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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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2
章诗依
“牛津的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意外惊喜，就是令缠绕自己十多年的背痛问题消失了。”张宝华在《走看东西——在牛津的文化笔记》一书的末尾写道。她患有这种莫名之疾很久了，曾向不同的中西医求诊，都找不出原因。她自己把原因归于抬着摄像器材走得太久，那器材是自己体重的三分之一，因此可能会造成肌肉劳损。此外，作为香港电视记者，处于激烈竞争的环境，节奏如旋风，精神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顽疾在这所世界著名学府里消失了，结束为期一年学习回到香港的张宝华，在回忆并记录牛津生活时，笔下洋溢着欣快之情。
其实，牛津生活尽管富于启示，丰富多彩，且顽疾消失后睡眠充足，精神饱满，但其实，张宝华在牛津的学习生活中，思考的问题一点都不轻松。诸如中国崛起、中英文化异同、新闻工作的未来、怎样培养下一代等话题，贯穿于这本名字看起来轻松的书中。虽然是陈年文字，但启示却一点也不陈旧。
时光倒流15年，张宝华名满香江，蜚声国际，如今仍余音袅袅。最近，她刚刚回到20年前毕业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微博]任教，在笔不停挥地为《信报》撰写专栏的同时，又初为人师。新的挑战横在面前，但往昔的文字与经历，仍然闪光，值得回味。
来自香港的中国发言人
一个香港记者，在牛津生活的首要篇章，竟然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且这思考是那么深切，丝毫不逊内地同行，这一点，在“人心未回归”的帽子牢牢扣在港人头上的今时今日，难免让人感到意外。
在牛津，张宝华简直就扮演了中国的发言人角色。
十年前的牛津，“中国热”的热度让张宝华感叹。校园里，有关中国的大大小小辩论，从政制改革、新闻发展、经济导向，到人权问题，可以说没完没了。不管讨论的内容是正面还是负面，凡是跟中国有关的，必有捧场客。牛津大学也顺应时势，向中国敞开大门，校园里黑头发、黄皮肤，操流利普通话的中国留学生随处可见。
牛津校内的学院也在配合新的形势，其中最积极的学院首推商学院。它的目标，是要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世界级权威。学院的前院长安东尼?霍普伍德教授曾说：“再过十年，中国必定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推手，她的经济发展，将会对全球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商学院要紧贴全球的经济导向，所以不能再只看重一些传统的经济体系，如美国和英国。我们必须认真看待中国的经济崛起……”牛津商学院的选择，如今成为英国的国策，刚刚结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之旅，为这种转折做了加冕典礼。
但是，热并不同等于认同。张宝华通过牛津大学这扇窗户看到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两种，而这两种态度，与近期英国舆论对照，也并没有太大变化。
第一种的态度是相当务实的，纵使他们对中国的处事方式，仍然存在许多怀疑和不满，但是他们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秩序已经改变，中国崛起是铁一般的事实，无论是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中国在国际间的角色都不容忽视。持这种态度的人都愿意以一个较为宽容和务实的态度去看待中国崛起这一事实。但他们也非完全信任中国，因为毕竟在制度与价值观上，西方与中国南辕北辙。只是，以冷战时期的按意识形态来决定敌友的思维不再那么顽强了，因此，他们对中国发展的分析，即使有点偏差，但整体而言，还算是较为中肯的。
另一种态度则是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偏见，这其中，不乏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眼中，中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这派人大都认为，中国今天的发展，只是增加了许多暴发户，当中更有人作出这样的批评：“中国除了财力，还有什么？”在他们眼中，中国社会落后、贫穷，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权，中国人没有自由，既无礼也不文明。
作为曾经为时不短的报道内地新闻的记者，张宝华对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成就，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存在的问题，比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严重、法治制度不完善等，有真切的体认。但是，当面对他人咄咄逼人的提问时，她还是不自觉地扮演了中国辩护人的角色。
有一次，她以一线记者的身份，在牛津做主题为胡、温主政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观察的演说，来者众多，气氛热烈，而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英美人士对中国的看法。演讲结束后，一个英国教授提问，说日本已就南京大屠杀向中国道歉了，中国为何不愿意接受，中国是不是要利用这段不幸的历史，在国际社会上争取更大的同情，从而希望跟日本在竞争能源问题上得到好处。而BBC一位驻莫斯科的前国际事务组主管的问题更尖锐：究竟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多还是大跃进与文革时杀害的中国人多呢？
问题太尖锐了。“听后，我呆了一呆”，张宝华写道。这些在她看来带有浓厚挑衅味道的问题，也让她心头一沉，不知在这些人心目中，到底中国是怎么的一个模样。
书中常常自称不够聪明的张宝华，做了在笔者看来可算漂亮的回应。她回答说，大跃进及文革死的人多，还是日本侵略死的人多，毋须作比较，因为两者性质根本不同。即使文革死了许多人，也不能因此将日本的侵略行为合法化。回答这一问题时，张宝华的心里甚至感到气愤。
