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也有产权问题？

　　万科董事长王石对此有独到看法。

　　“国营企业产权是清楚的，那就是100％属于国家。倒是民营企业产权非常非常模糊，特别是很多有名的企业说不 清楚，这和民营企业、特别是国有民营企业、集体所有民营企业承包时，不敢界定产权有关。”他说，“例如我就实在看不懂 四通是怎么回事？”

　　难题如何诞生

　　事情还得追本溯源。当历史聚光灯打在中国民营企业身上时，人们发现，民营企业并非“民营”二字能说得清。

　　80年代中后半期，民营企业家创业仍属于高风险时期，他们不得挂靠国有单位或戴上“集体”帽子，否则前途不妙 。以武汉东湖公司为例，因为没有任何挂靠单位，1984年时以“投机倒把”罪遭查办，现被证明不实。在当时，挂靠单位 的确在客观上保护了民营企业的生长，以四通为例，曾有工作组入驻该公司，有上级单位在才得以脱身。

　　有的民营企业找到挂靠单位，或以上级单位的三产名目出现，自筹启动资金或向上级单位借用，但大部分1980年 中后期产生的民营企业是靠创业者自己做大的，自己创造绝大多数财富。这样中国便诞生了国有民营、集体所有制民营、乡镇 所有制民营和以后的民有民营等多种类型的民营企业，不同的产权决定了企业未来的方向。

　　以万科、联想和四通为例，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解决途径。

　　万科：直接提出快速解决

　　万科采取了直接提出，快速解决的办法。即便是万科的前身，其上级单位也没有投过一分钱，全靠王石白手起家作贸 易累积资金。经历了残酷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王石斗勇之余，突然想到：“这个企业到底是谁的呀？”于是王石去和上级领 导谈判，由于深圳处于务实的开放前沿，双方直来直去。王石提出：“五五分成，你一半，我一半。”领导不同意：“四六分 ”。王石说：“我六你四？”领导说：“哪？！我六你四。”王石咬咬牙，同意了。

　　由于万科前身产权明晰，企业控制权也随之明晰。王石掌舵企业，使万科顺利进行股份制改造，1988年万科国有 股比重从19．3％下降至9．6％，国有股在一次次扩股中被稀释。“每次扩股我都非常痛苦，非常非常痛苦。”王石称， 由于产权明晰，王石和上级的谈判在艰难中进行，万科得以成为公众化的股份制企业，上级主管无法直接干涉万科，只能作为 董事起作用。万科因此走上了市场化经营的道路，确定了以住宅房产建设为核心的战略，王石则从创业者向职业经理人转化。

　　联想：回避而渐进解决

　　1984年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出资20万元在传达室创办联想公司，柳传志带领众多好汉创业，第一年靠出卖技术 劳力、讲课费用赚了90万元。中科院的20万借款在第2年就全部还掉了。但是联想仍认定自己是国有企业，一方面是知恩 图报，二是联想需要中科院的支持。在产权问题上，柳传志知道当时不可能解决，反而使联想明确了国有企业的身份，产权1 00％属于国家，不争论。到了1994年，共同创业的联想老员工的平均年龄已达43岁，如何让他们交出手中职位，让更 年轻的员工上，就一定要解决好老员工的分红问题。中科院主动提出将35％分红权交给联想，当时这35％股权中的35％ 给了高层创业者，20％给了整个创业圈的职工，剩下的45％留给未来的联想创业者。联想常务副总裁李勤说：“当时，老 职工觉得心里一下就踏实了。如果没有这35％，老的退不下来，新的又上不去，老人高层还用老人中层，联想就没办法更新 换代。”多年来联想累计9400万上交分红，按比例分红后留入员工手中过2千万，这不仅使联想没有出现59岁现象，而 且使1988年加入公司的杨元庆、郭为在1994年升入高层，杨元庆降低了联想的生产成本，郭为创立了联想营销体系。 李勤认为，“这35％虽未直接触及产权，但使创业者的权益得到保证，使联想一通百通。”

　　目前联想正积极进行国务院推行的国有企业创业者拥有股权的试点工作，记者最新获悉，未来这35％分红将转化成 实实在在的股权，只待细节的落实。

　　联想从未主动提出解决产权问题，与柳传志绕大弯不绕急弯的风格有关，这是最现实也是冲突最少的一条道路。但联 想幸运的是有一个开明的婆婆，并在存量资产仍不大时用及时的方法予以确定，李勤认为，“当时联想资产不大，创业者所图 不多，利益之争仍少，用评分的方法就能给每个人定级。”而柳传志则认为，“在大家还未明白具体事宜之前，高层先拿出了 方案，这是成功的关键。”　　四通：错失良机　麻烦不断

　　四通的产权问题可看出中关村各公司的瓶颈所在。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段永基的产权方案为何如此复杂，又被人评为：“原地转圈”。

　　1984年5月清华大学万润南等人创办了四通，当时是挂靠在四季青公社下面。为什么挂靠四季青？当时创业者想 ，“如果想要上级少管你，只有挂靠到基层去，挂到乡镇企业。”所以四通的“四”字来源于四季青，由当时海淀区委书记贾 春旺牵的线（四季青公社属海淀区），当时四季青公社投了2万元，四通还租了中关村十字路口的四季青超级市场的一个门面 ，租金照付。第二年四通就还了这2万元。1984年四通靠卖日本打印机起家，第一年赚了近80万。四季青在2万元还清 后基本不管四通的事，而四通又没有挂到海淀区投资管理公司下面。四通成了一个奇怪的企业：产权迟迟没法界定。万科王石 评价说：“当时海淀区曾提出四通让出30％所有权，四通没有同意，因此错失良机。”企业做大后产权界定由于政策限制更 为困难。

