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区域位于安钢大道南，向北正对小屯宫殿宗庙区，揭露面积近5000平方米。共发现带车辙的商代道路3条，商代房基近百座、灰坑千余座、灰沟27条、窖穴40余座、水井20余眼、铜器窖藏坑1座、祭祀遗存多处，以及历代墓葬950余座(大部分属商代晚期)。出土各类遗物数千件。

　　商代遗迹以带车辙的道路最为重要，包括南北向的主干道2条、东西向道路1条。道路普遍宽10米以上，最宽处可达20余米。经钻探，南北向道路均通往小屯宫殿宗庙区，应是小屯宫殿宗庙区南部的主干道。这些道路的发现，为殷墟都邑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夯土房基主要分布在道路两侧，时代属属殷墟一期至四期，从分布情况看应有严格的规划。

　　水井、灰坑、灰沟和窖穴多分布在夯土房基周围。水井多数为圆形或椭圆形井口，偶见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研究商代洹水流域的地下水文和古气候提供了重要资料。灰坑多数为不规则形垃圾坑，也有少数巨型灰土坑。巨型灰土坑规模较大，原应为取土坑，后经修整成为蓄水坑，局部边缘铺设石子路面，可能是当时的池苑类遗存。灰沟类遗存有些位于道路两侧，可能属于配套的排水设施；有的沟口较宽，绵延数百米甚至更远，可能是商代的人工渠，也不排除是族邑间的区域界限，并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东西向道路两侧，也有些位于房基附近。多数呈坑状堆积，坑内填灰土和大量完整或被肢解的人和动物，也有埋藏大量卜甲的现象。每一坑内所埋藏的牺牲应属于一次祭祀，牺牲种类和数量应反映一次祭祀的用牲组合。

　　所清理的商代墓葬均为中、小型土坑竖穴墓，通常是几座墓集中分布，没有发现明确的专用墓地。

　　此次考古工作，对在基建发掘中如何将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进行充分结合、同步进行开展了积极探索。各领域的研究人员深入田野一线，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近3000个木炭标本，为研究本区域的商代动、植物群等提供了丰富资料。

　　墓葬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区淮河以北3公里处的双墩村。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蚌埠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葬封土呈馒头状，底部有白土垫层。堆筑封土和填埋墓坑均使用五色混合土。墓葬为圆形竖穴土坑墓，墓口直径20.2、墓坑深7.5米，墓口下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正东向有阶梯式短墓道。墓口之下0.7米深的填土中,发现深浅不同的五色填土构成的“放射线形”迹象，共有20条，角度有一定规律。在0.7～1.4米深的填土中，沿墓坑一周构筑有18个呈馒头状的“土丘”；这层填土中还放置有1000多个未经火烧的泥质“土偶”，为尖顶圆体或方体。在生土二层台上，用三四层“土偶”垒砌成墙体状，土偶墙与墓壁之间形成一条环行走廊；墓道两侧的土偶墙均有转角，并有台阶通往走廊。墓葬坑深底大，埋葬布局呈十字形，圆形墓底以主椁室为中心，东、西、北侧各殉三个人，南侧殉一人，南面还有一个两箱大椁室。

　　木质葬具已腐朽，墓主为一棺一椁，殉人均有较窄的木棺。人骨保存较差，经初步鉴定，墓主年龄在40岁左右，殉人多为20～30岁。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南椁室的器物箱内，少数见于主棺和殉人棺内，还有专门放置三牲的食物箱。器物种类非常丰富，包括编钟、鼎、罍、簠、盉、匜、盘、甗、豆、兵器、车马器等铜器，彩绘陶器和几何硬纹陶器，大量残朽的漆木器，以及一组龙首石磬和各类精美玉器。在部分铜器上发现“童麗君柏”的铭文，表明墓葬主人应是“钟离(国)君柏”。“钟离”是淮河中游地区的古国，文献中有零星记载。根据随葬器物的形制推断，墓葬的时代大致属于春秋中晚期。

　　这座墓葬为圆形墓坑，发现了许多独特而复杂的遗迹现象。它的发掘，进一步证明淮河中游地区钟离古国存在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钟离国的历史和王室世系，以及淮夷文化的地域特征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此墓揭示了钟离国墓葬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其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为研究古代墓葬形制以及埋葬制度、埋葬习俗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祖陵是辽代第一个皇帝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的陵寝之地，建于天显二年(公元927年)，位于内蒙古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山谷中，东南约2.5公里处为其奉陵邑祖州城。

　　2003～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祖陵陵园及其附近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以此为基础，从200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祖陵考古队，对陵园内1号陪葬墓和陵外龟趺山“太祖纪功碑楼”基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08年又对陵园内“甲组建筑基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的学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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