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跌宕

　　本报记者 严葭淇

　　 目前，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单位举办的“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30年文学代表作”书目征集活动的读者推荐已经结束，获推的40本代表作已进入专家遴选阶段，近日将评选出改革开放30年来30本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

　　 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文艺评论家、《收获》杂志副总编程永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杂志主编潘凯雄，以期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学进行一番较为清晰的梳理，并对未来中国文学的走向、文学新秩序的建立获取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上世纪80、90年代

　　文学曾令人热血沸腾

　　 以改革开放为节点的新时期文学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而它的繁盛期则是上世纪的80、90年代。那个年代在记忆中，许多事情都是激动人心的，文学尤其如此。从最早出现的“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接下来的“改革文学”，文学经历了自五四以来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和刷新。

　　 亲身经历了那场文学运动，并写作了《一个人的文学史》的程永新表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就是文学找到了自身——表现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人与内心的关系，是文学的终极任务。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在禁锢了多年后，在那时有了一个爆发期。文学摆脱了以前承担的传媒作用，回到了文学本身的功能，它的成果是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涌现了一大批堪称当代经典的优秀作品。

　　 而在对国外文学作品引进的同时，比如80年代拉美和欧美文学的大量引进，老一辈翻译家对外国文学的准确传达，使得许多本土作家优秀的模仿作品在80年代后期出现。也就是说，在对国外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模仿中，出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先锋文学。“一大批先锋文学作家余华、莫言、马原、格非等，写出了品相、等级都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失重，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通过少年的成长历程传达出非常丰富的社会信息。所以我非常不认同德国汉学家顾彬全盘否定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

　　 上世纪80、90年代，程永新正在《收获》任编辑，许多优秀作家的处女作都是经由他编辑发表的：“像博尔赫斯的小说，《收获》就出过他小说的模仿专号，而像马原的作品、扎西达瓦的《虚构》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先锋作品。”他说：“那时的先锋文学探讨的已不是某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人与宇宙、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方方面面的问题，文学的等级得到空前的提升。在我1992年编的《中国新潮小说选》中就选登了很多先锋作品。”“那时，每天大量接触这些年轻作家的稿件，与他们的来往和交流使我预感到，小说叙事学方面会有一次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已经在慢慢发生了。现在看来，那是一次叙事学的革命。”

　　 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在程永新看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井喷”，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在那时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代文学许许多多的顶尖之作都诞生于那个年代，余华、韩少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都写出了他们自己最好的作品，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也杂然 并存芬芳吐蕊。

　　 一些评论界人士甚至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的成就被低估了，199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已可以进入经典行列。而新时期文学思潮体现的核心价值，是五四文学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启蒙。对此，程永新的看法是：“应该说，中国上世纪初的五四时期和世纪末的新时期文学是文学的两座高峰。而且，新时期文学的含量要远远大于五四文学，因为它既有对五四精神的传承，更兼具了时代特征，新时期文学对现实的关注，比五四文学要来得更密切更丰富。而且因为社会形态的不同，新时期文学其实是用10年2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要近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余华说：西方几百年，我们几十年。”

　　 而新时期文学的另一个功劳，则像张贤亮对媒体表示过的：“新时期文学对思想解放、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的促进都立了很大的功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的促进作用有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促进作用这样大。那个时候的小说作家成为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所以一部小说出来，就会造成人们争相阅读的现象。我觉得这是永远值得中国文学史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

　　 但也有评论家反对将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文学在存在伟大作品的同时，“粗制滥造的东西也太多，包括很多名作家的新作也在滑坡”。

　　21世纪

　　文学更加平民化边缘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就已崭露头角，部分作家投身于能获得更多报酬的“亚文学”创作中，文学成为一个很难坚守的梦想。进入21世纪后，文学更跌入凡尘，昔日高踞精神神坛的文学变得更加平民化、世俗化，消费主义文学思潮盛行，文学的日益边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程永新表示，进入新世纪后，文学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曾经在华语传媒大奖上说过，‘种种迹象表明，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已经远去’，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优秀作家写尽了他们自己最好的作品，现在和以后都再难超越；二是文学的边缘化越来越严重；三是文学日益商业化；四是批评界为文学现身缺乏，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价值观念混乱，对社会的批判也减弱，出现了失重失语的‘双失’现象。四是文化断层出现，年轻一代根本不认同老一辈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体系，去年的韩白之争就是一个标志。“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写作和出版都蒙上了商业化的阴影，变得异常的随意，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生产没差别。”

