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贵族最兴盛的时期，但是即便是在这一时期，贵族面临的经济困局也相当明显。在庄园收益、商人资礼、朝廷俸禄三者之间，贵族究竟应该将自己的财政重心放在何处？

　　壹 [庄园的变质]

　　江南贵族的经济基础在于其大土地所有以及庄园经营上，这一点众所周知。最为典型的例子见于谢氏，先放下有名的谢灵运《山居赋》所描绘的庄园情况不谈，早在4世纪中叶谢安以后，子琰、孙混及混的外甥弘微这一家系中，便有代代继承经营的广大庄园。仅仅只是谢安这一家，便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此外还有散在于会稽、吴兴、琅邪等地的庄园以及依附在庄园的数百僮仆，这些加起来，规模巨大。上述产业的大部分在432年谢混之妻东乡君死后为还女婿殷睿的赌债而变卖，虽然如此，但谢弘微所言“(遗产)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还是说明这家仍然留有相当多的庄园。这类庄园的具体的经营方法，全然不明，不过从庄园四处分散这一情况来看，应该是颜之推所说的那种“皆信僮仆为之”的间接式管理方式，也就是实际上将庄园交给被称做守园人的手下管理，每年命其把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年贡上交中央。即便是号称“一钱尺帛出人，皆有文簿”的谢弘微，对于远处的详细收支状况，能做的也只是相信部下的报告，间或派人或自己亲自前往检查，仅此而已。

　　如谢灵运、孔灵符的庄园那样，当时庄园的典型是建立在封闭性自给自足型经济之上的。但是在像首都建康那样拥有众多人口、呈现出消费型特征的都市，其周围的庄园继续维持封闭性应比较困难。尤其是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庄园的封闭性逐渐走向瓦解，其影响从地域上说也当然在逐渐扩大。

　　从当时“江南朝士……未尝目观起一培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这一特点来看，庄园变质为营利事业，与其说对庄园所有者的朝士，毋宁说对其下的守园人一类的人物更加有利。实际上在政治上勤于庶务遭到鄙视，阅览文书不够风流，此类意识本来就是贵族们营造出来的，这不单是有关政治的文书，或许说包含了经济上的文书也无不妥。而深受这种风潮影响的，便是夸耀传统的贵族。例如大庄园主谢弘微之子谢庄，面对当时“贵成竞利，兴货座肆”的状况，坦言“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谢庄说这番话是在453年，其时与宋初的420年相比，钱的购买力涨了近一倍。如谢庄所言，如果谢弘微、谢庄父子不“与民争利”，也不将庄园生产物全都换成现金，或者说如果守园人擅自拿物换钱，并且还像柳元是那样将钱交给守园人的话，那么拥有钱的守园人的财产自然也就会增加一倍，与此相反的是谢庄的财产便会急剧减少。当然这种假设针对的只是一种极端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当贵族庄园不屑于取得金钱，且在某种程度上将经营交给守园人的情况时，与社会上的经济进展相比，贵族从庄园上获得的利益相对不多，相反负责管理经营庄园的守园人的所得，通过换取金钱却在相对增加。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那些利用货币经济的发展浪潮而不断积蓄钱货的一般商人、寒人面前，往往被蔑视商业行为的意识捆住了手脚的贵族总是要落后一步，在经济实力上，前者的比重逐渐增加，后者则相对减少，于是出现了贵族在经济上逐渐被寒人压倒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