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美

　　提起工笔画，不懂行的人或多或少有些陌生;若是说到它的另一种热闹的表现形式——年画，是个中国人，概念马上在脑海中变得清晰、亲切起来。毕竟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到年三十，除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劈里啪啦的鞭炮声，最有年味儿的就属那鲜艳喜庆的年画了。骑着鲤鱼的胖娃娃，瞪着铜铃大眼的门神……曾经，在咱山西人的眼里，贴年画和穿新衣、放鞭炮一样，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程序。

　　“你可别小看这小小一张年画，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画的出版数量能超过宋代以来就家家户户都贴的年画。可以说年画曾经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画种呢。”春节前夕，在省工笔画协会素雅的办公室里，协会主席、著名工笔画画家杜玉曦先生对笔者娓娓地诉说着山西年画逝去的辉煌。

　　除了人们熟知的我国三大“年画之乡”：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以外，山西年画也非常有来头，尤以平阳(今临汾)木版年画为代表。杜老先生告诉我：“平阳年画以夸张生动的描绘手法得到了人们广泛的喜爱。现在俄罗斯博物馆里的那幅平阳年画，就是上世纪初俄国人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

　　新中国成立后，省内的工笔画画家在民艺的基础上赋予了年画以新的内容。在新生活的鼓舞下，以年画的形式创作了许多很有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工笔画作品。杜老如数家珍地说起当时年画创作的高潮：“力群的年画 《老根据地访问团》，张怀信的《八音会》得了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聂云挺的《好家具》入选苏联国际美展，当时还有王光宇的《拖拉机来了》等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的工笔新年画在全国叫响。”

　　当年的杜玉曦是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少年，最喜欢在小人书、年画上描摹画上的人物。他还依稀记得人们贴起新年画时露出的与以往不同的笑容……

　　上世纪60年代初，苏光等老一代山西画家牵头组织华北地区五省市在北京举行了华北年版画展览。张振发、姚天沐、李玉滋的《群英赴会》，李济远、李玉滋的《创业图》，杜玉曦的《炉前喜讯》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山西年画又一次在全国名声大震。

　　1972年，山西画家亢佐田创作了我国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作品——《红太阳光辉暖万代》。明亮的教室里，一位老太太在讲台上伸出袖子给学生娃们看她的新衣服，旁边摆着解放前要饭用的篮子……这幅画构思巧妙，切合时代主题，发表后立刻轰动了全国。

　　“那些年，普通老百姓们过年能贴上几张年画，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杜老不无感慨地说。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欣赏水平步步高，大红大绿，过于俗艳的年画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价值，试想一下，谁愿意在自己装修得或简约、或欧化、或豪华、或典雅的现代化居室里，精美素雅的壁纸上贴上一张形式夸张、色彩艳丽的年画呢?山西年画不可避免地沉寂了。

　　1978年，彷徨中的杜玉曦在北京拜见了当代工笔画学会会长潘絜兹先生，潘先生一席话让他茅塞顿开，工笔画并非仅仅只有年画这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能跳出年画的框框，让工笔画重新回归正统国画清雅的路子，或许便会柳暗花明。回到山西后，杜先生开始潜心研究工笔画，经常在画室一坐就是一天。在工笔画中，无论人物，还是花鸟画都力求形似，“形”在工笔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五代画家黄筌写花卉翎毛因工细逼真，呼之欲出，而被苍鹰视为真物而袭之。与水墨写意画不同，工笔画更多地关注“细节”，使用“尽其精微”的手段，通过“取神得形，以线立形，以形达意”获取神态与形体的完美统一。因此，一幅工笔画的完成需要两三个月甚至半年。许多微妙细致的细节，需要画家静下心来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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