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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应建立华语文学大奖
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的华语文学大奖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及未来(90年代末至今)】
记者：现在大家都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30年，说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诺贝尔奖，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渴望诺贝尔，以致于把“境内作家没拿过诺贝尔奖”当成一宗原罪呢？
王蒙：提到诺贝尔，这里有一段与我相关的往事：1994年的时候，我得到瑞典科学院终身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希望我对瑞典作一次访问，并提供一份英语推荐材料，可以提出若干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材料不得少于15页，将列入瑞典科学院的正式档案。信中还特别强调，我的推荐范围可以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并作了认真准备，写了推荐材料，推荐了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请人翻译成英文，写不写我个人，我在犹豫之中，我要坦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不会不自我提名的。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我的原部长身份，此次访瑞之行未能获得通过。这一度引起了马教授的误会，以为我不愿意来。同时，因为此事，我们也失去了一个改善和加强跟瑞典科学院与他们诺奖评选机制沟通的机会。有一些人士每每研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情况，以他们作为文学尤其是道德标杆，要求中国作家参照反省，照此攀登，为国为民争光，我只能说这种看法多么天真。我在作客《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栏目时也谈到过，中国人为什么对诺贝尔奖耿耿于怀，说到底是因为中国渴望被世界所承认，反映出一种走向世界的心态。
但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代表的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标准，诺奖很喜欢特立独行、常常爆冷门，尤其喜欢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如索尔仁尼琴，或者西方国家的左翼批评者，如德国的伯尔。诺奖是北欧人评选出来的，不可能满足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它没这个义务。与之对抗毫无必要，也不起作用，奉为天神，同样幼稚。我们与诺奖评审机构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与其批评诺奖，不如改善我们自己的国家文艺评奖。我建议，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且被世界公认的华语文学大奖。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谈软实力么？这样的软实力我们应不应该尝试构建呢？
记者：您在自传里写道，没得到诺贝尔奖还只是中国作家的“第二宗原罪”，第一宗罪是当代作家中再没有出鲁迅，鲁迅式“国民医生”、精神导师式的写作消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降低了，王朔、刘震云、余华等作家的作品，更多的是“侏儒”式的、“躲避崇高”式的写作。这种观点也曾引起四方哗然。
王蒙：我说的“躲避崇高”是一种文化姿态。就是说，王朔他们自己不愿意摆出一副精英的姿态，躲避伪崇高，而不是一切崇高，这个并不是对他们的作品的一个定性评价。更不是我提出的文学口号。这种文化姿态我觉得在每个人的作品当中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先锋的姿态，启蒙的姿态，或者苦主的姿态。但是举个例子，王朔就跟他们不同，当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屋建瓴式的写作态度，悲情写作、清高写作之后，他宁愿承认自己不是以巨人而是侏儒的姿态来调侃、自嘲，这里面也包含着一种很深的嘲讽意义，同时还有一种无奈。但他这种嘲讽，又和鲁迅式嘲讽是完全不一样，因为鲁迅其实是一种俯视这个可悲世界的悲情嘲讽；但是王朔、刘震云不具有这种俯视型。我对王朔的评价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我肯定了他的作品的意味，同时指出那还不是“微言大义”，不是“入木三分”。
记者：不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似乎习惯了作家来担任精神导师，或者介入现实生活，揭露阴暗面什么的，觉得这样才是有责任心的作家，而不是关注小我？
王蒙：我觉得作家跟作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面有历史背景、时代使命、读者期待、阅读语境等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现在人们常说一些80后、90后的作家，把写作变得个人化一点，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作家对于公共事务、社会热点话题的介入也有三六九等之分，有的作家擅长揭露官场黑暗，反腐倡廉，有的在作品里关心弱势群体，专门写农民工，这些努力都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好的评价。
我觉得要强迫所有的作家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责任感是不现实的。不可能所有的作家都是托尔斯泰、也不可能全部都是鲁迅式的。反过来说，鲁迅有鲁迅的时代，如果你认为今天读者们还是像鲁迅时代的国人，民智未启，嗷嗷待哺，等待光明指引与拯救，是不是也太一厢情愿了呢？我还很不喜欢所谓“旗帜”啊、“导师”啊之类的提法，曹雪芹是清代文学的旗帜么？李白是唐代文学的导师么？如前所述，中国文学的姿态是千姿百态的，你可以是统帅，也可以是平民，可以站着，也可以蹲着。
记者：您觉得，现在《百家讲坛》那么火，很多人把于丹捧得那么高，是不是觉得改革开放那么多年，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上却存在“断根”，要回头恶补，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当中找寻一种精神力量呢？
王蒙：是。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于丹的成功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各个人群在寻找在扩大自己的精神内容。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历史传承当中能够寻找到能使我们精神上更加丰富的东西。至于她本身讲话的得失、她讲课的长短，我不想发表任何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随着社会的稳定，人们对精神资源的需要会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入。
记者：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您觉得能对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起到怎样的作用？
王蒙：这次奥运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证明中国再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了。我们的文化焦虑正被文化弘扬与文化和谐的信心所替代。我们对于世界各国来客的亲切友善、对于本国运动员遭遇挫折的平和和包容，已经日益显示出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强盛的标志。无疑，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不会有实力主办，也不会有这样一种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的精神状态，一种对于本国也对于世界的理解与信心。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世界并不了解中国，我希望中国能借此机会跟世界实现进一步相互理解，使得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