　　在1985年，“物价整顿小组”曾入驻四通，海淀区保护过四通。1988年四通已占海淀区税收的60％，四通 得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如免交部分所得税，优先到香港上市，创办财务公司等。另一方面，由于产权不清，1986年开始 ，四通已出现了控制权与决策权之争，即企业由谁说了算，同时企业已出现了费用难以控制的国有企业式的毛病。由于没有资 本终极所有者，收益权难以确认。联想也曾有此现象，一度有38个副总裁，以部长为例，每个人正常月收入只有二千多元， 但年花费可达22万（非盈利部门）。四通内部也出现了按官位级别定享受级别的问题。1987年四通进行了内部“打工意 识大讨论”，当时在四通内刊上积极提供“打工意识”，但讨论了半年，员工们提出“谁是老板？既然没有老板，为谁打工？ ”讨论最后不了了之。1988年，四通高层看到国外股份制材料，认为只有通过股份将资本收益权与工资权结合起来才是正 常的。四通当时请吴敬琏设计方案，吴敬琏直接从最终产权入手，设计了四通同仁基金会等方案，一步到位产权清晰，给经营 者留下30％，70％为清华北大中科院作基金，但上级领导未批准，因为直到1999年7月，《证券法》的颁布才突破私 人股东可超过5％的限制，当时的限制是5‰。由于1988年四通存量资产已数目庞大，明确产权也更困难。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吴敬琏先生已提出，“产权不一定当时分得就合适，但必须马上开始，马上解决。到1989年6月前，四通已经面临 自己的“坎”，四通已做出良性分裂为6－7家的决定，后由于多种原因未实行，但四通的产权问题越来越严重。

　　1993年四通曾试图将资产量化至员工身上，增量存量一起动通过上市解决产权，方案未被批准，四通人股份只占 上市市值2．5％。由于企业没有产权的终极代表者，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董事会民主程序无法实行。1989年底沈国钧 董事长兼总经理因房产事宜欲辞去财务公司总经理储忠，该事引起内部矛盾。四通高层在珠海开会决定，沈国钧只当董事长， 段永基出任总裁。1992年初，段永基与香港四通总经理王安时又发生领导权争执。王安时因此出走四通。最近四通又出现 沈国钧，李文俊、朱希铎、杨宏儒等人的权力重分配。虽然每个企业都有正当的权力之争，但四通权力之争只在核心层，连副 总裁级都难以听闻。四通迟迟无法建立监督体系，四通的权力问题每年一小闹，两年一大闹，后来者始终进入不了权力核心层 。

　　四通是第一批允许成立财务公司的企业，与招商银行同时起步。招商银行当时财产注册资本1个亿，目前已做到16 00亿规模。四通财产注册资金5千万，目前却被封了帐，债款上亿，四通的广告费占利润5％，交际费占5％，而原总工程 师王缉志却抱怨科研费用无法到位。在四通开发部门业绩核算与销售部门一样用盈利核算，使科技开发资金难以到位，至今四 通仍未有强大的后续产品开发出来，市场被联想夺去。

　　在产权问题上四通陷入了连谈判对手都没有的尴尬处境。联想通过明确自己是100％国有企业，从而自觉确定了产 权，而四通比联想更清楚，自己不过是挂靠四季青，产权并不是四季青的，但随之而来产权又无法落实到个人，出现了产权归 属的难题。据中关村专业人士称，四通是中关村企业产权归属问题难以解决的典型，所以众多有类似问题的中关村公司宁愿做 小，也不愿意做大，众多贸易公司也难向科技企业转化。

　　正因为此，被称为IT枭雄的段永基才进行产权改革，其方案在四通被称为“小石头撬动大石头”，即成立职工持股 会，高层14人，出资占51％，出资换算成股权的比例约为1：3；第二层50人，包括副总裁和部长级，出资占23％， 段永基、沈目约占7％；，出资换算成股权的比例约1：2；中层100人出资占21％，出资换算成股权的比例约1：1． 5；5％的股权给普通员工，出资换算成股权的比例约1：1。整个持股会占四通投资有限公司51％股份，四通集团企业法 人占四通投资有限公司49％。这样，持股会控制四通持股公司，四通投资有限公司又控制四通集团，而四通集团以51％控 制了香港四通电子，而香港四通电子又占四通电子公司70％股份，最终，持股会利用控制权杠杆控制了四通电子公司。但是 这只是解决了控制权问题，解决了增量资产产权问题，四通庞大的存量资产的产权仍未最后认定，即5个亿存量资产仍未确定 产权，因此有媒体评论，四通产权改革转了个圈，正是这个意思。

　　这是在无法解决最终产权所有人的条件下的替代方案。

　　四通的经历说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产权，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明确产权终极所有者，民营企业与国 有企业才能良性持续发展。否则民营企业也会遇上同样的问题。从四通产权问题可以看出，产权终极所有者缺席已制约了中关 村众多企业的发展，据北京市工商局透露，1998年就有2000余家中关村企业饱受产权不清之苦。而解决这些问题，不 仅要明确企业创业家能否拥有股份问题，更需要在理论上对产权如何私有化进行突破，否则绕着圈谈假问题，最终毁了企业。

　　民营企业不解决产权终极所有者，也会面临国有企业的众多毛病。本文通过万科、联想、四通三家产权故事，讲述了 目前众多的80年代成立的民营公司的产权难题，也说明民营企业已经到了必须解决产权归属的紧迫关头。翟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