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冠军

　　■流沙

　　 我母亲五十有八，已到了一个“摔不起跤”的年龄。但前些天，她偏偏摔了一跤，从二楼的平台，一直摔到了一楼。当时大家吓坏了，但母亲惊恐万状地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自己站了起来，说“没事”。

　　 第二天，我看到母亲一个人站在屋后，在抬腿，然后还做了一个立定跳远的动作。我想笑，还是忍住了。大概她这是在测试自己到底有没有受伤。

　　 这次真的算是幸运了。以前几遭，就没有那么幸运，而且次次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

　　 十二岁那年，外公因饥饿去世，外婆有病。母亲帮生产队放牛赚工分。第一天放牛，她把牛当马骑，下坡时，两牛相遇，突然两牛上演一场战争，母亲骑的那头牛向坡下的牛冲去，母亲从牛背上被甩到乱石当中，头部着地，昏迷不醒。后来有人看到两牛在打架，却不见了放牛娃，找了很长时间，才在乱石当中找到母亲。母亲真是命大，没有破相，只是损失了一个当门牙。

　　 这次摔跤是母亲讲给我听的。

　　 后来几次，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十来岁的时候，土地仍然没有承包到户，夏天三十七八度的高温，生产队仍然要出工割稻子。一般女的不下田，在晒谷地上晾晒稻子，而男的是打稻和挑谷。母亲为了多赚几个工分，去挑谷子。因为高温，大概是中暑了，结果挑着挑着，一头扎在了水田里。我当时在远处，看到母亲倒下，但我喊不应。离母亲不远处有个人听到了声音，站起来看，看到一个人头部朝下，扎在泥水里一动不动。她跑过去拉，幸亏拉得及时，不然母亲可能窒息了。

　　 我看到的另一次摔跤发生在八九年前，家里想做一张桌子，母亲上山去背松树，她在前，我在后。那段松木快背到家时，“咚”一声，走在前面的母亲不见了。我大喊，跑上去找，发现母亲滑到一个被野草盖住的地沟里。她仍然说没事，还自己爬了上来，想继续把这段松木扛起来。结果脚部吃痛，再看脚踝处，有根骨头突出来了。这是一次严重的骨折，医生说她年龄大了，肯定会有后遗症，但母亲静养了一个月，竟然会走路了，现在她的脚踝处的骨头仍然突出着，她仍然在干重活，只是变天的时候，脚踝就会酸痛。

　　 这些摔跤经历给母亲带来的是肉体上的伤痛。母亲还有一次“历史性”的摔跤经历，带来精神上的一些后遗症。

　　 文革的时候，饭前要喊口号，生产队出工前，出工的农民还要学习语录。生产队长还制作了一个牌子，把伟人像粘在上面，谁来举伟人像呢？选来选去让母亲来举，因为母亲家里最穷，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学完了语录，大家把语录书放在口袋里走到田里，而母亲恰恰在这个时候犯错了，一跤摔在了田里，把伟人像也砸在泥田里，破了。那时大家的政治敏感性极强，都吓坏了。这是大罪啊，生产队长汇报到了大队，大队汇报了公社，都认为出了大事。母亲那时二十岁没出头，也懂这事的厉害，吓坏了。后来听说公社有个干部发了话，说母亲还是个小孩子，家里也穷，不可能是故意的，这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但这事对母亲的影响很大。现在她很少发表反对性的意见，是个大家公认的老好人。有时候我在家里说官员腐败问题，说社会不公正现象，她总是紧张兮兮地提醒我：“你这话要是在几十年前说，是要被抓起来的。”

　　 每每此时，我就有一种今朝何年的感慨。我的母亲啊，这一跤，虽然毫发未伤，但却是最受伤害的一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