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写得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

　　———2004年，任仲夷批阅专访《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

　　杜瑞芝曾长期主管广东农村工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名闯将。在上世纪8 0年代农村改革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他和农民站在一起，尊重农民意愿，向包产到户、雇工大户专业承包等禁区冲刺，成为农村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对推动广东乃至中国建立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起了重大作用。

　　在广东省的老干部中，杜瑞芝被公认是“说话从来不拐弯的人”。他不仅在“大跃进”中公然反对浮夸风，甚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直言群众的不满。

　　耿直敢言的为人，令杜老吃过不少苦头，同时也令他赢得世人的敬意。

　　亲历包产到户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大潮发端于农村，发端于“包产到户”。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到1982年中央1号文件为包产到户“正名”，杜瑞芝作为长期从事广东农村工作的“改革派”官员，亲历了突破这一禁区所走过的曲折之路。

　　对“三中全会”中规定农村改革的“两个不许”，杜瑞芝心里是有想法的。

　　1976年前后，他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农村工作情况。哪里增产就到哪里去，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增产。经过调查，杜瑞芝发现，凡是增产的地方都是在搞包产，只不过这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

　　1979年7月，他在广东省农委第一期经营管理干部训练班的讲话中，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大家都说‘包产到户’不好，我也说不好，但它比起逃荒、饿死人好一些吧？大家回想一下，1960年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他当时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思想。

　　1980年，是杜瑞芝终生难忘的一年。他通过深入农村调查，深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启发和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和农民站在一起，向“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冲刺。

　　这年，受省委指派，杜瑞芝到湛江地区检查春耕生产。他跑了近10个县，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整理了多份材料汇报给省委和省农委党组。他一再呼吁对单干、包产到户、分队等问题，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对立。

　　当年春耕检查完后，杜瑞芝又被省委指派，带队到所谓刮单干风、刮分队风严重的惠阳地区去纠这两股“黑风”。结果恰恰相反，用他诙谐的说法是：“两股‘黑风’纠了我。”他给省委和省农委党组写了两份报告，列举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建议省委主动领导下面实施“双包到户”。

　　这两份报告，得到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的理解和支持，他对杜瑞芝坦言：“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报告了。”

　　但广东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各级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在省、地和农口部门领导中，就出现了“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情况。支持包产到户的杜瑞芝自然受到一些指责，甚至说他是支持包产到户和主张搞单干的“罪魁祸首”。

　　1980年11月，任仲夷到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1981年1月22日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他就肯定包产到户，总算为广东的“包”字之争画上了句号。

　　冲破雇工问题禁区

　　“雇工”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个禁区，甚至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雷区”。从某种意义上说，雇工问题是继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另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尖锐论争。

　　在“三中全会”后，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仍然明确规定：“不准雇工”。对此，杜瑞芝持有不同看法。他说，农民群众搞了包产到户，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部分农村能人带头拓宽生产领域，扩大生产规模，追求致富，这样就在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方面出现一批承包大户。不准雇工，只靠自家的劳动力，是不可能扩大经营规模的。他还说，在农民人人占有一份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当雇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

　　广东当时就遇到了一大棘手问题：肇庆地区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作为承包大户的雇工问题，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新华社记者关于此事的报道，登在1982年1月17日《国内动态清样》上；次日，一位中央领导做了批示，他给任仲夷的信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各一份，信中写到：“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后来，这位中央领导的批示转到杜瑞芝手里。为了进一步弄清真相，杜瑞芝组织人下去调查。同年4月22日，他签发了省农委致省委并报国家农委《关于陈志雄承包经营的情况报告》。《报告》中，杜瑞芝肯定陈志雄开创专业承包先例，认为这对承包双方均带来好处。

　　由于任仲夷、杜瑞芝等省委领导对承包大户态度鲜明，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相反给予肯定和鼓励，雇工问题的禁区也就冲破了，承包大户在广东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思想解放的改革同道人

　　杜瑞芝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都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农村改革，两人还是五服之亲。

　　1979年，杜瑞芝应邀到国家农委召集并由杜润生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久别重逢，当“大杜主任”杜润生见到“小杜主任”杜瑞芝(这是在京开会时人们对他俩的昵称)这位老搭档时，异常激动，情不自禁地说：“我的队伍壮大了，对包产到户问题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杜瑞芝积极参加杜润生主持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为制定中央五个“1号文件”主动提供大量来自农村基层的真实情况和宝贵经验，建言献策的热情很高，他因此被戏称为杜润生担纲领航的农口(指中央农研室)的“四路诸侯”之一，即“北霍(山西霍泛)、南杜(广东杜瑞芝)、东吴(江苏吴镕)、西赵(四川赵文欣)”。

　　在广东，杜瑞芝与思想解放的任仲夷共事多年，对改革问题有共同看法，晚年亦成为至交。1991年杜瑞芝离休后，与任仲夷的交往更多了。除了外出，只要在广州，两个老人几乎天天接触，晚间在东湖畔散步聊天。

　　杜瑞芝曾说，“仲夷同志见多识广，能指破迷津，和他常在一起，感到很充实，成了我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仲夷同志也乐意和我交谈，因为我直肠直肚，实话实说。”

