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与南阳《声屏周报》打官司

　　我感到人言可畏的悲哀

　　记者：现在回过头去，你怎么看跟南阳《声屏周报》这场官司？

　　李谷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河南南阳《声屏周报》发了一篇韦唯“声讨”我的文章，是我的歌迷寄给我报纸。看后，觉得好笑，内容全属无稽之谈，没予理会。没有料到，这篇东西竟被全国多家小报转载，舆论哗然。

　　作为团长、党员，我当时第一件事就是呈请文化部纪检部门调查，如果所述属实，我愿接受任何处分。调查结果：“南阳声屏周报所述内容，无一属实。”但纪检部门规定“作为党内文件，不予公开”。

　　然而，当时有些媒体既无调查、又无核实，无视职业道德地恶意炒作，一时间我成为以强凌弱、嫉妒新秀的“恶人”。我感到了人言可畏的悲哀，暗箭伤人的愤怒。我必须通过法律程序作出定论，在社会上还我清白。这样，我一纸诉状将南阳《声屏周报》告上法庭。

　　管辖受理的是河南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官几次明示，韦唯是“消息源”，应追加为被告。我自始至终没同意，因为首先不管怎么样她当时是中国轻音乐团的人，是我扶植培养起来的演员；其次她怎么给记者讲的，我并不知道，没有证据。经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进行了两天的庭审，最后判决是：“文章所述事实严重失实”，并赔偿我名誉损害费2000元。这笔钱我没有过手，请法院全部直接转赠给当地的希望小学。

　　记者：这个官司被称为“中国名人第一讼”而轰动，你是怎么看的？

　　李谷一：尽管我个人受到深深的伤害，但这场官司有其积极的意义。作为一个公民，不管是不是涉及名人，都要讲法制、守法律。名人更要有职业道德、有职业操守，要尊重事实，不能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别人的名誉来提升自己。现在名人官司层出不穷，农民工维权也走向法庭，这是社会进步，是人权保障的体现。

　　2000年揭东方歌舞团贪腐内幕

　　做人一辈子要“正”

　　记者：当年你勇敢地揭露东方歌舞团黑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

　　李谷一：良知、党性、被逼无奈。1998年，我参加东方歌舞团在广州的一场演出，当晚团里有人送了1万元给我，还不需要签字。我顿生疑惑：按国家制度、团里规定，主要演员一场的补贴最多也就千把块钱，为什么这次会几倍增长，且不具姓名地就分掉了呢？当时，我如果装聋作哑把钱拿了的话，跟他们成为一个利益体，也不会出后来的风波。但，做人一辈子还是要“正”。回北京我把这笔钱如数退还团里，而且作了个粗略调查，发现这种暗箱操作的事远非几次，涉及金额令人咋舌。我作为党委书记在团务会上严正提出：不能“公演私分”！即用国家团体名义演出，而不将其收益列入公家账目，暗箱操作私分私拿，这是违规、违纪、违法的行为。

　　后来，我在中央党校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仍转告东方歌舞团的领导班子：“好自为之！”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你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吗？

　　李谷一：此事不久，党的“三讲”开始，没想到党的思想教育活动，把我这个“党委书记”排除在领导班子之外。团里的“三讲”怎么搞，我一点不知晓。突如其来的是，有些人竟然提出：“你根本不配当党委书记”，“此人不走，团无宁日”，“赶快滚出东方团！”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手段！这段时间，我胆结石发作，在中日医院准备做摘除手术，团里下令，我的“‘三讲’自我剖析材料”必需三天内交出。

　　被逼无奈，在“三讲”的全团总结大会上，我发言揭露了东方歌舞团某些领导“公演私分”的事实。随后，向文化部党组递交有关证据材料；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相关提案。全国政协很重视，把提案转发到了北京市税务局等单位。

　　在此情况下，东方团的主要领导率先在媒体上张扬：李谷一“三讲”没通过，东方歌舞团领导班子大洗牌等等。我通过媒体公布了事实真相。媒体对东方歌舞团领导使用了“腐败”这个字眼。最后，在舆论和执法部门压力下，文化部纪检和监察组联合下文，通报批评了东方歌舞团的违规、违纪行为，某某团长为主要责任人，并对东方团进行了经济处罚。

　　与时俱进当青歌赛评委，与周笔畅合作

　　青歌赛的“活化石”

　　记者：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谷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我们的思想，给予了我们创新的舞台，走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使中国文化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想当初在批判《乡恋》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那种渴求思变的力量，给了我支持和帮助，才有今天的李谷一。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至今，我演出了20多部戏曲；演唱了有资料可查的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歌曲600来首，开创了一代歌风；创建了中国轻音乐团，起到了为中国轻音乐和流行音乐事业发展的带动和推动作用。这是我对改革开放的应有付出和回报。

　　30年来，虽然经历了风雨坎坷乃至大风大浪，经受了深重创伤，不过扪心自问：我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此生。

　　记者：你是一个开风气之先、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对于“快男”、“超女”也能接受。而青歌赛培养出很多歌手，现在也陷入一个瓶颈，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了，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李谷一：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与其他电视台的“超女”、“快男”类的选秀，有共存性，但无可比性。比如，“超女”、“快男”类的选秀，是群众娱乐性活动的一种，由群众投票、海选决定优胜者。央视“青歌赛”，是权威性的专业赛事，由国家专家评委评判优秀者。

　　从第一届“青歌赛”到现在，我是唯一当了13届评委的人。有朋友戏称我是青歌赛的“活化石”。可以说，当评委是很得罪人的事，很多选手的水平在仲伯之间，打分有时很痛苦。当然，最后还是要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把真正有实力、唱得好的选手推上去。“快男”、“超女”等选秀活动，是应一部分群众的文化需求而兴起的。尽管社会上很有争议，但我支持这种大众娱乐文化。我当初就是从一片批判声中走过来的，明白一个新事物闯出来的艰难。年轻人发展需要一个平台，需要前辈给予帮助。我与这些孩子们有过合作和接触。像与周笔畅同唱《浏阳河2008》，据说反应挺火；与小男生黄阅对唱奥运歌曲《祝福北京》；今年东方卫视春节晚会上，与“好男儿”们同台演出，等等。年轻人需要支持、需要烘托，我当绿叶也心甘。

　　记者：现在你依然活跃在舞台和电视荧屏上，大家称你为中国歌坛上的常青树。

　　李谷一：我能唱到今天，一个可能是本钱好，嗓子结实，尽管80年代初发生过4次声带出血，可到现在没留下后遗症。另一个是我至今仍坚持天天练声练唱。再一个至关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的发声方法，才能保持和延长演唱寿命。我的嗓音确实不再像年轻时、中年时那么清脆、透亮，但很多歌我依然能够应对。

　　近一年多，我除了参加演出、接受访问、当评委、参加社会活动外，我仍在录歌。一部分，是重录我自己唱过的并喜爱的老歌，《难忘今宵》、《我和我的祖国》、《迎宾曲》、《中华我的家》、《欢聚在潇湘》，戏歌《我的中国心》、《痴情》等等。同时，也录了一些新歌，电影插曲《妹妹是树哥是山》等。其中，大部分已由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卫视台播出。

　　从自然法则讲，不可能有“常青树”。人的寿命和艺术生命，都是有时限的。但我只要有可能，就要奋斗，勇敢地挑战极限。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把更多的歌声留给广大人民群众，把更多经验留给中国歌坛的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