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纲要
理财一周报基金小组
自2007年的大牛市之后，基金行业开始慢慢褪去光环，曾经的黄金行业，昔日的人才高地，在四年熊市后逐渐黯淡。基金到底该怎么办？基金行业中坚力量进行了自我揭露和反思，提出了复兴纲要：
一，基金公司内部去官僚化，改变股东过分追求短期业绩的现象，优化人员结构。
二，改变管理结构本末倒置情况，重视投研团队。
三，建立股权激励制度，破解人才荒困局。
四，对基金从业人员理财权益需做宽松处理，借鉴“备案制”。
五，尝试多种销售方式，打破银行渠道一家独大现状。
六，改进基金公司股东结构，减弱高管内斗引发的外部地震。
1997年11月14日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1998年3月
第一批封闭式基金成立。
基金金泰、基金开元的设立标志着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开始成为中国基金业的主导方向。
2001年9月11日
我国首只开放式基金发行，并于9月21日设立，华安创新首次公开募集份额50亿份。尚志民出任该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成为中国开放式基金经理第一人。
与封闭式基金不同，由于开放式基金业绩好坏直接决定申购和赎回，流动性问题成为运作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的一块“暗礁”，基金公司的投资理念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2002年6月1日
中国证监会颁布《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自2002年7月1日起实施。在这个规则上签字的，是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
自此，合资基金的政策通道被打开，第一个吃上螃蟹的是招商基金。
2002年8月23日
《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这是中国基金业立法的开始。
2003年4月28日
第一只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第一只系列基金——招商安泰系列基金成立。此后，海外许多大牌金融机构以各种方式成功登陆中国市场。但是，出于水土不服、人员流动频繁、法人治理结构等诸多困扰，，多数合资基金都在苦撑大局。
2003年6月27日
第一只开放式保本型基金南方避险增值成立。首任基金经理为孙志洪。
2003年8月26日
招商转债事件拉开帷幕。当时，招商银行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可转换债券。这是当时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方案，但随之受基金经理的公开指责。
2003年10月28日
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于2004年6月正式施行。
该法第一条明示：为了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2003年12月30日
中国首只货币市场基金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成立。
此为华安基金开创的又一个“第一”，首任基金经理为项廷峰。
2004年3月12日
中国第一只百亿基金海富通收益增长成立。首任基金经理为陈绍胜,发行131亿份。
同日，中信经典配置基金公告，首发规模超过了110亿份。
2004年6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施行。
该法确立了基金业的法律地位，构建了基金业发展的制度框架，为基金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2004年11月11日
我国第100只开放式基金发行。
第100只开放式基金的出现，与我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的诞生相差3年。2001-2003年3年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数量分别为3只、14只和39只；到2004年，渐热的市场令基金发行开始出现遍地开花的景象。
2004年12月20日
中国第一只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南方积极配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05年2月23日
第一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上证50ETF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06年6月15日
