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

　　2008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告一段落后，焦雄屏带着大陆导演谢飞去看了赖声川的新戏——《宝岛一村》。

　　在焦雄屏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关于“眷村文化”的故事。“很多大陆人对这段历史是完全陌生的。”焦雄屏感觉，大陆和港台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相互了解。“我一个台湾人带着大陆人，在台北最好的剧院讲给他听，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她眼中的台北正是这样一片土壤，在这里，多种华人文化可以相遇、碰撞、交融。在她看来，诞生于这片土壤的“金马奖”也是如此。“不同于金像奖和金鸡奖分别侧重香港和内地，金马奖是两岸三地惟一不具‘排他性’的奖项”。

　　2008年金马奖的获奖名单，用焦雄屏的话讲，可谓“三地鼎足”——大陆、台湾、香港影片，各有斩获，共撑场面。她也因此感慨金马奖气量渐宽，“说明了金马奖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在《海角七号》票房压力之下，依然将大奖颁给了《投名状》；而票房在台湾并不理想，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干扰的《集结号》，却仍旧捧走了影帝和若干奖项。

　　焦雄屏所扮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融通两岸三地的角色。2007年，金马奖一度陷入主席人选难产的尴尬，李安、侯孝贤、张艾嘉纷纷礼让，不善推辞的焦雄屏，在离金马颁奖只剩7个月时，接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她的身份又不单单如此——任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所长、制作电影、写影评专栏，而“一份金马奖工作的量，就与四份工作相当”。

　　在担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两年之后，焦雄屏渐渐萌发了退隐之意。对于台湾电影的未来，她或许有更多的话留待日后在文章中去讲述。

　　为时代拾遗补白

　　焦雄屏的职业生涯见证了台湾电影二十年来的盛衰起伏。上世纪80年代，她的影评成为台湾电影的风向标。当时因为“报禁”，整个报纸不得超过三大张，一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远远胜过现在。“我说电影好，电影就大卖，稍微说一点电影不好，电影老板就恨不得自杀。”后来她不愿意总是自己做 “一言堂”，就找些欣赏的年轻人来写，但捅了娄子惹得片商恼火了，最终还是由她帮忙来扛。而那个时候，她也只有27岁。

　　当时焦雄屏搞了一个“台湾十大电影选拔奖”，侯孝贤因拍摄琼瑶的爱情片《在那河边青青草》得奖。很多年后，侯孝贤还对人讲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奖项推动了他在风格上的探索和转型。

　　她所做的工作，正是为时代拾遗补白，为人们对华语片的粗浅了解，注入更为丰富的养料。

　　早年间，每次从大陆回台湾，她都会带很多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这也使得在海关常常遭遇麻烦。工作人员看到那些简体资料，直称“匪书匪书”；而为了逃避检查而脱掉封皮外壳的胶片卷，常常不留意，就从衣服和口袋里滚落了一地。她家中也常常举办小型观影会，这也成了她推动两岸电影交流的最早尝试。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那时候带回来的是 《黄土地》、《盗马贼》、《高山下的花环》，如今她会带《李米的猜想》、《五颗子弹》这样的片子给电影专业的学生看，“他们需要了解内地电影人在做些什么”。

　　有人评价，电影界少有人可以像焦雄屏一样，横跨影展、影评、发行三界。正是在不同位置间游离，使她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从上世纪80年代回台之后，她不安于华语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语，开始渐渐成为国际影展的重要推手，“电影教母”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但后来发现，台湾影片渐渐走出的“影展路线”，造成了另一种效应，“得奖成了‘票房毒药’，观众会说，拜托不要得奖，我们都看不懂”。

　　提及扶持年轻人这个问题，焦雄屏也表示自己一直竭尽全力。她记得当年参加国际影展，就连夹克都是她帮着买。“现在要给他们打个手机，有的需要中转十多个助理才能够通上话。”后来一些人“违背合约精神”也让她懊恼。“那么多导演都得到我帮忙，至少帮的那一刻我还是尊敬他们的。他们现在的变化我就不负责任了。”

　　改革金马

　　早年间，焦雄屏也曾对金马奖评审不公表示过激愤。

　　2001年，王小帅的《十七岁单车》在金马空手而归，她曾全无避讳地公开批评，金马奖已经沦为派系与利益之争，毫无公正可言。那些愤怒的声音至今回绕，“金马奖在台湾电影中扮演过被尊重的角色，但现在它已经死了，并且把台湾电影也带上了绝路”。

　　她还用行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因为厌倦了金马奖上那些流行歌曲、时装秀的浮华空洞，上面进行颁奖礼，作为评审的她，干脆就在下面写自己的文章，“我实在看不出那些和电影有什么关系，电影节应该回归竞赛本身”。

　　如今主事金马两年，她进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得到的回应有不解，有质疑，当然更多的声音是赞许与肯定。外号“台湾东方不败”的商业片导演朱延平对她讲，“金马奖有了你，热闹许多”。

