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做这一行挺自信的，”他说，“我始终认为我应该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至少给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我有创业经验，以前我有投资银行经验，我为这个工作做了最好的准备。”

　　在面对创业者的时候，沈南鹏时常会面对提问：“我要不要做这个公司？”他给出的答案是：“你问一下自己是不是做这件事最好的准备者。”

　　他举出了江南春的例子，说江南春的成功相当部分是因为他在做分众传媒之前就已经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广告人了，经营一家叫“永怡”的公司将近5年。江南春熟悉广告这个形态，但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媒体形式后，他很自然地成为了被财神选中的人。

　　他也喜欢举李彦宏的例子，说李彦宏在美国道琼斯做了很长时间信息检索，这为他后来创业提供了铺垫和最好的准备。

　　他更喜欢举自己的例子，说自己如果不是做互联网而是做农业，成功的概率就会很低，因为他不是做农业最好的那个人。

　　“一个人最幸运的就是所谓职业生涯具有连续性，你前面铺垫了很好基础，”他说，“很多人很努力，也很聪明，谁都需要一点运气，但你是不是做这个工作最好最合适的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业是否会成功。”

　　《投资家》：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沈南鹏：汶川。另外就是在奥运现场被感动, 国家强大让我们激动。民营企业还不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投资的是中小民营企业，力量更有限，但是我们也能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今天的事业得益于中国经济崛起的大环境。这一点我感受很深。我第一次走进华尔街去花旗银行面试的时候是1992年，1994年我面试回香港再见投资银行，华尔街对中国背景的从业人员态度有天壤之别。这两年当中发生了什么？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海外华人包括留学生的地位和价值因为中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过去十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根本不可想象。我很幸运，在1999年，在正确的时点，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做符合中国经济大势的事情(旅游业和酒店业显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受益者)；在2005年，我相信又在正确的时点上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开始我的投资生涯, 这也是国家所需要的。过去的20年，我一直希望随着中国的大潮、跟着“感觉”走。

　　《投资家》：你怎么定义“投资家”？

　　沈南鹏：我认为投资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在长的时间里，能够在中国的环境里，能够找出一些大的发展趋势，能够帮助一批中小企业成长。第一，这是个长期的事情，不是短期的事情。投机者可以短期，但是投资家必须长期。第二，你必须有能力来识别一些大趋势、大方向，不然的话你的投资肯定就是碰运气。红杉30多年来投资了这么多成功的企业，为什么？就是那几波科技大浪它都识别了，而且比较早介入。作为一个投资家，你得有这样一种判断力、前瞻性。第三，扶持中小企业成长。很多人以为投资很简单，从以前炒二级市场的股票，到现在炒一级市场的股票而已，在公司上市前所谓Pre-IPO投进去，上市以后市盈率增加赚个差价，这个游戏似乎谁都会做. 我觉得这种想法很荒唐。一个好的投资家，一定是在企业商业模式还没有被完全发现，潜力没有被完全开发以前，进行了投资，然后帮助这个企业商业模式的开发，把商业价值彻底发掘出来。经历这样的过程，最终会被认为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投资家。

　　沈南鹏相信自己为创业者提供的帮助正是社会所需要的，因为创业者把企业做大可以给社会提供所需要的产品, 也提供就业和税收，成为恪守社会责任的一个企业公民。对于创业者、投资家和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三赢的结果。

　　作为携程的创始人之一，沈南鹏经常能够听到初次见面的人对他说“我认识你们携程，因为我在携程订过房、订过票,服务非常好”，他会获得极大的满足。“听到这样的赞语,那种兴奋感，超过了获取创业经济收益的成就感。”他觉得自己参与创立的公司提供了社会需要的产品。

　　《投资家》：你觉得一个投资家最重要的素质应该是什么？

　　沈南鹏：信誉和附加值。这是产品差异化最弱的一个行业，出产矿泉水或者出产红酒，喝一喝就知道味道不一样,这是产品的差异。投资家手上的原材料是钱，钱是没有差别的，你手上的人民币跟别人手上的人民币厚度没有差别。靠什么？靠的是基金的声誉和信誉，基金管理者给企业家带来的附加值。十年以前是人在追钱，今天的市场已经开始平衡、理性了，就是钱和企业家基本上均衡，既不存在钱追人，也不存在人追钱。这个时候企业家所选择的是：我要找什么样的钱？钱的含金量可能是不一样的。能不能给创业者带来价值，能不能帮助创业者成长，对投资家很重要。我们现在跟企业家交流，前面一半常常在问你的企业到底在做什么，后面一半在说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如果你对企业家的帮助很小，就等着一两年以后收获，这种投资最终靠不住，你跟企业家也不会走得很近。只有你的钱能提供很多额外的价值，让企业家受益，你才会最终成功。