她随即向在座者提了一个问题：谁曾去过中国？结果这一小型调查表明，在座的众多师生中，去过中国的人很少，包括提问的那位教授与BBC的主管女士。张宝华做这个调查的潜台词是，如果批评一个国家如何不是，但自己却从未踏足过那个地方，那么，他们的批评客观吗？这一即兴之举堪称机智，让人不由得想到，这个女子真的可以去当新闻发言人了。
结束演讲前，一个美国学者提问，质疑中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认为这构成了对亚洲其他各国的威胁。对此，张宝华反问道，哪个国家没有军备开支？美国没有吗？难道美国又威胁了谁吗？教授接着问，凭什么相信中国会发展民主？张宝华答：民主的主要元素是多元和法治，没有这些元素如何能够维持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经济又怎可能得以持续发展。
真是活脱脱一个发言人的形象！
十年前就盼中国官员
到牛津推销中国
张宝华在牛津的同学，是来自五大洲不同国家的传媒同行。其中一些来自非洲国家的记者，与她一样，对西方传媒看待自己国家的偏颇眼光很不以为然，甚至非常气愤。他们认为西方媒体老拿艾滋病与治安问题做文章，但却忽略了非洲文化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在他们自己眼中，不但自己的音乐够棒，甚至非洲的经济发展也是可圈可点的。
对于非洲同行的感受，张宝华有同感。但同时，她也坦承，西方亦有深入中国因此而对中国抱有客观、公允看法的人。她在书中写到的牛津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即属此类人。这位教授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就开始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问题，他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必须走到当地的平常百姓家去看看。此外，也不要只看北京或上海等这些发达城市，它们代表不了整个中国。
张宝华深深认同这一看法。也正因为对中国的了解不限于大城市，她甚至对流行的中国崛起这一说法都抱有疑问。
在她看来，一个民族要强大、要崛起，不能单看她口袋里有多少钱，而是要看整体的发展。按照这个视角，今天确实是中国发展的好机遇，然而，除了经济进步了，部分人民生活改善了之外，中国要面对的问题着实还有很多，中国距离真正的崛起，尚有一段路要走。所以，领导人宜以冷静清醒的头脑去面对。而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纯属他们想多了。
由于中国情结浓郁，虽然身在牛津，张宝华仍时时以中国为坐标来观察周遭。她发现，在牛津，日本的软实力，要远比中国有存在感。
“软实力”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也来自国家本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张宝华认为，美国过去的影响力，正好说明了文化和政策亲和力的重要。但是，小布什政府却走上了霸权主义，令美国在外交上陷入困局。单边主义为那些志在发展和崛起的国家，提供了教训。
那么，中国的软实力如何展示于世人呢？
张宝华认为，在反恐和防扩散等问题上，中国都展示了软实力。另外，中国五千年的深厚文化、汉语的普及、国宝大熊猫等等，都是增强中国亲和力的筹码，有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或保持强盛势头，就必须能够包容和懂得欣赏不同的文化。中国除了要有包容性的文化特质，还要有内在的文化吸引力。相比之下，日本在软实力塑造上，要比中国进取得多。
张宝华在牛津大学修读的第一学期，日本驻英国大使和他的政治顾问，先后到大学作演说。在她看来，两次演说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批评中国，集中批评中国的军费开支和不断扩充的军备，已经对亚洲邻近国家构成威胁。他们同时指责中国一方面跟日本竞争天然资源，另一方面，对能源运用却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中国不断在浪费资源，如果以中国十三亿人口的耗电量来计算，全球的天然资源，很快便被中国人的挥霍无度而花光。”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论调。但在张宝华看来，一般西方人本来就对中国没有太多的认识，听了这两场演说之后，对中国的印象会否更为负面，甚至会否认为中国是一个“黑暗王国”，实在很难说。
她对一些路透社的记者说，大学中不应该存在这样的政治宣传。但得到的回答是：中日两国本来就是竞争对手，既然日本可以在这样一所世界级的大学作演说，中国也可以的，为甚么中国不接受？
如今，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到大学演讲已经习以为常，但十年前，张宝华就因日本政客到牛津演讲，生出盼望中国官员也能到牛津推销中国的念头，并写成文字，是颇超前的。2010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到牛津大学演讲，可以想象，当张宝华听到这一消息时，一定非常开心。
看张宝华的书，留下的最大印象，用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香港女记者，真是为中国操碎了心，可谓念兹在兹，一往情深，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累人的思考。
比方她说，要把一个国家改变过来，有人迷信权力或政治，认为透过政治或法治制度的改革，或只要拉倒一个专制主权，问题就得以解决。但一切的政治变革，充其量只能改变一国之“外”，而非“内”。而提升一国之“内”，即国家人民本身的素质，更为重要。这种素质论，近年在内地颇受一些人的批判，让问题陷入“鸡生蛋蛋生鸡”式的争论，但是，教育程度与政治参与意愿的重要性并否认不掉。
她还进一步说，以自己跑了三十多个国家，接触不同阶层、不同国籍的人的经历所得的观察，人性基本是善良的，在每个人心里有坏天使，也有好天使。很多时候，基于教育水平不高，生活圈子狭窄，接触的人和事也很有限，所以令人的目光变得短浅，只要别人跟自己有所不同，便会认为自己的利益被威胁，然后尝试利用各种手段去打击别人。这些人包容心和器量都很小。要改变这点，政治改革做不了什么，得靠优质的教育和流通的资讯。
但教育和资讯都可以被集团利用和控制，以便收窄人们的视野和世界观。所以她祈望——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强的世界观，让他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