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发掘文物保护重点是出土陶俑的色彩如何保护。针对彩绘陶俑身上、脸上的彩绘保护这一问题，中德考古技术专家进行了长达19年的探索和研究，及时为暴露在空气中的彩绘穿上“保护衣”的技术基本成熟，可以保证彩绘陶俑不再出现出土后由于氧化等方面问题而变色，这项技术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一个还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是，在挖掘过程中遇到俑身彩色泥块脱落与俑坑内泥土混杂等问题。如何将这些彩色泥块剥离恢复并粘接复位到俑身上面，由于这项技术还达不到要求，目前还很难修复到位。

　　“此次发掘工作中面临如何控制土壤湿度、保护好彩绘和细小文物等难题，需要在现有保护方法上进行改进和创新。”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就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中可能遇到的保护技术问题作了分析。

　　另外，木质件的清理也是一大难题。袁仲一说，兵马俑手里的兵器，很多都是木质的，如果能发掘到没有腐朽的木质兵器，那是奇迹。已经腐朽的，也要清理出腐朽的痕迹，这就有很大的难度。

　　但也有专家指出，任何技术都是有时代局限的，应该留下更多的陶俑给后代。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切尔·佩塞特说，现在全球仍没有可靠的技术来保护兵马俑这样的结构。“如果有人说，已找到能彻底解决文物保护问题的技术，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在骗人！实现相对长久的保存，已经很了不起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说。

　　其实，我们考古人更像是为后代看守这些宝贝的人，我们的责任不只是让这代人看到，还要让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陕西省文物专家焦南峰说，重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一定要做，但要少挖甚至不挖。这两点并不矛盾。

　　因为与乾陵的发掘被不断搁置形成强大反差，同样作为重大遗址，眼下，不少人担心，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从此会处于一个兴奋期。对此，张仲立称，兵马俑坑的考古发掘具体规划仍在制定中，相信今后还会继续小范围地一步步发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掘二、三号坑的规划，主要本着“三三制”的原则：三分之一彻底挖开再修复；三分之一挖开后不修复，既减少可能发生的地质危害的影响，且原生态的模样也更有历史感；而另外三分之一则不挖。

　　“事实上，一号坑约6000个兵马俑，35年过去了，我们只清理出1000多个，已经非常谨慎和保守了。”袁仲一说道。“作为陪葬坑，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浩大工程的一部分。”焦南峰透露说，游客只知道兵马俑有三个坑，其实兵马俑已经挖了几十个坑。除了兵马俑，还先后在秦始皇陵封土堆的周围发掘出了秦铜车马坑、秦石铠甲坑等陪葬坑和陪葬墓。

　　“目前，秦始皇陵区方圆56平方公里范围内，已发现了600多处遗迹，对这些陪葬坑(墓)我们一直都在研究、发掘，只是不会贸然去碰主陵的地宫。我们对秦始皇陵的深入考古工作现在有，将来也许一百年、几百年，也不会停，但考古并不简单意味着‘挖’。”

　　秦兵马俑发掘始末

　　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造就了一座举世闻名的遗址性博物馆，世界各国的游客趋之若鹜，尽管目前一号坑的发掘面积不足其三分之一。

　　多年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日益恢弘，然而，产生奇迹的基础和本源—兵马俑坑里，时间似乎停止了脚步，让时间静止是一道行政命令，已经执行了24年多了。

　　1974年3月下旬，西杨村的几位村民在村旁的柿园里挖井，当挖到3米多深时，出现红色坚硬磁土，在众人镢头的起伏中，相继发现“泥人头”及一些残身断肢，还出现了转铺地面、铜箭头、铜镞、弩机。有人把其中的一些拿到废品站当废铜烂铁卖了，有的把秦砖拿回家当枕头，而陶片摔得遍地都是。等待了两千多年的庞大的地下军队，终于不惜以个体毁灭的代价向世界投递信息。打井被叫停。这些陶质残肢碎片，经县文化馆赵康民精心修复，粘接成了3个陶俑，并对其命名为秦代武士俑。

　　1974年5月底，回家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闻知此讯，于1974年6月27日在《情况汇编》上刊发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一文，李先念同志当即批示，从此揭开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

