡门前，为她们的孩子争取到更多儿童幼托所名额进行游行示威。德国现任家庭事务部部长克里斯蒂娜·施罗德(1977年生)虽然是第一个在任期怀孕的女官员，可是她提出的那些保守的家庭政策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我倒是觉得她的前任、现任劳动部部长的乌苏拉·冯·德·莱耶女士所带来的“父母金”政策和对新生婴儿父亲带薪休假月政策解决了一些实际的人口出生过低问题。因为根据该法案，从2007年1月1日起，新生儿的父母总共不仅可以享受长达14个月的假期，而且停职在家照顾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相当于税后工资67%的补贴。

　　在我看来这是期待已久、势在必行的一步。和中国与美洲相比，整个欧洲包括德国都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同样，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欧元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当下所谓“相对”繁荣也不是能够保证维持长远的。如果我们这群被宠坏了的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可以诚恳地审视一下现实，就会知道这不仅是简单的对于幼儿园和托儿所数量的担心和对创出一番事业的恐惧，而是对于整个工作和就业市场的不确定和不安。

　　我可以很明确地举一个我朋友的例子。我还记得宣布雷曼破产日的那晚，我和我三个最好的女朋友(都是1975到1979年生)坐在一家埃塞俄比亚餐厅里。我们刚刚点了第二次酸面饼，准备沾着肉汁吃。我做猎头顾问的朋友斯蒂芬妮说道：“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到年底还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我完全震惊了，随即以反方的姿态开始和她辩论：我们接受的良好教育、我们宏大的规划、我们对职业的热情—这么糟糕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吧！“

　　然而斯蒂芬妮并不是无风起浪。在他们位于纽约的公司总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会首先裁员30个人，随后的裁员浪潮会在圣诞前后来临。维多利亚在大学读的是艺术史，之前在有名的美术馆和画廊工作过，那时正就职于一家公关公司。在雷曼破产案事发的几周后就失业了。几个月后她才通过一家中介公司在一家银行找了一份团队助理的工作，显然这份工作屈就了她的才能。此后，她的工作合同都是每十二个月延长一次。而同样一个职位，直接受雇于银行的同事薪水却是她的一倍。经济危机使银行不再轻易招聘固定员工。那次伊莎贝尔也在，大学毕业后她又去了汉堡一所有名的记者学校进修，并在她工作的第一年就得到了多个记者大奖。作为自由撰稿人，她为女性杂志撰稿，杂志社付的薪酬很好，而且留给了作者足够的自由空间。在她开始工作的头几年，她是我们几个中间最独立、赚得最多的一个。伊莎贝尔总能很快地写出好文字，带来不错的创意，且和各家媒体关系良好。这些优势使她在2009年可以完全自主地选择她愿意接受的约稿。但是，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出版社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到预算问题，自由撰稿人不再那么频繁地接到来自杂志社的约稿。留给作者的经费一直在削减，有时甚至在一夜间全部被取消。因为广告收入的直线下降，很多伊莎贝尔之前定期供稿的专栏纷纷被撤销。之前，出版社会在截稿时，把下一份工作合同发给伊莎贝尔，而现在有时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确定这篇稿子是不是还会刊登。因为出版社自己也不确定这期杂志的发行日期，甚至是不是还会继续出版发行。出版社只是告诉她，如果情况有所好转，他们会重新联系她。2011年伊莎贝尔开始专心于写书。她的丈夫有着一份固定职业，并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存了不少钱。和其他自由撰稿人相比，她有幸熬过了那段“困难时期”。

　　德国可以多快地发生自上而下的变化？来自汉堡的70后作家卡嘉·库曼在2002年出版了一部荒诞小说《艾莉一代》，这本书的畅销程度就如同在夏天卖冰柠檬茶。作为自由记者，库曼撰写严肃的批评报道，然而在书热销后的几年里，她并没有感受到这个“黄金创意行业”的多少甜头。因为收入太少，她甚至要靠每月361欧元的失业补助金来生活。基于她真实的生活经历，库曼又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真实的生活，为何在今日保持一种姿态如此困难》。

　　我们知道，德国是欧洲失业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忘那句古老的谚语：“闪光的未必都是黄金。”

　　出生在西德的我们，度过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童年。我们父母的努力为我们这代孩子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现在到了我们自己为下一代付出的时候。或许我们不会像我们的父辈那样轰轰烈烈；我们只是从一个核能源的时代转变到了绿色能源时代；我们会认真考虑下一次大选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我们可以忽略实木地板，而去投资孩子们的教育。

　　作为一个长期以来的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还有哪一代德国人像我们一样拥有更多的机会吗？所以说：让我们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