第200只开放式基金成立。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成为市场中第200只开放式基金。在股票市场持续火爆的背景下，开放式基金受到市场追逐，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成为主流。
2006年7月14日
华夏兴业基金封转开方案获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成为国内首例封转开案例。
自此之后，华夏兴业基金更名为华夏平稳增长基金。
2006年7月25日
国内首只复制基金南方稳健成长2号基金成立。
复制基金即是指在资金运作上采用与母基金相同的投资策略，同时具体运营也是由母基金的原班人马来负责。
2006年8月
证监会向基金公司、基金托管银行发出《关于基金管理公司提取风险准备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基金公司每月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计提风险准备金。2006年8月17日，富国天益基金成功拆分，拆分比例为1∶1.6，成为国内第一只拆分的开放式基金。
2006年11月
首只QDII基金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正式成立。
这标志着基金业迈出国际化和海外投资的重要一步。但该基金募集规模为1.97亿美元，不到计划额度的一半。
2006年12月7日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基金单日发行419.17亿份，刷新了国内首募规模最大的基金纪录。
为此，嘉实基金为这只基金配备了四位基金经理，分别是邵健、邹唯、开宇、刘熹。
2007年5月16日
上投摩根公司发布公告称，属下基金经理唐建涉嫌利用掌握的信息进行违规投资活动，故决定正式免去唐建担任的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及其他一切职务，并予以辞退。
唐建成为被证监会揪出“老鼠仓”的第一人。
2007年9月19日
国内首只股票型QDII基金成功募集。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成立，实际募集资金300亿元人民币。
之后，大批QDII基金扬帆出海。但不幸的是，它们很快遇上了名叫“次级债”的冰山，大多成了铁达尼号。
2007年10月15日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发行首日认购资金达到1162.61亿元，创下国内基金单日认购规模新纪录。
遗憾的是，截至2011年10月18日，该只基金的净值为0.5207元。
2007年年底
中国开放式基金总规模突破3万亿元。
2007年借助牛市爆发，基金规模从5000亿份跃升至3万亿份，那是基金行业最好过的一段日子。
2008年9月12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对开放式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潜在影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0.25％的，必须进行估值调整。
2009年8月28日
国内首只ETF联接基金华安上证180ETF联接基金开始发行。
ETF联接基金即将其绝大部分基金财产投资于跟踪同一标的指数的ETF，密切跟踪标的指数表现，采用开放式运作的基金。
2009年10月14日
国内首只可配对转换的分级基金国投瑞银和沪深300指数分级基金成立，募集32.15亿份。
此后，分级基金的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带杠杆的产品不再稀缺，二级市场的交投日渐活跃。
2010年9月6日
证监会通报了对韩刚等3名基金经理违法违规处理情况，其中，韩刚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被判领刑一年，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31万元。他成为首位因“老鼠仓”而进入《刑法》程序的基金经理。
2010年10月26日
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保本基金的指导意见》，降低了担保人的门槛，增加了可为保本基金提供担保的机构。
陷入困境的保本基金，迎来了第二春。
2010年11月1日
证监会发布《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之后在今年6月21日晚间，中国证监会网站再度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可见证监会对基金销售改革的重视程度。
2011年9月2日
开放式基金数量突破800只。
通道制度的改革令开放式基金发行出现井喷，基金公司的产品线日趋丰富。大型基金公司大多形成了货币、债券、混合、股票型基金的全面产品系列，并有不同的主题投资方向，方便投资者根据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及转换。
