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旧工厂场址》这幅照片，由于运用光线角度合宜，洋楼与四周破烂的草屋形成了强烈对比。汤姆逊给照片加了这样的一段说明：“这张照片里的房屋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此地是在珠江边上租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小块地方，当时政府允许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建立一个工厂。1856年12月15日中国人烧毁了这里的房屋，12月29日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并一直占到1861年。现在照片里看到的建筑是烧毁后重建的，成为美国的租借地，房主是罗索和史密斯·阿契尔先生，这是最先住在中国的两个美国人。”汤姆逊的每张照片都会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这些说明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访问记录下来的。汤姆逊会做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以尽可能准确表现生活的本来面貌。

　　轿子，这种当时在中国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但在汤姆逊的镜头与调查下有了另外一番的解读。《香港待客的轿夫》照片以美丽的港湾为背景，一站一坐的轿夫，没有待客的焦灼，更多的是一份悠闲的心境。汤姆逊在说明中写道：在宾馆、在码头、在各个主要路口，你到处可以看到这些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待客的人力轿子，轿夫们招呼着每一个刚刚到达港口的客人。但是现在轿子已被一种从日本传来的人力车所取代。这种变化极不寻常。因为一向被认为是不具有文明时尚的日本人，却在迄今为止尚未开发的道路上超越了他们的邻国。

　　汤姆逊与A-Hung

　　“早期的摄影师在中国被认为是匠人，在正史中鲜有记载；并且因为早期照相机的昂贵，很少有照相楼同时拥有两部相机，因此，早期中国摄影师和照相馆本身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十分少见。而约翰·汤姆逊关于香港和北京两地摄影实践的记录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摄影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仝冰雪指着那幅《香港画师》的作品，“你看这张作品完成于1869年。照片充分表现了画店的环境，是了解早期香港照相业的重要实证影像。”

　　关于这张照片，在1872年11月29号和1872年12月13日出版的《英国摄影期刊》上，可以看到汤姆逊对这张照片的记述。这是一个叫“A-Hung”的中国人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上经营的照相楼。进入摆满广告肖像照片的门口，登上窄窄的楼梯来到二楼的接待室，A-Hung用英语打着招呼。随后A-Hung向汤姆逊介绍了中国人的摄影趣味，他说西方人总喜欢在摄影时脱离直线和垂线，而中国人喜欢直视镜头，脸部没有阴影，这样他们的朋友在远处观看照片时就能看到他们的双眼和双耳，这样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全部容貌。受西方摄影教育的汤姆逊并不赞同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构图太平淡了，还和A-Hung争论起来，最后，汤姆逊开玩笑地说：如果为了展示一个人的全貌，你为什么不把人的的后背和辫子也照一张，贴在正面照片的后面呢？A-Hung丝毫没有示弱，风趣地说：好建议，我考虑考虑！

　　“汤姆逊对中国人的摄影审美虽然能够理解，但他在摄影创作中，并没有像很多当时的外国摄影师那样单纯地迎合本地市场需求，仍然坚持以自己的艺术理念拍摄了大量中国人的肖像。”仝冰雪说。在这次展览中有一幅《广州官员》的照片。这是汤姆逊作为一个肖像摄影师的代表作品。虽然这位官员直视镜头，姿势也是也是平常中国人习惯的坐姿。但他一侧脸部是有阴影的，这种在西方很流行的明暗对比的技法在当时是不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根据汤姆逊的记录，他是一名六品文官。这位六品文官在当时无疑也是走在时尚前列的。

　　在汤姆逊的记录中，我们得以知道，A-Hung为本地人拍照收费是12张(名片照片)收费8先令，同时，他也复制一些欧洲人拍摄的照片在自己的店里销售，这样的照片是2先令12张。最后，汤姆逊来到了照相的玻璃屋子里，阳光从上面照下来。

　　他们坐在座位上，颈部和四肢被照相专用的铁支架固定住，然后相机被拉过来瞄准他们，长时间的曝光好像经历了一个世纪，当最后他们听到敲击帽子的声音时，发现终于拍摄完成了。

　　当汤姆逊从照相房间出来后再次环顾外屋的画师，在角落里有一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长20岁的老者，他是一个在象牙上作画的缩微画师，但他每天也就工作不超过两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在吸食鸦片和午休。他们的画像主要是根据顾客的照片而作，每当顾客需要一幅缩微画像时，他们就会在顾客的照片上罩住一个带方格的玻璃，把照片分割成不同的方块，然后用铅笔在象牙上画草图，然后再根据照片内容填充。同样的方法也用在画大幅的油画肖像上，但这样的油画不是特别精确，因为一般是几个画师合作完成一幅画，技艺高超的画师画头部，次等的画师画手部，学徒画服饰和珠宝。绘制一幅18×12英寸的画像大约需要30先令，对经常光顾港口的外国海员来说，为他们的朋友或先人画像带回国内，是一份不错的纪念品。汤姆逊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这位正在画像的画师，完成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幅《香港画师》的影像作品。

　　“在摄影术发明后，由于不能放大和彩色摄影，香港照相馆的画像业曾一度繁荣。画师主要根据照片来画，收费多少依据画幅大小来定，顾客大部分是当时来港的外国海员。学徒画手和脚，师傅画面部，流水作业，一般24小时完成画像和装框。”仝冰雪说道，“从汤姆逊的影像和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早期画楼的照相馆，还保留了画楼的很多业务，这是和早期摄影技术的发展必然相关的，因为那时没有放大技术，没有彩色技术，而国外市场对大的彩色肖像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加上中国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因此，画像和摄影并存成为早期中国的照相馆一大特色。”

　　和香港早期繁荣的商业摄影相比，在当时的大清都城的北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北京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商业摄影是成立于1879年的丰泰照相馆，由辽宁法库人任庆泰创办，这之前，虽然1860年英国战地摄影师费里斯·比托拍摄了大量北京的照片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但1860到1879年近二十年间的中国人的摄影实践鲜有记录，而约翰·汤姆逊的有关描述为我们研究北京的早期摄影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从伦敦到中国

　　汤姆逊当年对拍摄的中国影像有效的传播，不仅使他本人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早期来华摄影师一般都是通过销售原版照片册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菲利斯·比托，而皮埃尔·罗西耶则通过售卖立体照片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中国影像，这样的方式不但局限性大，而且受众面很窄，加之所配照片文字太少而不易被人深入理解。而汤姆逊则采用系列出版的方式，来展示自己在中国的摄影成果，尤其是1873到1874年推出的《中国和中国人画报》(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采用凹版印制的方式，展示了200幅他拍摄的中国照片精品，每幅照片都有记录式的文字说明，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先例，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成为摄影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汤姆逊曾说，他在中国的经历是“愉快”的，从他的影像中，我们也可以充分感受到汤姆逊积极的生活态度。在西方，汤姆逊曾经因为他对中国地形学和民族志学的记录而赢得了“中国汤姆逊”的称号。“今天，重新审视这一幅幅老照片，我们应当感谢汤姆逊，他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中国影像。”仝冰雪说。

　　1898年，汤姆逊在他最后一部关于中国的出版物《镜头前的中国》第一章结束时曾说：“我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从它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他的作品的再次返回家乡之际，他善良的愿望也正在这里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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