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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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8-12

　　黄荭

　　一

　　2013年6月16日，102岁的莫里斯·纳多（Maurice　Nadeau）走了。作为1966年创刊的《文学半月刊》的掌门人，莫里斯·纳多出版社的社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位嗅觉敏锐、眼光独到的伯乐为法国读者“发现了”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乔治·佩雷克、理查德·赖特、杰克·凯鲁亚克、亨利·米勒、麦尔坎·劳瑞、库切、索尔仁尼琴、莱奥纳多·莎沙、萨缪艾尔·贝克特、娜塔莉·萨洛特、罗兰·巴特、乔治·佩雷克、米歇尔·韦勒贝克……

　　就在一个月前，莫里斯·纳多还在为《文学半月刊》的未来煞费苦心。他在5月16号的那一期上发出求救：“报纸面临的是死亡的威胁”，这种威胁已迫在眉睫，不是再撑一年半载的问题，濒临倒闭的报社恐怕连几个星期都撑不下去了。老社长提出要把《文学半月刊》办成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只要花上100欧元，就可以成为这份报纸的股东，是多么诱人的一步棋！对于这个老牌的托派分子，最后要动用资本主义的小把戏来解决报纸的生存问题，这一招“金蝉脱壳”是有多惨烈、多无奈啊！“别让《文学半月刊》死掉！”这是“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的精神遗嘱。一个浪漫英雄的时代眼看着走到了穷途末路，从个性化小作坊起步的法国文学出版社能否逃过被散发着金钱气息的跨国集团一一收编的运命？

　　话说伯乐眼光虽好，却没有赚钱的头脑，无敌的文学嗅觉并没有让莫里斯·纳多发家致富，通常“千里马”在他这里钉个掌、盖个戳就跑到其他出版社的马厩里撒欢了。他也从不生气，一直沉浸在“相马”的乐趣里。是他推出了大卫·鲁塞第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作品《我们死亡的日子》，该书于1945年斩获勒诺多奖；是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萨德侯爵的研究和亨利·米勒的《殉色三部曲：色史、情网、梦结》，尽管战后思想领域里盛行各种审查、各种敏感；是他最早在法国介绍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出版波兰大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发表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诗歌、瓦尔兰姆·恰拉莫夫的《科利马的故事》、克莱尔·埃切勒利的《爱丽丝或真正的生活》、亨利·詹姆斯未发表的手稿、南非作家库切的作品……当他1965年出版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物》和1994年出版米歇尔·韦勒贝克的处女作《斗争领域的延伸》（改编成同名电影后有了一个既振奋又艳俗的译法：《愈爱愈勇》，大受年轻人的拥趸）时，有谁那么笃定地看好过他们？只有纳多。

　　二

　　莫里斯·纳多，1911年生人，出生不久父亲就战死在凡尔登的战场上。由国家出钱抚养，他先被寄养在兰斯的工人家庭，后来才回到在餐馆当了厨娘的母亲家里。俄国革命和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体验让他径直就投入了法国共产党的怀抱。不识字的母亲并不理解他的政治诉求，当她在兰斯街头看到儿子和工人们一起游行示威时，忍不住质问：“你跟这些小混混一起到底要混哪样？”

　　莫里斯一直是个做什么都特别认真投入的孩子，认真的学生，认真的唱诗班男孩，听党话跟党走。当1931年的一天，他在保尔·尼赞开的《人道报》的书店里读到一本托洛茨基的书，这本书让他改变了立场，法共把他清理出队伍，他很快就加入了皮埃尔·纳韦尔领导的一个托派小组，成了该组织的积极分子。政治和文学，莫里斯·纳多很快就选择了自己的未来之路，从托洛斯基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两者只有一步之遥，前者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后者是通过语言改造现实，同样都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激进和彻底。1945年他写了《超现实主义史话》，这本书没有讨到超现实主义的旗手安德烈·布勒东的欢心，却受到《战斗报》主编帕斯卡·皮亚和社论作者阿尔贝·加缪的赏识和邀约，莫里斯成了《战斗报》文学版的负责人，1951年他更是当上了主编。他在报纸上最早刊登了罗兰·巴特的一些文章，撰文为亨利·米勒辩护，也是他第一个评论萨缪艾尔·贝克特。他和战前就已功成名就的作家几乎没有合作，他感兴趣的是新人：新的表达、新的气息、新的风格。他在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游走，当丛书主编，写文学评论，出任文学奖的评委……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出版社。

　　三

　　1966年3月15日，由莫里斯·纳多和弗朗索瓦·艾尔瓦尔创办的《文学半月刊》出现在巴黎街头，2.5法郎一份。在之后的47年里，这份发行量维持在7000份左右的报纸却一直活跃在法国文学圈，成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风向标。2009年，当报纸发行第1000期的时候，纳多回忆说：“和弗朗索瓦·艾尔瓦尔一起，我们认为现在各种文学报都是仰出版社鼻息的，而我们的抱负是要办一份真正服务作者的文学报。”事实证明，在一个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娱乐至死”的年代，这份“不依赖任何人，既不依附强权，也不仰仗政党和派系”的独立报纸有它自己的抵抗和坚持，纳多一直忠于自己的文学诉求和办报原则。