2011年9月
原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李旭利成为首位以涉嫌破坏金融秩序罪被拘的基金经理。
2011年10月9日
原光大保德信投资总监许春茂“老鼠仓”案宣判，一审获缓刑处罚金210万元。
谁来扛起基金行业复兴的大旗
“姚刚很有能耐，但对于基金行业，只是一个观察者。”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基金公司高管如此评价，“桂敏杰是一手把基金这个行业托起来的，他对基金行业非常有感情。”
这是基金行业的两位监管者给被监管者留下的不同印象。
37岁的姚刚在2009年作为证监会副主席接替56岁的桂敏杰分管基金。
理财一周报记者/蒋颖博
2001-2009 年 桂敏杰分管基金时代
1994年，桂敏杰于国务院法制局工交劳动法规司副司长任上调到证监会，担任办公室主任。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震动市场。
2001年，桂敏杰担任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2002年7月，桂敏杰被任命为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分管基金行业。两年后桂敏杰升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舆论认为，在桂敏杰分管基金部的几年，基金行业不仅彻底走出“基金黑幕”的影响，中国基金业更是由小变大，不断创新，并且，在资产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基金业注重规范发展，风险控制良好。
数据统计，2004年底，当时基金的整体规模刚突破3000亿元大关，而到了2007年大牛市，中国基金的整体资产规模达3.27万亿元的历史顶峰。就算在单边下跌的2008年，中国基金业的资产规模仍然有1.89万亿元。
业内对桂敏杰也敬重有加，对他的为人，有业内人士评价是“待人热情，处世大度”。桂敏杰曾公开表示，目前中国基金的快速发展并不只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主要体现在：基金公司发起人范围明显放宽；基金新品种不断涌现；基金管理公司素质和管理能力有较大提高等。同时，基金在证券市场的积极作用也得到有效发挥，既促进了市场投资理念和投资者结构的转变，又充分发挥了改善市场环境、稳定股市的作用。
除了桂敏杰本人，桂敏杰分管基金部时期的几位中层骨干也在中国基金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原主任孙杰。公开资料显示，孙杰自2003年初开始担任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到2007年，孙杰主政基金部4年，这4年也是国内基金业发展最快的4年。孙杰后来去了香港，现在证券业协会。他也是国内基金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孙杰任职之前，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有两任主任，第一任主任是金颖，她在1998年到2001年初任职，金颖任职期间国内基金业正处于启蒙阶段。
2000年，“基金黑幕”爆发，金颖被调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初，证监会原市场监管部主任张景华调任基金部主任。张景华任职没多久，基金业发生了“违规申购深高速事件”，即47只基金认购深圳高速增发A股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基金的资产规模，2002年5月张景华赴国外学习。
另外，基金部原副主任祁斌现在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基金监管部原主任李正强现任中国金融交易所副总经理，基金部原副主任杨秋梅去了香港交易所。
“离开的处长就更多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现在有传闻说桂敏杰要去上证所做理事长，说明他的职业生涯差不多了，以前的干将也都调往他处，都已经不在主要岗位上了。”某业内资深人士惋惜道。
2009-2011 年 姚刚分管基金时代
2009年2月，桂敏杰升任中国证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姚刚正式分管基金部，另外，风险处置办主任吴清出任基金部主任。
姚刚于2008年2月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姚刚是经济学博士，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被公派往日本留学，曾在日本某著名证券公司工作，回国后担任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1998年被调至国泰君安担任总裁，2002年5月，再次回到证监会做发行部主任，2004年7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
