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年，川蜀大地再遭劫难。与当年汶川地震相比，如今雅安地震发生后，全社会动员起来抗震救灾的积极性更高了，企业和个人参与地震捐款的速度也更快了。然而在为地震捐款的过程中，也发出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小明这两天有些闷闷不乐。因为周一收到学校通知，要组织为雅安地震捐款，第二天早上妈妈给了小明20元。谁知老师竟按全班同学的捐款金额高低做了个捐款光荣排行榜贴在墙上，捐款超500元的同学还得到老师小红花的奖励。相比之下，小明和班里另外两位捐款不到100元的同学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一直抬不起头……小明回家后质问妈妈：为啥不让我也捐1000元呢？这样我也能有小红花了。说着说着，小明委屈地哭了出来。妈妈想安慰小明，一时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因为地震捐款给自己带来烦恼的远不止小明一人。国内某保险公司老总老张这两天也感到又委屈又郁闷。原来他们公司在震后第一时间宣布为灾区捐款100万元，谁知被媒体放在“金融行业捐款名单排行榜”里一比，发现许多财大气粗的行业巨头的捐款数都远超自己。自家的捐款信息不是被安排在榜单的末尾就是根本上不了版面。这也就算了，最气人的是，好多网友还对自己企业的捐款行为说三道四，“九牛拔一毛”、“理赔时小气，捐款时更小气，XX保险公司就是垃圾”，“同样是保险公司，为啥XX捐那么多，你们XX才捐这么点”？看到网上这样的评价，老张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人家一年净利润上百亿，我们才几个亿，公司规模不同，怎么能这样简单比较呢？这不是道德绑架吗？

　　中国慈善捐款面临三宗罪

　　近年来，国人慈善意识日渐觉醒，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关注慈善，热衷慈善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迷惑不解的“小明”和“老张”。此次雅安地震从进入公众视野的那一刻起，各界的捐助活动就纷至沓来。同时到来的，还有各种与抗震救灾主旋律不合拍的“杂音”：有些人发现某企业捐款少，便挥起道德大棒猛烈攻击；有些企业借机把捐赠当成营销宣传的噱头；有些媒体炮制的“捐款排行榜”更成了道德绑架，让那些在榜单上垫底的企业如坐针毡。这三者，成了当前中国慈善捐款面临的“三宗罪”。

　　一宗罪：不捐要挨骂 捐少更挨骂

　　“我们家XX（某明星）捐了那么多，你们XX（某明星）才捐了那么点，太小气了吧!”近日在各大论坛和明星贴吧里，类似的帖子数不胜数。随之而来的是双方粉丝喋喋不休的骂战，各种恶意诽谤、攻击不绝于耳……事实上，当年汶川地震后，许多名人如姚明、刘翔等就被指责捐款数额低，甚至连香港富豪李嘉诚以1.3亿元巨款名列个人捐款排行榜榜首，也有人说这些钱不过是当年李嘉诚为赎回其子李泽钜而向绑匪交付赎金的十分之一。事后，许多名人不得不再次提高了捐款额。

　　眼看着义举变成骂战，江苏卫视主持人李晨在微博中颇为无奈地表示：“捐了，骂！不捐，骂！捐少了，骂！捐多了，骂！捐了不说，骂！捐了就说，骂！捐了不说骂完再说，更骂！”陈坤也在微博中呼吁大家不要以捐款数额来衡量善心，不要急着查某某捐了多少钱。

　　 知名时事评论员李光一对记者表示，我们提倡捐款应该发自内心，不能胁迫舆论或用慈善暴力的方式来要求人家捐款。表面上看企业拿出钱了，但并非真心实意，是一种变味的慈善。把原本可以洗净心灵的一种崇高的情感诉求降格为一种强制的社会道德任务。长期看对慈善发展是不利的。

　　 李光一进一步指出，之所以中国当前会出现网民和舆论对企业的诉求与企业的实际捐款能力和意愿有出入的情况，是因为我国的慈善募捐体制相比于整个国家体制转变而言明显落后了。无论是红十字会的运作还是民众对慈善的理解，都还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时期行政主义的思路。