　　谁造就了沈南鹏

　　对于扮演“投资家”角色的沈南鹏来说，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红杉中国”的文化。他记得在2005年离开携程总裁和首席财务官位置时，他跟两个创业伙伴一起吃饭。他们回顾对携程的贡献，说起大家对携程做了什么，最后意识到，原来他们对携程最大的贡献是为公司带来了很多人才。

　　在红杉中国，沈南鹏同样需要为自己的团队建立一种成功的投资文化。以前他和他的共同创始人在携程带5000人的团队，现在他只带20人，难度却一点都不低。

　　“投资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一项工作，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很强，做投资项目的时候独立工作很多，但怎么能够让每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红杉理念都是一样的，是有挑战的。投资每一个项目都进行最科学的判断，也很有挑战. 常常没有绝对正确的判断，也没有绝对错误的判断。怎么能让团队作出一个最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是投资文化的演练。可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培养。一两个项目的成功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成功的团队精神和投资文化的建立。”

　　《投资家》：十几年下来，你的经历除了带来财富之外，还带来什么？

　　沈南鹏：过程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人生阅历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创业家，作为一个投资家，宝贵的是他的阅历。投资这个行业，越老越有经验。阅历和经验会让你更好地判断下一次投资机会。在判断过100次之后并且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后，当第101个企业到你面前，那时候的判断能力可能是最好的。

　　如果有一天，沈南鹏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他就会离开舞台的中央，将“投资家”的角色交由他人；如果他还在舞台上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他就会遵循内心的召唤，恪守“和谐中庸之道”，在各种意见观点交融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念。

　　“做出好的投资业绩的目标一直激励着我。”他说，“我们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在竞争中更要有专业的一流的工作方式。记得摩根士丹利,作为华尔街的一个成功缩影,在早期就提出了‘以一流的方式来做一流的生意’的口号。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可以多赢的行业，不是损人利己或者最后单赢成功,而是应该倡导一流的投资方式。”

　　《投资家》：当下的中国能提供的最大机会是什么？

　　沈南鹏：梦想成真。我们投了一家企业，叫宏梦卡通，名字起得非常好，宏大的宏，梦想的梦, 这是一个可以梦想成真的年代，当然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你会碰到挫折，可能遭遇失败。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创业想法，你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它，这在20年前是不太可能，但是今天中国社会上每个人几乎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这是社会进步的明显特征之一。

　　我们当年创业的时候，找资本并不容易。但今天的资本已经追着好的商业想法和创业者走了。如果你有出色的想法、产品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地获取资本，关键是你能不能把商业计划实施出来，把企业做大。比如马化腾，几年前的一个莘莘学子，做成了腾讯；李彦宏，做成了百度。这样的例子不断在中国出现，而且这些年轻的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投资家》：你觉得你能为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提供的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沈南鹏：我曾经做过金融家和创业家，现在在做提供价值的投资家，帮助有梦想的人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 创造社会价值，就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价值。

　　《投资家》：目前还健在的人里面，你最欣赏的是谁？

　　沈南鹏：是你们上期杂志的封面人物，柳传志。他从中关村走出来，把联想打造成一个国际性企业，后来他又走了一条投资家的路。他可能有很多梦想，打造了一个联想，能不能打造下一个？中国充满了机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不管是传统企业还是新兴行业, 都有出下一个联想、华为、海尔的机会。

　　《投资家》：故去的那些人，你最欣赏的是谁？

　　沈南鹏：毫无疑问是邓小平。在创业或投资中，最难的是具有前瞻性。红杉美国投资谷歌的时候，谷歌的商业模型根本没有形成，前瞻性帮助红杉赢得了成功和声誉。邓小平前瞻性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发展方向，整个民族成了受益者；如果没有邓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命运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都是这个改革开放大浪的得益者。

　　有人曾要求沈南鹏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沈南鹏告诉他们这很难预测。“今天的华尔街跟六个月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台机器已经不转了。什么时候才能够转起来？我相信这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两年，金融风暴对经济的挑战是比较大的，形势恶劣程度可能还有增加，但是增加速度和幅度会下降。我建议企业要在这个冬天里尽量小心。如果国家的政策继续倾斜，对消费经济的拉动更加明显，民营企业的活力会再次被拉动起来。”

　　在这个残酷的冬天里，每个人都需要温暖。但是沈南鹏相信，中国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只要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国，相信我们所处的时代，相信未来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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