按业内人士的评价，姚刚属于强硬派，其作风是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姚刚曾公开表示，证监会将坚守“三条底线”不动摇，严打“老鼠仓”等违法行为。他指出，合规、专业、诚信是基金业的立业之本，如果基金公司不能在规范运作、诚信经营方面下苦功，对持有人利益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信用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行业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某基金公司的高管认可“姚刚很能干”，但对近几年的基金行业发展却持保留态度，“搞不好还是一个倒退。”
该高管认为，主要原因是“姚刚分管基金行业，是空降的，下面安排的人都不是基金行业的人。这些人要有一个了解、磨合的过程，才能产生决策的过程，时间就耗尽了”。他认为，这影响了一些决策的成熟度。
“我猜测姚刚可能已经不负责基金事务了，最近非常敏感，证监会里的好多干部都在更换，接下来基金行业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一位接近证监会的知情人士透露。
记者了解到，业内已有传闻称，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可能调至证监会分管基金业务。
继“桂敏杰时代”、“姚刚时代”之后，基金业是否将要迈入“张育军时代”？
复兴基金行业。
问题之一
股东过分追求短期业绩 不少基金经理沦为傀儡
受累内部官僚化，部门间关节需打通
理财一周报记者/周知秋
外表光鲜的基金公司内部也存在股东不顾公司长期发展过分追求短期业绩、内部斗争、行事作风官僚化等现象，甚至在外界看来地位十足的基金经理有时或许也只是被股东操纵的一枚棋子。
股东过分短视 经营层压力大
随着2010年多通道审批制度开闸以来，业内多家基金公司都不约而同的调整了公司的考核制度，甚至有公司直接将考核期限缩短至一年之内。而新制度的核心字眼即是规模、业绩。
“股东方面肯定优先考虑公司的规模，因为规模可以给股东带来收益，而且规模这块只要去花成本去营销是可以见到效果的。相反，业绩不一定是砸钱就能够砸出来的。”供职于深圳某基金公司的人士向记者表示道。
这位人士指出，一般股东给管理层的考核时间在一到三年，但是肯定会考核一年的业绩，而且大部分注意力都会放在规模上。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家基金公司对外宣传其投资理念时往往都打着长期价值投资的旗号。而作为基金公司投资人身份的股东过分追求公司短期业绩的行为无疑和基金公司宣传口径有所差异。
无论目标可行性多高，既然有了考核要求，对于基金公司管理层来说结果无非是达标、未达标两种。对于未达标的管理层来说，他们的日子显然不会好过。上述人士表示：“对于一家基金公司来说，重要的就是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股东总是较追求短期化利润，因此经营层只能铤而走险。但是大部分经营层总完不成计划，就会闹矛盾了。而且一完不成考核任务，经营层薪水就低了，造成很多管理层离职的情况。”
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底的8个月里，因不同原因已离职的总经理已有16人，分别是益民祖煜、天治刘珀宏、华富谢庆阳、浦银安盛刘斐、天弘胡敏、民生加银张嘉宾、金元比联易强、万家李振伟、长盛陈礼华、国海富兰克林金哲非、申万菱信毛剑鸣、招商基金成保良、国联安许小松、长城关林戈、银河熊科金和博时肖风。
倘若从三年任期的角度看，16位总经理中任职满三年离开的共10位，其中毛剑鸣、金哲非、成保良、关林戈四位老总离职前就任的公司最近三年规模都在下降。
另外，不单是经营层经常受到来自股东的业绩压力，业内也存在由股东派来的董事长同样承受了股东追求短期规模的压力。
例如有位大股东派来的基金公司董事长，在大股东定的考核指标里，每年公司的经营规模、利润两者加起来的权重占到80%，其余的20%才是公司内部测评、民主测评以及风险控制等指标。
此外，在其董事会对总经理出具的内部考核指标里，总经理的公司绩效指标仅在70%。
事实上，曾就职于上述公司的一位从业人员就上述的情况对记者表示道：“这样的情况对于董事长来说至少是责权利不对等吧，现在董事长的责任就是要把规模拖上去，但是原则上董事长是不能去干涉经营的。”
投研和市场部门存在脱节情况
业内任何一家基金公司在外界曝光率最高的即是投研和市场两个部门。由于现有的公开信披制度，外界对于任何一家基金公司投研部门领军人物及基金经理都会有大致了解。
然而，上述两个部门的脱节现象在业内十分普遍。而要促使两个部门合作密切，只有当基金公司发行新产品时这样的情况才会发生。从流程来看，通常是市场部门去跑渠道，然后为新基金发行安排培训活动。如果是大规模培训或者是高规格的机构客户拜访，那么投研部门就需要新产品的拟任基金经理一同出马。新发基金时，宣传材料通常也由市场部工作人员撰写，基本上投研部很少给出参考意见。