　　2007年，有感于大师们的渐次陨落，她在金马颁奖中增设了致敬环节，在金马历史上，这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

　　她选择了杨德昌、李翰祥、胡金铨三位导演。公司里的一些年轻人起初不解，又赔钱，又没有票房，出书还要拉人赞助，为什么要做？“胡金铨、李翰祥才逝世十年，台湾热爱电影的，甚至‘金马奖’电影节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他们了。”

　　但2007年金马奖结束后，很多人找到她，“如果不是你，我们不知道有这么多精彩的电影存在”。今年影展上，她推荐了李行。在台湾影坛上，他和另一位新写实主义导演白景瑞并称为 “李白”。这位行将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在金马颁奖舞台上依然精神矍铄。“那一天大家都哭了很多次，一部电影史站在面前，真是让人唏嘘。六十个年头过去了，这是‘一甲子的辉煌’啊”。

　　台湾电影这十年

　　不仅仅是金马奖，台湾电影这十年，也让焦雄屏一声叹息。由政治的苦闷到青春的苦闷，由政治的撕裂到人心的颓唐，在进入90年代后，台湾电影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沉寂。曾经活跃于电影圈的人，有的下海经商，有人改行拍广告，投资方看行情不好，也转而将资本投向了股市。

　　2002年，金马奖40周年。尽管张作骥的《美丽时光》最终获最佳影片，但责难声早已四起——如果没有台湾拍摄的华语片在台湾的金马奖有所斩获，此奖是否还有必要举办。一些人甚至以参选影片《男人四十》来揶揄金马奖的不惑。次年，台湾本土出片数量再创新低，一年出品11部。网络上当时有段关于影视的视频广为传播，《如今的江湖已经不是我们的江湖了》，引自周润发的一句经典台词，倒是一语道破不少台湾电影人心里的困窘与迷惘。

　　直到《海角七号》。2008年的金马奖尚未开幕，便因此具备了谈论的热度。4.7亿台币的票房，成为台湾电影这些年间罕见的奇迹。票房次好的《礮男孩》，目前统计数字也只是3000万，而 《爱的发生练习》和 《花吃了那女孩》，500万的票房，刚刚可以够政府辅导金的费用。《海角七号》也早已通过盗版在内地流行。

　　尽管呼声颇高的《海角七号》并未摘取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大奖，但这并不妨碍主创人员将颁奖礼变成“海角”的庆功会。今年的颁奖礼上，站在台上的郑裕玲，已经不再温情而伤感的忆当年了，黑人还拿出了一部短片——《台湾电影人的梦》，即是以《海角七号》为背景。那些拿辅导金拍摄的小成本电影，被当作希望与未来的投射。

　　这或许已经是大众审美当道的时代，“观众开始用票房告知，什么才是他们喜欢的电影”。虽然一部《海角七号》，并不足以说明台湾电影的整体复苏。但在她看来，《停车》、《礮男孩》、《九降风》、《花吃了那女孩》、《跳格子》这样一批电影诞生的背后，是台湾整个年轻电影势力的崛起。

　　她将这一拨导演称作“超过时代”。焦雄屏说，自己愿意多创造一些机会让年轻人试手，他们的作品更有活力。她向很多朋友推荐 《停车》，“看过的人都说好，那是真正的黑色幽默啊”。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曾表示，作为一个电影节，如果不整理自己的文化，只忙于珠光宝气的颁奖礼，这几乎在辱没这个符号。从你上任以来这两届，为此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焦雄屏：电影节对我的真正意义在于，必须提供一些选择。在产业上，需要在国际范围推广华语电影；在文化上，整理以往电影史的一些资产，好让年轻一代有真正的领悟。去年杨德昌去世，大家都很难过，上一代另两位杰出导演胡金铨和李翰祥，刚好去世十周年，所以我们就做了三个导演的回顾展，出了三本专书。今年我们选择了李行导演，他明年就80岁了。和胡、李两位一样，他代表了一种离散情结，从大陆去香港，再到台湾，完成电影美学的一个转变。他们的电影很多在讲述大陆过去的事。

　　我希望金马奖的人会遵守这个承诺，每年做一些扎实的整理电影文化的工作。一年一个主题，台湾的电影史慢慢就勾勒出来了。电影节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由年轻人来做这件事。如果让电影资料馆来做，可能很小众，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经济观察报：2008年台湾电影回避不了的就是《海角七号》。有人评价它的出现，标志着十年沉寂的台湾电影开始复苏。也有人，比如陈可辛导演说，“这部台湾电影比较本土化，并不代表一个方向”。你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焦雄屏：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一般来讲，这个电影会得到比较多的正面回应，观众的喜欢程度经由票房已经说明。

