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丽文笔表现中国文化

　　【从文化苦旅到千禧之旅】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您的《文化苦旅》系列文化散文开始一纸风行。从刚才的谈话我们也知道，“苦旅”的念头由来已久，但我们猜想，您之所以踏上这段寻找中华文明的旅途，一定也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契机吧。

　　余秋雨：我一直觉得，改革开放有个显著的好处，就是改变了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经历巨大灾难后重新苏醒的民族，灾难使我们感到沉重的屈辱，灾难结束后的开放也带来了思想上的焦虑。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一直听到一种质疑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落后，外国怎么那么好，由此产生了很多对中华文化方方面面的责难。比如我的好友，已经去世的柏杨先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龙应台女士写的《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上溯到鲁迅对国民性的剖析，当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的文化问题非常的严重。甚至好多人提出，中华民族是第二等民族。当时海内外文化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以批判为主，那些观点我局部同意，但基本评价却不赞成。但是我不会和他们争论，因为一争论就乱，而真理从来就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对中华文化整体上是热爱的，我希望通过我尽可能美丽的文笔来表现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情感，我的文字是有感情的，态度是赞美的、热爱的，即使对于灭亡的地方我也是非常同情、难过的，绝不是去骂他的。很多人仅仅从散文技巧的角度来研究我的文笔，其实，那种文笔就是我的立场。

　　记者：您是目前海内外最受欢迎的华文作者之一，能否请您概括一下自己多年来写作的方针？

　　余秋雨：在我动笔之写《文化苦旅》前，就定下一个十六个字的总体勾画，那就是：远祖废墟，当代愁虑；一己笔触，世间话语。关于“远祖废墟”和“当代愁虑”———这主要是针对“文革”之后的文化焦点，主要在二十世纪的是非得失间徘徊。对此我一直抱有歧见。我觉得我们需要复兴的中华文明，应该以伟大的唐代为中枢，前后辐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魏晋、秦汉，甚至战国，应该寻找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最高文化坐标。只有这种坐标，才是世界性的坐标。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对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给予了更高的历史期许。

　　关于“一己笔触”和“世间话语”———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没有个体的集体，是一种纸扎的庞大、空洞的合唱、虚假的一致，这是我们在“文革”时期天天忍无可忍的精神磨难。因此我一早就决定，从语言风格、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都是个性化的。我争取在文章中化解“学术硬块”，努力与不同文化、不同住地、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读者产生心灵沟通。事实证明，只要有这种诚恳，而且用不懈的努力来保持这种诚恳，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待1999年凤凰卫视邀您参与的“千禧之旅”？您用了3个月的时间穿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例如巴基斯坦、以色列，每天要做电视直播、还要写作，这使得您的《千年一叹》和以往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书面感觉。

　　余秋雨：“千禧之旅”的意义太重大了。我们要走的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国的集中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去踏访人类祖先的全部辉煌。凤凰卫视最初是希望我参与其中一段，但没想到我不仅答应，而且还是全程参与。

　　我们每天不知道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不能有一天生病，连咳嗽都不可以。事实上，整个“千禧之旅”最具有挑战性的还是严酷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仅仅走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我们已觉得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旅馆门口有安检设备，街口的垃圾筒每隔一会儿就有人来翻看有没有炸弹，过任何一个关口都要花费六七个小时，还要举手宣誓，大声表示自己没有带枪支武器……在巴基斯坦，我们走了一段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一路都是黑影、枪声、宵禁，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都要在刚刚能喘一口气的时候就见缝插针，既主持电视节目，又写日记发给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几乎很少有睡眠的时间。完全没有时间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锻字炼句，你读过《千年一叹》就会发现，里面的使命、知识、学问，连同文笔、修辞、节奏，全都是一种即时迸发的感觉，我称之为“悬崖边上的写作状态”。即便可能有差错或陋笔，也是来自于生命直觉的真实和写作环境的真实，比躲在书房里引经据典、反复修改而得到的所谓“准确”，珍贵多了。

　　记者：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是您对各大文明古国没落的分析，还有一个，就是沿途反驳“中国威胁论”。

　　余秋雨：“千禧之旅”给我的第一番教育是有关古老文明的中断。它给我的更重要的教育是有关军事远征对文明的葬送。我在作这些思考时，仍然以中国作对比。中国历史上战争不少，但大多是内部争权夺利或边关防守进退，几乎不作跨国远征。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一看就明白，那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标志。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却始终没有像哥伦布那样对大洋彼岸产生领土要求，这些都是明证。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西征，似乎是例外。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伟大的哲学家、伦理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他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中国文明的形成尽管比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流域晚得多，但仍然是现存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在外部关系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地理阻隔，另一方面是精耕细作、季节轮回的农耕生态，由此决定了它不会过度热衷于对其他文明的军事远征，从而避免了远征即是自杀、被征服即是毁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