更为现实的情况是，深圳的一位从事第三方财富管理的高管告诉记者：“前几天我和基金公司的人打球，他们都说发基金他们都不管了。他们都是各自公司分管投资的副总。”该人士说。一位基金公司市场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场部的人叫不动投研部的人是业内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在业内各家公司不同而已。有些公司相对合作比较好，也有相对独立的公司，就是不管你销售了，只管我的投资。”记者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仅是沪上就有不少基金公司实行门禁制度，市场部工作人员所持门卡并没有进出投研部门办公室的权限。
综合来看，两个职能不同的部门之间的矛盾在于，投资团队通常会认为投资需要一个过程，而市场部门由于公司经营层的要求销售比较快，往往造成投资者方面所得到的信息和现实有所差异。而市场部门的头疼之处在于，一旦公司投研部门投资决策预期和市场实际情况发生偏差时，不能够及时从投研部门得到信息，从而无法向渠道方面解释、影响今后的营销。
投决会掌握生杀大权
基金经理权力没想象那么大
每家基金公司都有投资决策委员会，可以说投决会才是真正掌握了一家公司旗下所有基金操作生杀大权。而基金经理的权力并没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通过公开资料查询可以发现，目前业内各家基金公司投决会的构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总经理领衔，各部门总监和基金经理构成，另一类则是全由基金经理组成。
关于投决会的作用，可以简单归纳为确定公司旗下各只基金的大类资产配置。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如果其投资范围和比例超过规定，则在向投决会申请后并通过才可执行操作。
然而，圈内一位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业内百分之六七十的公司或多或少都会有股东插手基金投资的情况。有些甚至具体到买一只股票、买多少、什么时候去买的地步。其实，不少基金经理独立性都比较差，也可以说是傀儡。”
该人员强调道：“其实基金经理也没办法，如果不听股东的意思，很可能第二年就下岗，更别说操作基金了。其实基金经理权限没有外界想的那么高，这一点尤其是在那些股东是国资背景的基金公司比较明显。”
问题之二 发新基陷入怪圈 营销为重，投研为轻
管理结构本末倒置，撬市场更需重投研
理财一周报记者/周知秋
基金公司营销至上表现
频发新基金，明知不赚钱也要先“把摊子铺开”
新基金同质化严重
投资者教育完全受营销主导
学华夏打造明星基金经理带动市场影响力，却忽视投研团队建设
市场团队过于庞大，而有些基金公司投研团队还不及大型阳光私募
新基金数量越发越多，与此同时平均单只基金募集规模却越来越小。如今，这成为了自2010年以来实行多通道审批制度后，公募基金市场营销所面临的又一大困境。
截至10月17日，今年以来共有212只新基金发行并成立，发行数量之多远超往年同期，乍看之下，基金公司发新基金热情高涨。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平均单只基金首发规模之小也远低往年同期。
事实上，记者从基金公司听到的声音更多则是类似于“别人都在发，我们不发不行”、“现在几乎发一只亏一只”的言论。
蓦然回首，2007年的大牛市里，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哪家公司的基金数量多，哪家公司赚的也最多。
只是如今，伴随着二级市场的不景气，发新基金成本上升以及投资者更加理性，基金公司依旧不断地发新基金的举动更带有几分被迫无奈的意味。
发新基金边际效益递减
分年来看，2010年是多通道审批制元年，Wind资讯显示这一年里共有154只新基金成立，平均单只基金首发规模为21.14亿元。而在2009年，这一数据为31.89亿元。
2011年间，五通道的审批制度再度扩容为六通道。1月12日，证监会基金部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基金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由此，指数基金成为新基金审批的又一条通道，基金公司同时可以上报股基、债基、QDII、专户一对多、创新以及指数基金这六种不同类型产品。
与发行并成立的新基金数量越来越多的情况相悖的是，其背后却是市场投资者的不买单。截至10月17日，虽然今年以来已共有212只新基金发行并成立，但单只基金首发募集规模缩水至14.95亿元。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银行在基金代销渠道方面的愈加强势，现在基金公司发行一只新产品的成本之高也不可和往年同日而语。
对于这样的现象，10月18日，曾于深圳某基金公司担任总监之职的人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现在几乎是发一只基金就亏一只基金的情况。新基金公司发新产品无可厚非，但不少老公司还要在本来产品还没做好的前提下申报发行那些不赚钱的新基金。公募基金可以说走入了一个怪圈，而包括媒体在内的舆论都在关注新发的基金，却从来不看谁在持续营销基金。”
