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

　　历尽劫波鼎无恙

　　在文物收藏界，从上世纪初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约30年时间，被称作收藏家们的“黄金岁月”。辛亥革命、清朝覆灭、军阀混战……一系列剧烈社会变革，彻底打乱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聚散、流转。

　　而对家道中落的前朝收藏大家来讲，经历的却是一场灾难。

　　在战乱纷呈的时世中，苏州潘家只剩一个寡居的弱女子，能独立护持价值倾城的无数文物，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何况，潘家的收藏早已盛名在外，一拨又一拨明里暗里的求宝者纷至沓来。文物的流失注定无可避免。

　　潘家被窃贼光顾了多少次，潘达于也记不清，她只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早上，家里的佣人在庭院东侧的花园发现了一个麻袋，里面是装得满满的青铜器。显然，这是一个太过贪心的窃贼所为——妄图一次盗走的

　　宝贝太多，以致无力背着麻袋翻过潘家的高墙，迫不得已将所盗之物掩藏于花园，以图改日再取。没想到却被潘家人首先找到。但有多少文物没这么幸运，失之盗贼之手，就无从计数了。

　　而即便家中被窃，潘达于也不敢报案。那只会暴露家中藏宝，招来更多的祸患。所幸那些毛贼只能盗走少部分的小件物品，大盂鼎、大克鼎这样的重器，绝非偷盗所能取走。

　　真正直奔盂、克二鼎而来的，是那些手提重金的各路收藏家、古董贩子。据说，曾经有个美国商人登门，出价600两黄金和上海的一栋洋房，点名要买大盂鼎、大克鼎，结果被潘达于坚定拒绝。

　　潘裕达告诉记者，这个故事其实只有“部分真实”。文物大买家极少直接登门，多是通过潘氏家族的成员先做说客。在这一步就会被潘达于拒绝。她的回答和其爷爷一样简单：“没有。”

　　“好婆达观处世，对金钱看得极淡。很难想象她守着价值无法估量的家传文物，居然终生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潘裕达说，“老年时的好婆，最常夸耀自己的是，无论家道多难，她也没有卖过一件家传宝贝。”

　　黄金打动不了潘达于，却在潘氏族人和佣人中买通了一些“家贼”，使得潘家藏宝流出了不少。万幸的是，这些“家贼”同样只能趁人不备，私藏一些小件出门，大盂鼎、大克鼎又被潘达于严加防范，始终没有被触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大盂鼎、大克鼎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民顽强抵抗3个多月，上海沦陷。11月19日，苏州沦陷。

　　正如潘达于此前所料，日军进城后，随即开始满城劫掠。

　　时人所记《苏州沦陷记》，记载了当时日军的野蛮行径：“日军每入民家，视有佳书画之已装裱者，辄以刺刀割取……苏人孔陟岵先生，尝因一画轴不肯舍去，与日兵相争持，卒被击一刺刀，头部血流如注……”

　　潘家是苏州著名的收藏世家，自然被日军列为首要目标。更令人吃惊的是，闯入潘家的日军不但举着明晃晃的刺刀，竟然还拿着一份“藏宝单”按图索骥。

　　原来，就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国民党当局刚刚在苏州举办了一场“吴中文献文物会展”。展前曾向潘家提出要借“宝鼎”，潘达于明确拒绝，但还是借出了少部分字画、古籍供展览之用。

　　而这场“吴中文献文物会展”竟给苏州文物造成了一场浩劫——它的展品目录落入了日军之手，成了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目录。

　　不过，大盂鼎、大克鼎并不在这份目录中，而且已被潘达于埋藏于地下，倒是不易被搜到。每次有日军闯入，最令潘达于揪心的是“三间头”。

　　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最深一进院子正房后房檐下隔出的三间小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非常严密。潘达于埋鼎之后，把更多的藏书、书画、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看上去这里就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墙角，外人根本想不到背后还有三间“暗室”。

　　即便这样，潘家还是有众多的藏品无处收藏。潘达于就让姐夫潘博山挑出相对更珍贵的打包，送到乡下亲戚家保存，最后一些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仍旧锁在屋中，危急时刻或许还能“丢卒保车”。

　　日军先后来了潘家七次，将未能妥善藏匿的文物搜刮一空。而大盂鼎、大克鼎和藏在“三间头”中的大量文物，竟然始终未被发现，平安度过了八年抗战。

　　中华灿烂文明铸就的两只至尊宝鼎，安然躺在中国的土地中，静待重现辉煌。

　　鸿宝重现 克保永久

　　1951年7月，正在筹建上海博物馆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引发举世轰动的捐赠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寄信人，正是已经守护了大盂鼎、大克鼎二十余年的潘达于。

　　1951年历来被看做是大盂鼎、大克鼎第二次出土的年份。而潘裕达告诉记者，实际上，此时距两件宝鼎第二次出土已经过了7年。

　　1944年，潘家旧宅堂屋八仙桌下的方砖地面忽然塌出了一个大洞。原来，当年埋鼎时太过仓促，木箱就是从市场上买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后草草钉成。在地下埋藏7年后，木料腐烂，连泥土带方砖都塌了下去。

　　潘达于急忙让儿子家懋和木匠把两只大鼎重新挖了出来。

　　当时苏州仍被日伪政权占据着，两只大鼎被悄悄安置在潘宅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再不进人。两鼎就这样又秘密保存了7年。

　　值得一提的是，原被端方所藏的毛公鼎，在端方死后被后人售卖，几经流转，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历经劫难，几次被典押、质卖，险被日军掠走。但终被叶恭卓、叶公超、陈永仁等几位收藏家、实业家保护了下来。1946年，沪上巨商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毛公鼎重现世间之时，与之并称“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虽然也已再次出土，守护者潘达于却选择了秘而不宣。直到1951年。

　　潘裕达说：“其实国民政府要员在抗战之前和之后都找到过好婆，动员她献宝，但她一直不为所动。抗战胜利之后，好婆主要居住在上海。在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她亲眼看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天壤之别，这才决定把宝鼎捐了出来。”

　　1951年9月，在潘达于的指点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搬开角落中的杂物，微尘轻扬中，宝鼎重光再现。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文化部特颁褒奖状：“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而对人民政府奖励的2000万元(相当于2000元)奖金，潘达于却没有收下，她又给上海文管会写了封信：“查上项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感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祈之至。”最后，潘达于将这笔钱捐献抗美援朝。

　　虽然潘家先代曾是钟鸣鼎食的权贵名门，但捐鼎时，潘家经济已不宽裕。执掌潘家的潘达于知道这两尊鼎价值连城，但她从没拿藏品去“换生活”。那时潘达于和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相依生活，女儿在学校教书，每月70元收入，而潘达于则走进了里弄生产组，当了一名普通劳动者。

　　而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所有珍贵文物。细细点数潘达于家里的收条，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文物就达400多件。如果按文物市场的价格计算，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但是，文物真正的价值和潘达于老人的义举一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遥相呼应。

　　2005年，潘达于老人百岁寿诞，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重新聚首。这是上博为给百岁人瑞潘达于祝寿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好婆后来说，我为俚笃(苏州方言，它们)寻着好人家哉。”潘裕达回忆道。

　　2007年8月，潘达于走完了她102载的传奇人生，与世长辞。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但上海博物馆刻着捐赠人姓名的大理石墙上，“潘达于”高高在上，永远和盂、克二鼎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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