　　2004年，杜老的老秘书张敬东给《秋光》杂志写了一篇专访《杜瑞芝：一个从来说话不拐弯的人》，送给任老审阅。任老在稿上作了如下批语：“我认为写得很好，‘说话不拐弯’这个词也很好，‘直来直去’之谓也，亦即‘敢说话’的意思。‘敢言’、‘敢说话’，都是褒词。‘敢放炮’则带有‘贬’的意思。”

　　2005年任仲夷逝世，对杜瑞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追忆文章中，他写道：“我失去一位最真挚的同志，一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我感到很孤独、很失落、很悲痛！回顾过去我们之间无话不谈、开怀交心，使我获益匪浅。如今失去最可信赖的兄长，内心的痛楚，谁人知晓？！惟一能做到的是按照任仲夷同志的忠告，多读各家书，多听各家之言，多想问题，继续发挥余热，又不患痴呆症。”

　　“我讲的话，我就敢负责”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杜瑞芝就南下广东，帮助搞土地改革。1956年至1966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佛山地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在任期间，毛泽东、邓小平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前来考察。这位地方官员性格耿直、胆大敢言的特点令毛主席印象深刻。

　　1961年2到3月，毛主席到广东主持召开“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专程到佛山地委招待所，单独听取时任佛山地委第一书记杜瑞芝的汇报。毛主席问杜瑞芝，群众有何反应？杜瑞芝直言，干群关系有些紧张，干部民主作风差，农民怕得罪干部。毛主席回去后，对当时的省委领导说：“你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啊，什么都敢说。”

　　杜瑞芝说，他就是喜欢说“怪话”，而且有话都在会上讲，公开讲。“有些人后来吓得将讲话稿烧掉，我从来不烧，我讲的话我就敢负责”。

　　在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造反派编印的《杜瑞芝罪行录》中，就汇集了他的诸多“惊人之语”。他曾在佛山地委市桥(扩大)会议上公然批评人民公社“搽粉搽得太多了”，“这就叫浮夸”；在对人民日报编辑谈话中更直言：“几年来‘一大二公’的不良后果，是群众对集体不相信”。因此，他主张一个“包”字，“三包落实，指标降低，可以吃饱；粮食到户，加上自留地，可以吃好。”“群众怕我们‘左’，我们怕群众‘右’”，“干部思想问题，不公开反‘左’，大概不成”。

　　这些言论让他在“文革”中，难逃一劫。“文革”开始后，广东全省的第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就是专门针对他的。

　　2006年接受南都采访时，这位时年86岁的老人一番感言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当时有多少好干部因为说真话而惨死啊！我感到非常惭愧，比我们优秀的干部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我们这些幸存者，按说不该再有意见了。然而，很多人、很多事还是不能忘记的，很多历史也不能再重演啦！”

　　病中仍关心国家大事

　　杜老几年前曾患癌，治愈后深居简出，偶尔应邀出席一些公开的纪念活动，谈得最多的，除了他对任老的追忆，还有他晚年对中国改革的思考。

　　2008年，杜瑞芝应邀到北京出席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发言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农村改革30年，改革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的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

　　杜瑞芝毕生关心着农村工作。自从广东推进“双到”扶贫工作以来，他每天关注着农村扶贫的新闻报道，还多次向曾任他秘书的省扶贫办宋宗约询问扶贫“双到”工作情况，并一直惦记着下乡去看看扶贫“双到”的新变化。2010年初，90多岁的老人冒着严寒来到阳江市江城区白沙街道石河村专门考察“双到”工作。

　　杜瑞芝生活简朴，一碗小米粥，一碟鱼，加上一点山西陈醋就是他平常的饮食，有时他也尝点家乡的汾酒。他的卧室至今仍保持着原来的模样：简易的木架小床，床头两个台灯，靠墙的书桌上散放着各种书刊，一个塑料闹钟是杜老生前常用的，现在已经停止转动，蒙了灰尘的小电视机放在床的对面，那是这间卧室里唯一的一台电器。

　　看书是杜瑞芝毕生最大的喜好。他常常看政治、经济、思想类的书籍，喜欢《红楼梦》、《读者》等书刊。大女儿杜波波回忆，父亲每天凌晨两三点就醒来，坐在床上沉思良久，到四五点钟再睡下；晚上，他就去住处楼下的一间小房看书，回家后就着床头的台灯继续看。今年9月份，病重期间，杜瑞芝仍坚持每天看书。杜波波说，父亲去世前最关心十八大的召开和钓鱼岛的问题。

　　语录

　　他曾在佛山地委市桥(扩大)会议上公然批评人民公社“搽粉搽得太多了”，“这就叫浮夸”；在对人民日报编辑谈话中更直言：“几年来‘一大二公’的不良后果，是群众对集体不相信”。因此，他主张一个“包”字，“三包落实，指标降低，可以吃饱；粮食到户，加上自留地，可以吃好。”

　　———在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造反派编印的《杜瑞芝罪行录》中，汇集了杜瑞芝诸多“惊人之语”。

　　“农村改革30年，改革是一个上下左右互动的结果。最大的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但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个权威的支持，最大的动力也动不起来，没有权威是不行的。而且，没有大家的互动、合力、推动，也不行。”

　　———2008年，杜瑞芝应邀到北京出席农村改革30周年座谈会发言时总结农村改革

　　采写：南都记者 许黎娜 黄怡 实习生 封静 吴冠佑 通讯员沈惠 摄影：南都记者 冯宙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