追根溯源，对于基金公司为何甘愿冒着亏损的风险发新基金，从业内人士的反响来看，其中包括了两方面因素。
首先，这样的举动和对未来市场展望不无关系，上述人士表示道：“大部分公司都是想把摊子先铺开，想看看今后是否还会有2007年这样的行情。但是大家都是在圈子里的人，就算2007年的行情还会再来，基金公司还能赚得了这么多钱吗？”
其次，审批多通道的持续打开对于公募基金来说如同大坝泄洪时所带来的效应一般。一位基金公司老总告诉记者：“当时所有基金公司的老总都有发基金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后来业内都发现了频发新基金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但当初的冲动造成了恶性的后果。我觉得这种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市场再这么低迷下去，基金公司也会理性的安排，这种现象到了明年会有所缓和。”
投资者教育被营销牵着鼻子走
需要注意的是，新基金越发越多带来的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虽然其中不乏一些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基金面世，但事实上摆在基民面前的新基金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
纵观现今成立的这些新基金，其中已有以制造业、新兴产业、医药保健行业、消费业等为主题的主动型基金。虽然从表面来看，上述新基金投资主题不同，但归根结底投资对象还是以股票为主。
另一方面，一旦二级市场中出现某些热门主题板块，那些老基金的投资同样也会来追逐相关热点。如此一来，产品同质化的道路难以避免。
事实上，正是由于如今新发基金同质化现象愈加严重，不少基金公司在发行新产品时却是打着投资者教育的旗号宣传其所发新产品，从而失去了监管层要求基金公司对投资者教育本身的意义所在。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在发行股票型基金期间，基金管理公司往往会强调股票型基金的优势，相反，在发行债券型基金期间，基金管理公司又会反过来强调债券型基金的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基金公司上述言论的转换往往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来完成，甚至有时业内会出现同一家基金公司发行新基金过于频繁，而其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所发的每只新基金都会被公司鼓吹成最适合投资者的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投资者教育是基金公司在证监会的要求下必须完成的工作。但是目前以宣传新基金为目的使得原本应该客观、独立的投资者教育变得功利起来。
对于这样的现状，一位长期负责其任职公司投资者教育的业内人士非常无奈：“每家公司都会说当下你买我的新基金是最合适的，但这都是瞎扯，时间一长投资者感情自然受到了伤害。”
他表示：“相比以前，银行现在一个月要发这么多产品，再也不会给每家公司的人一段时间做真正的投资者教育。举个例子，现在银行通常都是一个上午安排五家基金公司都来人，都是带着销售任务来做投资者教育。不幸的是，我也参与其中了。但是我心里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仅如此，基金公司投资者教育失去其客观、独立性的另一方面是在于一旦市场处于下跌行情中，基金公司为了防范巨额赎回的出现，通常大打长期投资的旗号，鼓吹投资者坚定持有，而投资者面临的往往是高位套牢的境地。
推明星基金经理
更需重视投研团队
基金公司市场过于偏重营销的另一个现象体现在业内不少公司存在打造一两位明星基金经理用来撑门面打公司品牌的情况。
另外，从现今新基金发行数量越来越多、产品同质化严重的情况来看，利用明星基金经理的金字招牌来吸引投资者认购是基金公司能采取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在发行新基金时，往往让业绩最好的基金经理担任新基金的基金经理，有利于宣传新产品。
最好的例子便是去年年末基金年度排名之争中的“王孙”大战，当时王亚伟能否逆转孙建波成为圈里圈外热议的话题。
作为其中主角之一，孙建波当时是华商盛世成长三名基金经理之一，同时华商总经理也是一线投资出身，曾经担任过公司旗下基金的基金经理。“对于去年华商盛世成长取得的成绩，这当中孙建波的作用自然有所体现。但是具体来看，谁又能分得清孙建波和当时其他两位基金经理、研究员以及公司总经理的各自贡献？”一位基金业相关人士坦言。
尽管如此，众所周知的是华商盛世成长的主打品牌还是孙建波。从业绩来看，截至10月18日，华商盛世成长今年以来净值已下跌20.11%，而“一哥”王亚伟的华夏大盘、华夏策略净值分别下跌了10.34%、8.16%。
