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30年……”著名文化人大型系列访谈之二

　　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

　　【担任院长期间】

　　记者：或许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您在80年代中期命运的变化是难以想象的，从讲师直接到正教授、然后是副院长、院长。

　　余秋雨：谈到这一点，我深深感谢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恰恰是中国官场的一个全面腾跃期，因为“文革”阻断了原先的行政擢升规程，以造反派和工宣队为选拔主体，而他们又不能沿用于“文革”之后。因此“文革”结束后只能全面恢复老干部的职位，由他们重掌帅印。但他们毕竟在体力和知识结构上也难以应付新时期的发展需要，不得不集体退居二线，一大批重要的职位都空了出来，等待成群的年轻人去填补。这是历史的大转折所带来的巨大机会，正巧被我遇上了。

　　当时，我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著作之后，一位复旦的教授就公开说，余秋雨要是在复旦，5个教授都可以做了，为什么上戏不能提拔？所以1985年，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被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一年之后，经过三次民意调查，我成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记者：您为上任作了哪些准备？

　　余秋雨：我先直奔几个大书店，把有关中外办学经验和办学规范的书籍，全都买来。然后，我就开始找学院里的各色人等谈话，把他们提到的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按照主次缓急进行排列，然后再一起探讨解决的方法。

　　我左思右想，决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切入点，那就是：迅速简化整个学院的人际关系。当时学院的确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教育改革、人才引进、精简机构、提高待遇等项目。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已经停止，但对于每个基层单位，“阶级斗争”的残酷性、普遍性、延续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于被10年“文革”恶化了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我愿意听取一切意见建议，院长办公室的门永远敞开；但是，如果有谁到院长办公室里来说某某教师的不是，我会立即起身，请他离开。我说，以前在评定专业职称过程中，总有不少教师向学院领导报告自己的业务成绩，指责同一个教研室的其他教师的业务水平。今后，只要还有教师向我作这种报告，我在职称评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为这样有失公平，我惟一的办法是对他进行否决。我要用实际行动让全院上下放心：院长办公室里的全部谈话，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只要还是由我在掌管这个院子，我将决不允许人身攻击，决不允许谣言惑众，决不允许整人咬人。在我任职几年间，没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过另一个人的坏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谁是我的亲信。我相信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在回忆我任职期间的成败得失时都会肯定这一点：那几年虽然还有诸般不是，却因为几乎没有人际争斗而轻松愉快。

　　记者：除了人际关系，当时摆在您面前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又是怎么解决的？

　　余秋雨：我当时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难题，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师的标准。

　　合格的教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合格的教师更不可能全部请出去。因此，当时唯一的办法是让全院所有的课程全都经受检验，让教师们知道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差距。我决定学习国外，由学生为每门课程打分。我又快速组建了一个“老教授听课组”，同时我还汇同各系主任和专业骨干参照了国外和台湾地区同类院校的课程设置，精选出一批带有理想性、引导性的“应设课程”。据我所知，我们是最早实行学分制、选课制的高校之一。我上任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等知名人士远渡重洋来玩玩，这在当年都是开先河之举。

　　记者：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在任期间长达六年的工作业绩？听您的描述，您大致上属于“强硬派”领导。

　　余秋雨：行政领导职位使我必须关注大批与我素昧平生的教师、职员、工人的生活形态、喜怒哀乐，更要以百倍的精力守护年轻学生们的成长，这是一般知识分子所难于从整体意义上像家长一样承担的。承担了六年之后，我深刻体验了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自己著书立说之外的社会责任感，并对我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呼唤已经沉寂的文化良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反而充分有效。

　　记者：既然院长当得那么成功，又为何要辞去呢？

　　余秋雨：我前面说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它的精髓所在，是我早在“文革”期间躲在奉化半山时已经立下的决心。为戏剧编教材的事情等于是“打了一下岔”。我写了四部教材后觉得对得起戏剧了，我六年来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也对得起学院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该去考察中国文化了。

　　因为当时全国几乎还找不出一个这样级别的官员在无缘无故、无病无灾的情况下彻底辞职的先例，所以我先后递交了23次辞呈，最后还不得不伪造病历。哈哈，其实说起来也不算伪造，的确是生病，什么病？牙疼！

　　当时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有一个深谙世情的学生告诫我不要辞。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你不知道，你太让人嫉妒了。写了那么多本书，又从政，让很多文化人嫉妒，又是文化界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也让很多同级官员嫉妒，言论的社会影响力又使很多评论家嫉妒……这种力量，已经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气候。只有两种方法能够改变这一切，一是你与他们广泛交往，成为朋友；二是你永远有职有权，使他们很难下手。但我知道你决不会走第一条路，那就只能守住第二条了。因此不能辞职，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

　　他说这些话，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他显然不了解作为老师的我，靠权位来维护个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这里面还有一点，我做了院长以后，我又有幸做了上海市中文学科正教授评选委员会的负责人。当时有一些在校长那里通过的名单，到我们这里被集体投票否决，然后由我签字不通过。因为这件事，我得罪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