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存知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掀开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篇章。其中经济既是基础，也是核心。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当前“稳中求进”的政策取向，受到世界经济环境的严峻挑战。

　　英国《经济学家》曾刊文将世界经济描述得极为暗淡、行将崩溃。主要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经济虽出现复苏的迹象，但稳定性较差，不确定性突出。但是，10月1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于16日终于就预算方案和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并提交众议院审议通过。奥巴马总统也在当日声称，一旦国会通过，就立即签署成为法律。至此，一场由政府停摆而可能导致经济歇业进而带来美债违约的闹剧兼悲剧在最后一刻果断撤台，一场难以估量的世界经济强震得以避免。

　　早在10月17日大限到来之前，10月13日中国新华社发表英文评论稿，呼吁去美国化正当其时。美国对中国这一评论极为敏感。股神巴菲特说，信用就像贞操，一旦失去难以找回。美国媒体更是调侃，中国已经上了美国国债的床，下不来。而白宫更是正言，按期还款是美国数百年的基本原则。不管怎样，口水战可能继续，但一触即发的毁灭性的经济战终于熄火。

　　但事情似乎未完。美国自1776年建国，在其后的200多年国债从未超过10万亿美元，但情况止于2008年，此后一路飙升。2009年11.9万亿美元，2010年13.6万亿美元，2011年14.8万亿美元，2012年16万亿美元。在2013年10月17日白宫能重新举债的第一天，联邦债务便飞升3280亿美元，打破两年前2380亿美元的单日借钱记录。需注意的是，美国通常设定联邦政府借款限制，即债务上限。这次两党新达成的协议是，借款限制的日期延后到2014年2月7日。只有日期限制，没有金额限制，在明年2月7日之前，债务可以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加而增加。届时又将是一个揪心的日子。更不确定的是，美联储在今年年中就宣布将停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操作，但退出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无论是原掌门人伯南克还是继任者耶伦，至今仍未给出明确的信息，这无疑增加了判断美国经济走势的难度。除美国外，日本、英国和欧元区的经济似已度过寒冬，但仍十分疲弱，估计在低位还会继续徘徊。

　　主要新兴市场和金砖国家，除中国外，大多辉煌不再。巴西经济在2010年前，除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有所下降外，一直表现强劲，但2010年后受国内各种问题的困扰，经济陷于停顿，预计2013年增长率只有2.5%。俄罗斯仰仗其丰富的油气资源出口，加之中央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预计其经济在2013年增长1.8%。印度经济在2003～2008年持续繁荣，总理辛格曾说，8%～9%的增长率是印度新的巡航速度。不料2013年第二季度印度的增长率只有4.4%，当季下降2%，2013年全年估计增长5%。2013年8月14日开始，印度加强了资本控制，防止本国资金外流，为数不多的外国投资者也担心印度冻结其资金，国内恐慌加剧，卢比贬值，引发通胀率高达9.5%。政策制定者们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处于1991年国际收支危机以来最紧张的时期。如是，印度总理的乐观预计有夸海口的成分。

　　相比而言，中国经济的表现值得骄傲，但有必要思考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良好的势头。对经济形势的研究，既要看数量，也要看质量，既要看内因，也要看外因，既要看有利的一面，也要看不利的一面。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运行道路的选择和速度的控制总是脱离不了美国的影子，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道上，超车有难度，跟车有困难，要么掉队，要么以前车为参照系保持匀速，要么追尾。当前防追尾甚于防掉队。所谓防追尾，就是防止中国的经济利益因美国因素被动受害。

　　防止追尾，不在于告诫别人要守规矩，关键是自己要掌握好操控技术。操控水平的高低，不是模仿别人，关键在于自己要有独立的思想，这主要靠自立的基础研究。金融财政政策不是表面上的部门性政策，而是具有综合的宏观意义。正如此，西方经济学均将其作为核心内容。我国对金融财政政策的研究，要以对转基因的研究为鉴。由于受各方利益的主导，研究缺乏公信力和科学性，甚至借助媒体宣传不止一次地上演试吃转基因食品的闹剧，广为社会诟病。在金融和财政政策上，应加强符合中国实际的基础研究，少照抄照搬，拾人牙慧不可取。

　　一是重视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应重视经济的质量。金融总量和财政总量的扩张根本上取决于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国经济总量按GDP核算，已居世界第二位，并有赶超第一位的美国之势。但这只是数字而已。若按GNP核算，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距离日本还有较大差距，更遑论同美国相比。若按人均GDP核算，中国的排名则要在100名开外。从历史上看，经济总量大并不一定代表着国家实力强，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是英国的数倍，占世界的1/3，而英国却只占世界的1/20，结果中国惨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数倍于日本。若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情况更加不容乐观。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远远高于美日，后者的经济增长主要靠高新技术等产业，传统产业的贡献下降，外资影响极小；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和“铁公机”等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且外资的贡献占比较大。况且中国的GDP因安全事故、分配不公、环境和食品污染等问题而成本过高，所以中央政府明确要求不再以GDP论英雄。从与经济质量密切相关的核算方法看，中国正在努力完善SNA的核算体系，尽可能使统计的GDP更准确些。而在美国，已在探索试行GDP统计新方法，根据2013年7月13日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报告，其新方法的最大亮点是将研发费用、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作品的创作经费看作是投资而非成本，在原GDP报告中，增加一个名为“知识产权产品”的新门类。以美国2012年的GDP为例，原方法统计增长约为2%，用新方法重新统计后，增长了3.6%。在经济核算中，充分重视知识经济的影响，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

　　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应从传统的“三驾马车”说转向生产率说。投资、消费和净出口长期被誉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口外需受阻，随即强调扩大内需，其中尤以刺激消费为重。殊不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均呈大幅下降的趋势。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没有随经济扩张而相应提高，怎么扩大消费？“三驾马车”不分强弱、不分主次，全都重要。实际上，“三驾马车”是对经济运行的粗放描述，对指导经济实践并无实质意义。考察经济增长应主要聚焦于生产率上，从研究和提高生产率出发，就会出现新技术、新产业和品牌效应。一些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卖得比其母国市场要贵得多，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消费者不远万里到其母国购买，远程旅游加境外购物，中国消费者的满意度比在国内市场高得多，这种现象值得政策制定者高度注意。这实际上是国外的品牌效率、国际贸易效率和旅游经济效率的有机组合。中国金融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须紧扣这些新的经济现象。

　　三是对外经济交往中须切实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以中美经贸关系为例，美国限制对中国的产品出口，也限制中国对其产业部门和企业进行投资，但就是卖国债给我们，对其国债投资不受限制。针对美国10月17日的大限，中国官员呼吁美国确保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付息，来保证中国的权益，实则无必要。即使美国国债全额还本付息，美元因在QE下注水而贬值，利益仍受损。因此，对外汇储备的研究和管理尤显重要，对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尤显紧迫。

　　在经济发展方式和金融财政政策的实施上，沿美国轨迹前进，难免会追尾。二三十年后，中国很可能在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和当前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外，摸索出第三条某主义的道路，在与美国的全球竞争中，就可能实现择道超车，中国也就梦想成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