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少鹏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制度变革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出现暴涨暴跌走势。从2008年初算起，上证综指已经下跌67%，两市市值损失65%。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大动荡，并且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悲观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必将随国际经济大减速而减速，中国股市不仅2008年不会见底，甚至2009年也稳不住。

　　中国资本市场究竟与国际金融市场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否要一路跟随下去？我认为，中国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特性和自主性，不仅能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可以继续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速度。就中国资本市场而言，长期不能走出暴涨暴跌的循环，有时还出现与实体经济走势的偏离度过大的情况。一个十分重要的内部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软实力不足。

　　资本市场软实力不足是国家整体软实力不足的折射。按照软实力的一般理论，软实力是指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也有学者把软实力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具体到资本市场上，我国资本市场的内部凝聚力、文化被国际同行认同的程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程度都比较低。

　　鉴于我国资本市场尚处于“新兴加转轨”的阶段，需要增强内部凝聚力，逐步增强对全球市场的吸引力，增强文化的被认同度。因此，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在冷静分析其成因和对我国的影响同时，应当切忌被人左右，迷失自身发展方向。而应当利用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资本市场的调整机遇，借鉴发达市场的经验教训，加紧“补课”，增强我国资本市场软实力的建设。

　　资本市场软实力涉及的内容很广，这里主要分析依法治市文化、对“三公”原则的认识、市场应急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具体国情的认识四个主要问题。

　　一是强化依法治市文化的建设。

　　简单地说，依法治市，就是要求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依法办事。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监管者和媒体作为资本市场的五大主体，各自发挥着其维系市场运行的职能。各自依照法律规章的规定办事，才能够保障市场秩序的公平、和谐。

　　经过18年的改革、创新、发展，我国证券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各市场主体的守法意识显著提高。但相对于发达市场而言，我国市场主体依法办事的意识仍然有待增强。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证券中介机构做假护假、机构投资者内幕交易、媒体随意炒作不实信息等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时还比较严重。与此同时，一些市场主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也缺乏依法办事的意识，往往“道德意识”前置，指责他人侵犯其权益，而自己又不守法守规。还有的市场主体，明明知道依法不可为的事，偏要去打擦边球。一旦遭遇损失，不仅得不到依法保护，还可能给整个行业的发展制造麻烦。前几年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大股东挪用募集资金等，都属于此类。

　　要通过教育、集中治理、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促进筹资者、投资者、监管者以及中介机构、媒体都依法办事，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让法治和道德约束边界相对清晰，是我们强化依法治市文化的基本目标。

　　二是加强对“三公”原则的宣讲、解读。

　　我国资本市场创办之初，就强调要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在18年的发展历程中，“三公”原则贯穿始终，但也备受争议。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于“三公”原则与资本市场实践的认识有不同理解，有的认识甚至是偏颇的。

　　一般而言，公开原则是指证券的发行、交易的信息要公开披露；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市场的各个参与者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公正原则是指监管部门按照统一的规则对待市场参与者。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上市公司结构、市场结构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发达市场的特殊情况，对“三公”原则的解读就变得相对复杂。比如，有人认为信息公开就是把上市公司所有情况都报道出来，就是把监管部门的所有审核、议事甚至讨论事项都公开出来。其实不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意思是“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即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法律规定必须披露的信息。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不予以披露。监管部门依照行政法规的要求依法披露或不披露相关信息，监管部门也是依法行事，而不是什么都要披露。

　　对于“公平”的理解也有很多误区。应当看到，市场的公平维护机制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也可以说永无止境。不过，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公平”二字有被滥用的情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些人遭遇投资亏损时首先抱怨制度不公。甚至，有的投资者明明看出某一只股票有被操纵的嫌疑，却大胆介入，火中取栗；一旦亏损，又指责制度不公平。其实，每个投资者的知识水平、财务基础条件、具体操作技能等都有区别，监管者的责任是确保法律公平、机制公平、执行公平，而不能解决起点不公平、对价值认知不一致、盈亏差距大的问题。所以，多数情况下，还是要强调“股市有风险”、“买者自负”。

　　公正指的是监管者依法办事，而不是解决因不同个体的认识水平、资质条件以及风险管理差异而形成的结果差异问题。

　　对于“三公”原则的认知程度如何，可以说是我国资本市场文化建设的瓶颈问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宣讲、解读。

　　三是加强市场应急机制的建设。

　　由于处在“新兴加转轨”的历史阶段，我国资本市场需要加快发展。一般而言，快速发展的市场必然具有不稳定性。为了增强市场的内部稳定性，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一方面也要加强应急机制建设。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发达市场也需要健全应急机制，我们更应当在此方面多下功夫。

　　根据我国国情的具体情况，资本市场应急机制不单指危机发生后的应对机制，还应包括常态应急机制。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与市场主体的沟通机制。沟通机制既包括正向了解情况、掌握情况的方面，也包括柔性监管的方面。2、快速回应机制。回应机制主要解决市场对于改革策略、转轨策略方面的疑问。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任务依然很重，政策依赖性依然很强。一旦市场参与者提出疑问，应当快捷地给出回应。即使一时不能解决，也要尽量给以方向性的解释说明。3、快速应对机制。即危机发生时在政策、行政等方面出手。

　　四是不断加强对中国资本市场具体国情的认识。

　　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都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历史阶段，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开放度高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了，中国资本市场就可以和美国资本市场相互参照了。也有人认为，中国股市跟随美国股市的涨跌是天经地义的。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表现。

　　首先，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尽管双方互为最大贸易国，但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有互补性，而可比性差。其次，中美两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存在不同。尽管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就中美两国的情况而言，差别不小：中国是依靠初级产品、加工产品经济拉动的，因而中国的投资、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美国是以高科技引擎拉动经济的，其三驾马车的高科技特征突出。三是中美两国的金融市场“游戏”水平不同。中国市场创新不足，美国市场创新过度。

　　还有一层意思是，美国金融市场是在美国国家信用的支撑下维持的，而美国的国家信用又是依靠透支全球其他国家的信用来维持的。将中国股市涨跌与美国股市涨跌简单类比、简单“联动”是不可靠的。与此相联系，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化、国际化进程中还面临不公平、不公正的因素，毕竟，全球化、国际化是强者的全球化和强者的国际化。我们目前还主要是顺应、应用国际规则，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只能是一个逐步的进程。

　　尽管国际市场危机仍在继续，但我们不应忘记：我国资本市场与发达市场的差距是较大的。我们应当追赶，而不是跟随。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参照包括美国在内的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风险可控制的基础上加快创新、加快发展，壮大我国资本市场的实力，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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