　　上海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则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角度认为：“捐赠本身是一种自愿的无偿的行为，法律从没有规定当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时，你必须捐钱或者必须捐多少钱。不能以捐款多少论英雄，只要有这份爱心就应该鼓励。而且捐多少应该在不影响自己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尽力而为，有多少力量捐多少钱。”

　　更何况，很多时候善举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马仲器认为除了捐钱，慈善事业还需要许多人付出时间、精力和劳务，比如组织慈善募捐活动，为孤寡老人理发，和残疾儿童谈心，等等，这些也是慈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不能简单量化和排名。

　　二宗罪：丧事变喜事 灾难变营销

　　自从当年汶川地震后，加多宝集团成功推出“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微博]”的营销口号后，王老吉的销量和品牌价值直线飙升。如今雅安地震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这种灾难营销手法发扬光大。比如把企业品牌与抗震救灾的感人镜头有机组合在一起，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对企业品牌的认可度。这种把地震捐款打造成企业宣传营销工具的做法也引起不少争议。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在博客中写道：“许多的捐助成为了广告，成为了出名和显示财富的效应，而这些自我标榜式的东西本就是与善心、善事和奉献爱心毫不相干的东西，也是被爱的真谛所反对的附加物。”

　　不过李光一却认为，我们不能用极端纯洁的目的来苛求企业，不能要求作为盈利性组织的企业在参与捐款时一点私心都没有。做慈善要留名，用最少的资金博取最大的关注度，这恰恰体现了商人的精明。“不过话说回来，尽善尽美的慈善的确不应该和企业经营目的混为一谈，市场归市场，慈善归慈善，赚钱归赚钱，捐钱归捐钱，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应有的慈善观。而且随着企业慈善观念的日渐成熟，以及公众对纯粹的慈善义举和借慈善进行商业炒作行为的辨别力日渐提高，今后再搞这种煽情的灾难营销，可能反而会让企业形象受损，相信今后这类借捐款作秀的做法会越来越少。”李光一说道。

　　马仲器站在企业文化的高度认为，现代企业文化和品牌的打造，非常关键的一点就看企业有没有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体现在应对大灾大难时作秀式的捐款，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也不是靠一次捐款行动就能树立起来的，而是应该融入企业的骨髓，成为常态化的慈善习惯。

　　三宗罪：媒体列排名 善举变攀比

　　最糟糕的是，造成上述两宗罪的关键帮凶便是国内一些灾难面前热情过了头的媒体。大灾面前，为了争夺眼球，一些媒体除了亲临一线报道抗震救灾的感人故事外，还想方设法增加舆论炒作的空间。其中对各大企业乃至明星名人的捐赠金额进行排名比较便是极易吸引眼球并能引发热议的选题。

　　企业捐赠的奉献精神或许是需要媒体来弘扬和表彰，但把捐赠的数量当成媒体宣传的标准时，这样的弘扬和表彰似乎就变了味道。其结果只能是让媒体成为少数企业炫富平台的同时，让更多的企业成为众矢之的，刻意制造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公众之间的尖锐对立。

　　对此，李光一认为，爱心本无价，爱心更不应该有排名。用金钱来衡量爱心，让慈善事业也进入市场经济“价高者得”的逻辑之中，显然不对。因为捐款的多少，只表示其富有程度或能力大小，并非爱的程度的体现。这说明国内一些媒体还比较幼稚，一味迎合国内部分民众尚不成熟的慈善观念。

　　更糟糕的是，一旦这种捐赠攀比风流行起来，将迫使一些企业为了赢得公众口碑和树立品牌形象，不得不超出其承受能力进行捐赠。这样的捐赠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还会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严重伤害，透支企业未来发展的空间。这种慈善就失去意义了。

　　对普通民众来说，通过捐款来衡量爱心大小也会助长攀比心理，许多人只是通过“我比别人捐得多”的这一慈善行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并非发自内心想帮助他人。但愿今后随着国人慈善理念的成熟，“小明”和“老张”们的这类烦恼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