　　我认为特别的是票房之外的评价。《海角七号》不是一个单一现象，而是代表着台湾电影的一种新形态。这种新电影由观众跟创作者共同创造，它比较追求娱乐性和观赏性，不过分陷溺在个人创作和导演的艺术或得奖情结之中。大家用行动来告知，这是我们想要的电影。比如台湾人特别喜欢小人物，这部电影中主角之外的小人物，正是大家喜欢的部分。

　　《海角七号》代表的也不是一个创作者的出现，而是一个时代的到来。和它同期的这批导演，很多都是拍第一部电影，每个人的表现都很突出。这是比较健康的新一代导演。我个人认为表现杰出的《停车》，导演风格上也不再服务于过去的规律，不会说因为恐怖片、同性恋题材卖钱就去拍。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现在哪一类型的影片可以代表台湾电影。比如说以前我们会提到杨德昌或者侯孝贤，现在来看呢？好像很发散。

　　焦雄屏：这是一个超越的时代。这个时代真的很好玩，你说这些年轻人不怀旧吗？他们同样怀念自己的成长，就像将《九降风》对比《风柜来的人》。但又不完全相同，《风柜》跟《九降风》都在讲一群小孩子的成长，但《风柜》带来的是一种台湾新电影美学的观念，侯孝贤包括杨德昌，都喜欢采取一种冷静、客观和疏离的态度，尽量把情感压抑到比较远的回忆中；但《九降风》不畏通俗，不畏直言，情感直白。

　　《海角七号》同样不畏通俗，描绘了台湾的街头小人物，有一种特殊的新美学出来；《停车》就比较嘲讽世故，是尖酸自嘲的黑色幽默，是都市化的产物。魏德胜有一点乡村少年情结，你看他自己的经历。对比他们每个人，其实都不太一样，各种方向都展现了成熟的创作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值得期待。这几部电影都是在很艰困的环境下完成的。如果未来得到更多支持，也许创作力上会有提升，可以拿出更好的作品。

　　经济观察报：前几年台湾每年的拍片量一直不断下降，你觉得像《海角七号》这批作品，会不会成为大量作品涌现的一个信号？

　　焦雄屏：我相信在今后大概两三年内，年轻导演的作品会层出不穷。这是一个换代的时刻。像宁浩一样，他们都代表了新一代的电影。

　　经济观察报：《疯狂的石头》出来时，可能是低成本电影获利的一种参照。但实际上，到后来并没有引起投资环境的根本变化。

　　焦雄屏：虽然它没有引起一个疯狂的效应，但还是帮助很多人“转弯”。从大环境来看，很多电影公司都开始计划投资新的导演。不是说没有影响，只不过没有做到有一个浪潮。没有像台湾目前这样，七八部电影一下子都出来了。尽管表现有好有坏，但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出现，你就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力。那些陈旧的电影、艺术电影，或是香港式的主流电影统统黯然失色，这就是一个浪潮。如今魏德胜已经着手投拍第二部电影 《赛德克巴莱》，拿到的资金是当时《海角七号》的十倍，1000万美元。

　　经济观察报：你对这一代的出现还是蛮欣喜的。其实一代人总是有他们的幸运，也有他们的局限。

　　焦雄屏：对。台湾导演比较注重个人经验，创作自由，但生活经验非常狭隘。这种狭隘是台湾整体文化的隐忧。台湾的教育中不太注重人文和历史，年轻人通常缺乏历史关照，东西现在来讲形式比较花俏，对于人心的内在观察并不很到位。

　　大陆的年轻人则很想在电影中承载一些世界观，但受限于现实主义的大框架，加上检查制度扮演着管束者的角色，整体上比较束手束脚。如果说超出这个尺度，就会往地下电影钻，变成对政治或者是社会制度的批评，完全是内容上的反叛。但整体上两岸三地中大陆年轻人比较踏实。

　　香港在主流和商业价值上比较完整，整个社会中产业风气和专业要求，决定了技术上对主流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我觉得两岸三地不管是分开还是汇流，都有一定关联，对于大的电影史来讲都是很好的。

　　经济观察报：台湾和香港电影的发展路径其实完全不同。香港电影受到CEPA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焦雄屏：的确，过去这5、6年，电影界出现了一个CEPA化的结果：内地电影香港化，香港电影内地化。香港观众还是想看纯香港电影，但那个时代已经回不来了，内地观众又说不要这些虚假化、没有文化价值的东西。我希望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一直认为华语电影要多元化。在今年的提名名单之中，年轻的导演增加了，电影类型也增加了，也呈现出三地鼎足的态势。

　　经济观察报：如果接到邀约，明年会继续留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这个职位吗？

　　焦雄屏：个人意愿并不太高。我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找到一个继任的主席，换一换不同的领导风格，对金马奖也有帮助。需要有人看到我的一些缺陷，往前走，而不是在原地踏步。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自己的想法在这两年间基本得到实现了吗？

　　焦雄屏：做到理想中的百分之八十吧，不可能完美。我已经尽力了。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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