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两种官吏—儒生与文吏， 前者科班出身， 重道德修养， 长于决策； 后者基层出身，重实用功利， 长于执行。 二者相伴相随， 对历朝历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反思的路径

　　刘文瑞

　　管理人员的出身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但在历史上，关于出身的争论极为常见。历代君主，对于手下的出身实际上是很重视的。

　　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摸爬滚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不察。

　　儒和吏的源流

　　儒起源于孔子，重视信念和修身。但春秋战国时期不大讲道德，“礼崩乐坏”，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并未得到重视。也许，正是周游列国四处撞墙的经历，使他们格外看重道德修养，强调以内心世界的自修抗衡外部世界的纷扰，并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虽然后来儒家几经变化，但重道德讲修养却一直未变。

　　吏从“史”发展而来，重视操作和程序。商周都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处理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书，兼执行政务。他们尤其擅长抄写文字，如有错误则要用专门的刀具刮掉改写。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称这些人为“刀笔吏”或“文吏”。

　　文吏的发迹要比儒生早得多。当诸侯大员对上门苦苦推销仁政的儒者爱理不理时，文吏已经登堂入室变成了诸侯的管家和仆人。春秋战国时的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的乐园。这些人不在乎道德修养，但却要熟悉公文，掌握衙门惯例，善于处理事务。到秦始皇统一后，朝廷变成了刀笔吏的天下。“王道”伴随着焚书坑儒而销声匿迹，“霸道”则随着“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而横扫政坛。

　　但是，秦的二世而亡对汉代统治者的教训太大。“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儆戒，使汉代帝王不得不看重儒家的作用。

　　西汉初年，草莽出身的刘邦从内心看不起儒者，但为了统治的需要，不得不用儒生给干部队伍“掺沙子”。到了武帝，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赢得了政权支持的独尊地位，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不过，由于儒生在公文处理和行政效率方面并不见长，所以，文吏仍然可以和儒生对峙天下。

　　到了唐代，伴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朝廷终于把用人的重点放在儒一方。宰相和六部长官，科举出身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基层办事人员，则还是刀笔吏性质的“令史”。儒和吏的地位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但是，儒生事务不熟、办事不力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尤其是儒生本身，在科举的熏陶下，少了一些早期儒者敢同皇帝叫板的浩然之气，多了一些轻薄浮躁的文人之风。

　　宋元两代走向了两个极端。

　　宋代的科举制非常完善，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王朝中，宋代的干部“知识化”大概是最彻底的。然而，这种官吏队伍的儒化，却导致了治国能力的不足。儒者的信念、操守可圈可点，而理财、治军则短处立显。所以，宋代是一个很讲正气的朝代，却也是一个很窝囊的朝代。

　　元代则完全相反，根本看不起儒。蒙古人马背上得了天下，迷信武力，崇尚粗俗。相传他们把社会分为十等，儒居第九，尚在倡伎之下，仅比乞丐强一点。在用人上，元代重视吏员，尤其是皇帝亲兵出身的战将。结果，打出来的天下就该自己享受，政权很快腐化。

　　后来有人从官员出身的单一性上批评这两个朝代：“宋亡于儒，元亡于吏。”

　　历史总是在试错中前进，明清时期，纠正了宋元的偏失。明代用人号称“三途并用”，即科举、学校、吏员并行，由此很快形成了官和吏的明显分野。整个明清时期，长官以儒为主，而办事人员全是吏。大体上，这时的干部格局，是以官统吏，以吏制官，二者的牵制达到了非常细巧精致的程度，使王朝的稳定性大大增加，但进取精神却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