对于一个基金公司来说，长期运作和优良业绩持续还是要依靠投研团队的整体支持。同样是华夏基金，其投研人员数量达到了100多人，规模之大在业内无人出其右。回头来看，虽然石波、张益驰、孙建冬等明星基金经理相继离开华夏，但是公司整体业绩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根据公开信息可以得出的结论。而用圈内人的真实声音来描述或许更为贴切，一位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圈子里不少公司打造明星基金经理的战略都是跟华夏学，大家看到华夏这方面比较成功，但是最终都学得不好。因为想要保持业绩，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能造就的，肯定需要多方面资源， 同时也是存在多方面风险的。”
他指出：“多方面资源包括了和上市公司的关系、和投资人的关系等等。说白了，单靠一个人的能力谁也不能保证业绩的永恒性。就算是王亚伟，在市场中不也是受了很多的质疑吗？”
问题之三
投研团队出走频繁，持基计划难解人才流动困局
股权激励酝酿七年，落实刻不容缓
股权激励制度进程
2004年 有公募基金开始尝试股权激励办法，未成功。
2006年 证监会基金部召集13家基金公司开闭门会议，探讨公募基金的股权激励办法。证监会当时定调：基金公司管理层持股上限不得超过20%，由各基金公司协同公司股东拟定股权激励方案，方案获得原股东同意后，报证监会审核。
2007年初 证监会允诺基金公司进行股权激励试点，并向证监会上报股权激励方案。
2007年底 南方基金、博时基金、易方达基金和嘉实基金向证监会上报股权激励方案，最终不了了之。
2011年 有消息称，国庆节前，证监会基金监管部门曾密集调研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基金公司，主要内容为改进公募基金目前广受诟病的激励问题。据接近监管层的人士透露，目前监管部门或将先推进股权激励试点。
持基计划
有媒体报道，上海证监局4月底下发文件，鼓励基金公司探索“持基计划”，以此来减少基金员工频繁跳槽的现象。首家推出“持基计划”的是华宝兴业及在内部设立了旨在留住人才的“稳定基金”的诺安基金。然而“持基计划”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理财一周报记者/蒋颖博
公募基金的股权激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些年，基金行业的高管和核心投研人员流动频繁，更有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纷纷奔私，从博时基金的肖华到工银瑞信的江晖，从上投摩根的吕俊到华夏基金的石波、张益弛、孙建冬。
据Wind资讯统计，目前几百位阳光私募基金经理中，有62位阳光私募基金经理来自公募基金，有不少均是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
不仅仅是基金经理，就连公募基金公司的高管都纷纷出走，沪上某家基金公司更是从老总到投资总监，甚至是投资团队，集体出走，纷纷奔私。还有一家基金公司的老总离职后准备自己创立私募。
对于上述现象，不少基金公司高管表示，公募基金存在激励制度的缺陷，所以才出现人才荒，更有个别高管认为，应该把基金公司的股权卖给公司自己人。
股权激励方案试点的流产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2004年，就已经有公募基金尝试股权激励办法，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功。
到了2006年，市场环境大好。公募基金的股权激励就一度被提上日程。当年，证监会基金部召集13家基金公司老总开闭门会议，探讨公募基金的股权激励办法。当时证监会便定调：基金公司管理层持股上限不得超过20%。
据公开信息，当时参加的基金公司有华夏、嘉实、长盛、建信、汇添富、易方达、招商、南方、博时、景顺长城、泰信、益民以及广发基金。
在听取了这13家基金公司意见之后，证监会最终定调：基金公司股权激励不得超过公司股权的20%上限。在此前提下，由各基金公司协同公司股东拟定股权激励方案，方案获得原股东同意后，报证监会审核。
2007年初，证监会允诺基金公司进行股权激励试点，并向证监会上报股权激励方案。此次试点的基金公司有四家，分别是南方基金、博时基金、易方达基金和嘉实基金。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就拿博时基金来说，当时，博时基金的方案是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受让金信信托所持有的博时基金部分股权，具体方案是以基金公司净资产的价格获得不超过20%的股权。”
金信信托成立于1991年2月，有“江浙第一猛庄”之称，1998年发起设计博时基金，到2003年底，持有博时基金48%的股权。
到了2005年底，金信信托停业整顿，中国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工作组进驻，之后的两年，建银投资一直致力于清算重整，到了2007年初，博时基金借此上报方案。