　　1974年7月15日，陕西省组建的秦俑考古队进入发掘现场，经勘察、钻探，进入试掘，这些人中间，除了学过考古的，有文管会人员，也有一般人员。

　　面对如此大面积的遗址，人们对保护文物的认识远不及今天这样深刻。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惯性思维下，也许是太想出成绩，放“卫星”，“试掘场面太大了”。一位当年的考古队员至今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仍感触目惊心。

　　至1975年上半年，试掘面积达965平方米，把一号兵马俑坑的东端全部揭露出来。共出土陶俑500余个，木质战车6乘，陶马24匹，以及大批青铜兵器和车马器。

　　1975年9月下旬，解放军某部接到上级指示，派出“红九连”的122名战士“执行任务”，协助考古队，保护、参与发掘秦始皇兵马俑。

　　“红九连”开赴现场，在距井口南200米以外，用玉米秸秆、泥巴、塑料薄膜和牛毛毡子搭起了11个茅草棚，开始了发掘会战。没有考古经验，每个班配备1名考古队员跟班指导。夜间，点上大灯泡照明，昼夜苦干。

　　最初的发掘工作，主要是开挖土方。战士们从附近老乡家里，借来了大铁锹、大洋镐、农用架子车，挖土、运土。战士们大都光着脊背干活，每天平均干10小时以上。当土坑挖到3米多深时，陆续出现了“泥兵”、“泥马”的碎片，这时候，改用小铁锹、小洋镐和手小心翼翼地挖土，许多战士把手指都磨出了血泡。

　　在一号兵马俑坑遗址展厅大厦基建工程进行的同时，考古队对其周围进行了勘探，1976年4月23日，在东端北侧又发现了二号兵马俑坑，同年5月11日，在西侧北侧发现了三号兵马俑坑。

　　那时，发掘的规模很大，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闻知兵马俑的挖掘情况，来现场视察，非常气愤，他严厉地批评道：“兵马俑的考古怎么像挖土豆一样胡刨乱挖？而修复却又用筛子筛、刷子刷、清水冲……这完全违背了考古学的方法和意义！”

　　同时，经过修复的兵马俑重新下坑排列后，由于没有放置平稳，也没有任何预防倒塌的措施跟进，出现了兵马俑倒塌的现象，致使完整的陶俑成为了碎片，很多破碎的程度极为严重，已无法再次复原。

　　1978年8月5日，秦俑一号坑正式发掘。

　　1979年春，夏鼐先生亲率专家、学者到陕西，毫不留情地当面指出了工地挖掘中存在的失误和问题，兵马俑挖掘被叫停。不久，考古队“制定新的工作方案”，整顿之后，又继续开工。夏鼐先生联合16名专家给中央写报告，呼吁立即停止兵马俑的挖掘，急需进行认真整顿、总结检查。发掘工作再次停下。

　　1985年7月，陕西省重新组建了“陕西省秦始皇陵考古队”，并发布了相关文件，规定了前后两个考古队的工作交接、人员安排、工作秩序等。

　　1986年3月24日，秦俑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开始了。可是，1987年2月17日晚，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大案。当晚凌晨，临潼区21岁的农民王庚地腰上别着一把改锥，翻墙进入秦俑馆内，撬开了“秦陵考古队”的杂品库的明锁，从门口的桌子上摸走了一个俑头，这个将军俑头是出土的6个将军俑头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无价国宝丢失，中外震惊。

　　同年6月17日，西安市公安局民警将出售将军俑头的王庚地等人抓获，案件告破，将军俑头被追回，王庚地被判处死刑。

　　考古队管理混乱，制度不健全，安全设施差。文物到处乱放，有的文物竟长期放在干部个人的住房里而无人过问，有的长期放在工作室而无人知晓。案发后，考古研究所检查工作时，在考古队的绘图室和现在的第二修复室里，又分别找出了3个俑头。问谁都不知道这三个俑头是从哪里来的。

　　据说，还发生了俑坑中出土的唯一一件铜甬钟丢失事件。1987年2月，兵马俑再次停工整顿。被叫停的发掘工作在长达24年里一直没有继续。

　　“在兵马俑的发掘、保存的历史中，因为对兵马俑‘世上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一开始认识不足，出现了一些轻率的做法，这些失误和教训，同样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一位长期参与兵马俑考古、研究的专家如是说。

　　袁仲一来到T23现场，他满头白发，手微微颤抖，他特别叮嘱年轻考古人员说，对秦俑的发掘有过一些遗憾，希望这次的发掘更精细，让可能的遗憾减少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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