　　《文学半月刊》不给作者开稿费。确切地说，是从1966年的第二期开始。不是不想开，而是开不起。还好这一路上，报纸的那帮作者和纳多一样，都是不计报酬的文学“公仆”，其中不少是知名的学者、作家、翻译家和各领域的专家，长期合作的作家中有四人进了法兰西学院：雅克琳娜·德·罗米丽、安吉洛·里纳尔迪、埃克托·比扬肖蒂、多米尼克·费尔南德。一直不离不弃支持报纸的不乏文坛前辈和大腕：贝克特、米肖、福柯、杜拉斯、米雄……因为这也是一份真诚、开放的报纸，“作家有权利写任何东西”。纳多欢迎任何风格、任何声音，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不管是离经叛道的亨利·米勒还是流亡中的塞林纳都可以在《文学半月刊》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支持。

　　但同时，他一直在为报纸实际的生存问题殚精竭虑。《文学半月刊》从创刊开始“一直都缺钱”，纳多承认，“我们没有人手，没有财团做后盾”，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半月刊早就习惯了濒临破产的窘境，反正一直缺钱，一直不缺的是有品位的读者、不计报酬的作者，几千名忠实的订户，社会上各种捐款和全国文联的资助。半月刊最早的办公地点是在内斯勒街一个图书俱乐部仓库的一个角落。后来报社搬到庙街，在一个让警察局都头痛不已、弃而不管的大楼里。最后，报社搬去了蓬皮杜艺术中心，乍一听这一次似乎相当不错，只是各位看客不晓得，搬进去的时候，中心还在建设……山穷水尽的时候，莫里斯·纳多会拿出一两件苏拉热、米罗、贝克特或娜塔莉·萨洛特的作品拍卖，于是半月刊就这样苟延残喘，竟然撑了47年。“四五年前，天上掉下来5万欧元，”纳多说，“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银行不愿意告诉我们这张支票是谁开的。”今天，《文学半月刊》每个月赔6000欧元，所以还得找新的出路……

　　在1966年《文学半月刊》的创刊号第三版，莫里斯·纳多打出了一个骇人的标题：“世界末日？”评论的是让-玛丽-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的《大洪水》，这本书被选为那一期半月刊的推荐书目。也就在同一期还刊登了贝克特的一篇文章，非常贝克特式的标题：“够了”。是偶然吗？是天意吗？这两个标题加在一起给人的联想更像是一个现代寓言。

　　四

　　伊莎贝尔·汉娜和爱德华·罗耐在《解放报》上分析这份报纸“活不下去”的症结是因为“这份报纸很少有人知道，读它的人就更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工业机械化大生产时代，光靠友谊、人脉、无条件的忠诚和某种社会责任感来办报纸的确是一个太过乌托邦的浪漫情怀。“我会死在工作岗位上，安娜可以接我的班。”这话是纳多在2000年说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精神伴侣、半月刊创刊以来一直担任秘书一职的安娜·萨洛特竟然在2008年先他而去。“97岁要接受这样的打击，太惨了！”在绝望中，或许只有工作才是最好的慰藉，坐在工作台前，看书、写作、接待作者、剪贴、排版、看样……两个月来，半月刊的合作者们看着老主编日渐消瘦、日渐虚弱。两周前，他儿子吉尔过来宣布说，他父亲命数快到了。最后两周，老莫里斯重读了卡萨诺瓦的回忆录，他还会到圣马丁街的办公室坐一坐，因为那里是他一直坚守的岗位。

　　6月16日，102岁的莫里斯·纳多死了，但《文学半月刊》会活下去！

　　吉尔·纳多支持并一步步推行父亲把报社改为股份合作企业的计划：“我们不得不增加资本，有8万欧元的亏空要填补，而且我们也需要钱投入。”自从纳多在5月16号那一期《文学半月刊》上呼吁过后，第一时间就通过邮件转来了1.7万欧元的赞助和1.1万欧元的捐赠，有些钱真的是漂洋过海而来，这也说明了报纸的影响力，国外的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都有订阅，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如果报社变公司，那意味着什么？”也有合作者忧虑重重，“谁来代表我们？”给半月刊免费写稿、免费服务了20年的狄芬娜·萨姆瓦约所担心的是这个一直都独立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报纸在改制后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立场。

　　当100欧元一股认购的消息从半月刊的报纸和网站上放出去以后，最后一个莫西干人的号召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回应。资金到位了，这个秋天，《文学半月刊》会采用一个怎样的新形式新面貌运作？说到底，在开山掌门人莫里斯·纳多之后，谁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