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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争议的余秋雨
记者手记
饱受争议的余秋雨
在中国文化圈，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像余秋雨这么“饱受争议”了。二十年前，余秋雨就曾经在上海戏剧学院首先提倡穿牛仔裤而被称为“牛仔教授”。近十年来，隔三岔五有关他的各种传闻，甚至比当红明星的绯闻，更能挑动传媒和民众的神经，关于他的每一种美誉的对面，必定会活跃着一种针锋相对的诅咒：当他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文化讲坛上，为当地的文化复兴出谋划策或者振臂高呼时，有人恭维他是“文化精英”，也有小道消息称他“为某地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当有人称赞他孜孜不倦地担任公共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责任时，必定有人不屑一顾地说他“唾沫横飞”，鄙视他“一个劲的自我陶醉”。
在中国，你实在很难找到这样一个作家和学者，他的每一本书都能成为盗版商的衣食父母，而那些像猎犬追踪兔子一样逮住“差错”不放的书，也同样能在图书市场上呼风唤雨；他可以在长达50天的时间内，坐镇国家电视台的评委席，任由膜拜或者厌烦的眼光尽情锁定。面对质疑他拒绝道歉的态度，长久地引起媒体、评论者、坊间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他到底是一个决不低头的汉子，还是一个“拼尽全力也要保持高贵形象”的虚伪文人？
包括他多次发表的隐退宣言，被毫无疑问地当作“封笔秀”，目的是为他“下海”开图书公司铺路造势；他整理旧文札记推出的新书，被理所当然地冠以“吃老本”，理由是他为第一本书就已经心力交瘁；他的每一个新动向，每一篇博客、每一番公开发言，总能被人找到诟病和声讨的理由：从反对设立“国家图书日”，到“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从反对将文化遗产“供奉”起来，到应邀担任某卫视《国际厨神争霸》的评委……他在沪深两地文化圈的宠辱得失、沉浮徘徊，令人玩味；他在“文革”中的陈年往事，令人猜测。有人拿他开涮，有人替他辩护，有人借他“上位”，有人靠他致富。难怪有人说，余秋雨好比唐僧肉，各方神圣都想咬一口。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里面说，“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的时候，个人的名誉算什么？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领域的一个决绝举动，近似破釜沉舟，我让自己在屡屡传言中形象模糊……”的确，对于那些在电脑面前，为“余秋雨是文坛的一眼清泉还是一滩死水”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们，当你询问他们，真实的余秋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无人知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留给世人的除了无尽的传言、风议、骂战、辩论，始终只有一个遥不可及的背景。
那么不妨效法秋雨先生，用“一己笔触”来谈谈他吧。
两次采访余秋雨，两次为他的认真叹服———第一次是前两年，马兰在广东省参加演出时，他接受我们关于传统戏剧的专访。那是一次书面采访———凌晨才赶回家的余秋雨对所有问题进行了仔细答复，连夜将答复用传真传回；第二次，便是这一次“我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专题访问。在上海，一见面他就给我一个“意外”———针对我们预先发出的采访提纲，他提前一日通宵完成了一份书面答复，多达十多页，洋洋数千字。后来我得知，头一天他刚刚从外地讲学回来，次日又即将飞赴北京。虽然时间紧迫，舟车劳顿，但两份答复都同样文辞优美，毫无草草应付之意。
余秋雨的这种认真、或者说较真的劲儿，在访谈中，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为了达成早年的心愿，他在长达7、8年的时间内，经受学术的清贫和寂寞，蜗居一间13平米的小屋，写出了《戏剧理论史稿》等多部学术著作；为了完成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早年的心愿，不惜辞去院长高位，寄情于山水；冒着胆结石随时复发的危险，深入国际政治局势最复杂、最敏感、也是最危险的区域，“生死之间纵笔一线”完成“千禧之旅”……
某种意义上说，从余秋雨早年提出的“大戏剧观”来看，近20年来，余秋雨和他的自成一体的“苦旅文学”，本身就是一出“一斑窥豹”，反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三十年来中国人精神历程的“豪华精装大戏”。在改革开放势头红火、外来名词大举进入中国，引起人们焦虑、甚至对本土文化产生习惯性怀疑的年代，余秋雨以一个“跳出灾难的中国人”身份，一次又一次面对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面对山河岁月、远古废墟进行一次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自救和精神“反刍”，理应值得尊敬。
20年来余秋雨屐痕处处，遍布全球，在海内外华文读者当中激起强烈共鸣。他为中华文明把脉得出的结论———作为几千年来唯一活到今天的古老文明，它长寿的秘诀是：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和不喜欢无序。它的主要缺陷在于：不在乎公德、不在乎实证和不在乎创新———堪称可圈可点。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
余秋雨把他个人引起的诸多争议，归咎为他的“成功”。不可否认，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一样，余秋雨靠自己的学识、勤奋、聪明实现了自身价值，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成功的文化人，他的行为选择、性格特征和文化表达方式，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也为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注入的生机和活力，留下了一个鲜活的实证。他的批评者们也说过，“余秋雨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
在这次访谈的最后，余秋雨跟我谈到了他的一个梦想———告别文坛之后，和妻子马兰到一个冷僻的海岛上离世隐居：“那是真正的海岛。从它到太平洋，没有任何阻挡；从大陆通向它，只有船，没有桥。”他喜欢《心经》上面的一段话：“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意思是了却牵挂滞碍，了却恐惧烦恼，远离颠倒假想，走向清净彼岸。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不知道余秋雨什么时候会选择归隐，不过，一旦真的，他离开这个纷纷攘攘的文化圈，会不会又有人感到一丝寂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