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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没想到国家能有这么大步子的改革
“我这30年…”大型文化人系列访谈：
王蒙：
-口述历史
我没想到，国家能有这么大步子的改革
【文革结束后到担任文化部长之前(70年代末-80年代初)】
记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您个人对三中全会前后这一段时间内印象最深的事件是什么？
王蒙：在1978年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我当时受《人民文学》杂志社委托，写一个报告文学，正好就在北京逗留。当时还没有正式恢复作家协会，作协和文联的筹备机构通知我去新侨饭店开一个会，这个会是关于三中全会后为一大批曾被判定为“毒草”的作品平反，其中就有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发展的这么快，所以当时我还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会上发言的时候也很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上纲上线。
第二天早晨，这个会的消息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广播了。当时我的爱人还在新疆，听到这个广播后非常的兴奋，我自己当然非常的高兴，但还是有点没有把握，不知就里。因为我无法理解这个陡然的转变，好像过去费了好大的劲，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批判几十年以后，突然在一个早晨就一股脑儿一家伙全解禁了，糊里糊涂就没事了，跟狠打猛批时所费的九牛二虎之力，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判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所以这件事我其实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准备。
当年岁末的时候，《光明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外了，从1953年写《青春万岁》到1978年，已经过了整整25年，这期间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岁月还要长。
记者：作为一名作家，您从作品的命运扭转中，是否预感到了“改革开放”将为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蒙：从1976年把“四人帮”抓起来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中国人第二次解放来临了，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1949年第一次解放。1978年底的平反，对我来说意味的不仅是一个人从死路走到了活路，而且对国家来说也是绝处逢生。好像黑暗的地窑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了。
当然了，我当时对怎么改革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预想，但讲改革的前提是平反，把过去的那些帽子、那些印记，那些打入冷宫和十八层地狱的人重新恢复名誉，我觉得这是政治生活的一种正常化的发端，因为我们不能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我没想到我们的国家能有这么大步子的改革，我当时想的就是能恢复到五十年代那样，允许唱歌、看戏，允许农民挣点钱，允许老百姓养家糊口，过安生日子，能恢复到这样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记者：1979年您拖家带口，从新疆重返阔别十多年的北京，您注意到北京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王蒙：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和上次离开的时候已经隔了16年之久，北京已经满目疮痍。我们住在东华门附近，往东走就是百货大楼和东安市场，文革时改名叫东风市场。1979年，日子逐渐恢复的信号越来越强烈，比如东安市场出现了较多的鸳鸯冰棍、杏仁豆腐、奶油炸糕、牛肉干、槽子糕、话梅糖果……而每天傍晚与周末时分，这里人山人海，而且有了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这些日常的小食品，再加上不那么藏着揶着的青年人，足令我热泪盈眶。
晨昏时节，我们一家人常常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周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的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兰，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入夜后的王府井大街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我觉得，艰难也罢，匮乏也罢，只要不与生活为敌，不与日子为敌，生活是不会被消灭的，日子是不会被抹杀的，人间还是有温馨和希望在的。而我与我的亲人、朋友，已经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
记者：如同您曾经打过的一个比方，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严冬过后“返青”的局面。
王蒙：是的。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文化生活的复苏。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有很多人已经看不见了。
一些外国的名著也开始进入中国。《基督山恩仇记》当时火得不得了啊，要买《基督山恩仇记》还得有什么关系啊，要托朋友啊。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赠送给我一套《基督山恩仇记》，我马上就感觉自己这个社会地位提高了，觉得自己又开始人五人六起来。那是一种严冬转暖的兴奋心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记者：自传中您引用了当时北京文艺界的一个说法，说逢单年(指1981、1983、1985……)怎么整顿，逢双年(1982、1984、1986……)怎么开放……这种“流年论”您是怎么看呢？
王蒙：改革开放，要改革是肯定的，但到底怎么改革，当时大家并没有一下子就拿出明确的说法。好比经济上的提法，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又提“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这些提法和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提法，差别很大。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反映了八十年代是一个很热情洋溢的年代，勇于尝试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如履薄冰、摇摆不定的年代。
在我看来，在改革当中，一直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两个不同侧重方面的思维方式在相互角力和制衡。一个是考虑进一步的开放，当时甚至提出过“闯红灯”的说法，也就是说过去禁止的东西现在就先干了再说，什么事都是越开放越好。也有另外一种角度、思路，就是怕改革引起混乱，乃至造成体制性的崩溃，尤其是把思想搞乱。比如当时就有人把“温州模式”说得危险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温州的私营经济很发达很活跃。这两种力量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有可取之处。
对广东的说法也是很好玩的，这是广东人告诉我的，说广东“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遇到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就到处宣传改革的经验，遇到改革受挫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舆论批评广东或者责备广东。当时有个传言，说某某老同志到深圳去了一次，哭着回来，就是说现在除了旗子是红色的外，就没有什么是红色的了，都是资本主义的了。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80年代去趟深圳珠海可是一件大事，得郑重其事，还要特区通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