　　 而随着文学的跌入凡尘，新世纪的文学又呈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繁荣，那就是青春写作、“80后”写作、网络写作等的大量涌现。对此，程永新表示，文学应该敞开胸怀，多方吸纳，使外延和内涵进一步扩大。他认为，青春读物是文学不能排除的，因为有市场，青春写手中也有很优秀的作家，比如张悦然，人物刻画已超越青春写作的范畴。“青春写作本身没错，这些现象在困难期出现了，还是应该给他们时间，相信精神火炬会传承下去的。”另外，文学观念应该再更新，随着网络和手机的出现，像宁财神的《武林外传》这样的后现代作品出现，应该是添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空白。

　　未来

　　应怎样建立文学新秩序

　　 文学走过了20世纪的辉煌，又在21世纪遭遇了瓶颈，那么未来中国文学的走向如何，应该建立怎样的文学新秩序？

　　 程永新表示，梳理过去，重要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文学未来的出路。未来文学的走向绝对不能是喧嚣的底层写作，否则又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写作。而且中国的文化形态，从来不缺“贴着地面行走”的东西，缺少的恰恰是幻想性的浪漫的元素。关于底层写作的划分使文学倒退，是很荒谬的。“文学不是哪个阶层的专利，而应属于全人类。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知识分子小说、都市生活小说，文学时尚和文学精神的含量都非常低。有良知的作家应该表现底层，但不能忽视精神寻求，文学的功能不能忽略。”

　　 关于未来文学应有的特性，程永新总结为：1、包容性：文学应该具有广阔的包容性，比如网络小说、手机小说等，体现的是多元的民间智慧。2、多元性：文学的类型和题材都应该是多元的，底层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城市小说等应该并行。3、开放性：网络、情色、玄幻都应该包容，比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就用了这种类型，凶杀小说的外壳，探索的却是严肃的东西方文化内涵。4、后现代性：未来中国文学应具有中国的后现代特点，体现中国急遽变化的现实社会，应该有像《武林外传》和《兄弟》（下）这样后现代作品的大量涌现。西方的学者宣称后现代已经结束，但中国真正的后现代作品还没有出现。5、幻想性：文学必须是有想象力的。比如王朔的《和我们女儿的对话》构思就非常好，是他以往作品的一个创新，艺术手法、视角都非常不同。再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西岸》写的是一个女萨满为别人治病的故事，早晨、中午、傍晚象征人的一生，非常诗意的结构，而幻想性是其重要的特征。

　　 程永新表示，数百年来，现代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中外作家都提供了无数经典，文本创新的空间和余地已非常窄小。“但令我们不过分忧伤的理由还是存在的，那就是文学不会死亡，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精神世界就会无限地往前延伸一天。”

　　评选作品

　　定位于反映改革开放

　　 在此次改革开放30年文学代表作评选活动公布的１００本备选书单中，大部分是反映改革开放３０年历史变迁和人民生活变化的作品，其中既有土地承包、百万大裁军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有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观念冲突，还有一些是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但像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有着重要文学成就的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作却未能入选。对此，主办方称：此次评选的是反映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社会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而不是评选中国文坛３０年的最佳。

　　 潘凯雄说：“改革开放30年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改革开放后的30年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前30年（1949-1978），甚至可以说是个奇迹，如何评价都不过分，纪念总结更是非常必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前后两个30年的变化，对比感强烈；80后和90后没经历前30年，可能现在看到负面的东西就比较多，缺少国情对比。而文学，在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面前能做什么呢？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说，一是组织各种形式的原创文学作品，出一套丛书；二是整理回顾，30年出现了哪些反映改革开放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有这个作品评选活动。定位和范围在于反映改革开放，而不是反映30年整个的文学状况，所以像先锋文学等就进不来了，许多好的历史小说也没有入选。”

　　 而对于像浩然这样颇具争议的作家作品也入选书单遭遇的质疑，潘凯雄表示：“对于浩然，见仁见智，比如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只提供书单，并没有对其进行任何价值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