但到了2007年4月，全国首例基金经理老鼠仓“唐建案”爆发，基金行业面临诚信危机，在2007年底，建银投资清算组决定将金信信托持有的48%股权公开拍卖，最终，由招商证券拍下，成为了博时基金第一大股东。
至此，股权激励方案试点不了了之。
持基计划难解人才跳槽
尽管股权激励方案试点不了了之，但在65家基金公司中，也有两家基金公司尝试了类似“持基计划”的激励机制。
首家推出“持基计划”的是华宝兴业，还有一家是诺安基金,其在内部设立了旨在留住人才的“稳定基金”。前者在今年年初被上海证监局推崇，鼓励辖区内的基金公司对核心人员进行类似的“持基计划”。
2007年8月，华宝兴业基金推出基金经理激励计划，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共同投资持有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根据当时公开信息，华宝兴业以210万元公司自有资金投资，将全部用于基金经理的份额激励计划：宝康消费品、宝康灵活配置、宝康债券、收益增长等4只基金各20万元；多策略增长、动力组合2只基金各30万元；先进成长基金25万元；行业精选基金45万元。根据基金经理购买的基金份额，用自有资本金按1∶1的比例投资相应的基金份额，公司持有部分的投资收益归该基金的基金经理所有。
2008年2月，华宝兴业宣布将该激励计划全面升级为“核心投研人员持基激励计划”。此次“升级”完成后，华宝兴业旗下9只基金将全部进入“持基激励计划”，不仅每位基金经理“持基”金额将大幅提高，同时华宝兴业投研部门的全部核心研究员也等额申购公司旗下全部基金，最终使公司和投研人员对整个“持基激励计划”的投入达到近1500万元之多。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但不是股权激励。”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评价。
但推出这样计划的新尝试，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2008年8月之后，华宝兴业多位核心投研团队人员相继出走，2010年，更是有两位明星基金经理转投他处担任投资总监。
一家基金公司高管并不认同这一模式，他说，“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他们的核心团队也不会在这几年离开了。”
监管部门有意再试点
有消息称，在国庆节前，证监会基金监管部门曾密集调研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基金公司，其主要内容为改进公募基金目前广受诟病的激励问题。
但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中层对理财一周报记者坦言，“现在股权激励放开已经没太大作用。许多基金经理不愿离开，就是因为还拿到不错的收入，自己出来创业压力比较大，而且还不一定能做好。股权激励在关键时刻没有放开，现在放开其实意义不大了，真正受益的可能还是一些高管。”
根据《证券市场周刊》的报道，据接近监管层的人士透露，目前来看，监管部门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在激励方面可能会先推进股权激励试点。
有业内人士表示，据传最有可能获得股权激励试点的为规模只有60亿元左右的天弘基金，该公司新任总经理为郭树强，此前曾担任华夏基金总经理助理兼机构业务部总监，并在短期内组建了一个实力不俗的投研团队。
据该人士透露，监管部门有意先采取试点的方式，从规模相对较小的基金公司开始进行股权激励的试点，这有利于减轻来自股东层面的压力。此前，可能因为激励的不足，公募基金大量的明星基金经理离职转投私募。人才的流失直接导致大量缺乏从业经验的基金经理涌现。
问题之四
从业人员投资股票规定未松绑，“老鼠仓”现象仍屡见不鲜
从业人员炒股疏胜于堵，借鉴“备案制”
关于从业人员投资股票的规定
2004年6月1日实施的《基金法》规定，基金经理个人不能投资股票，其直系亲属投资股票则需向基金公司相关部门报备。
原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微博)曾对媒体表示，之所以当初禁止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主要是为了避免利益输送，担心基金从业人员利用持有人资金为自己的股票“抬轿子”。
2011年年初，《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其本人、配偶、利害关系人买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避免与其管理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发生利益冲突。”
此意见稿的公布意味着对基金从业人员禁止投资股票的规定或将松绑。
层出不穷的“老鼠仓”案
2007年，原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基金基金经理唐建以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买卖股票非法获利被查处，其为“老鼠仓”第一人。
2008年，南方基金基金经理王黎敏操作“王法林”账户买卖“太钢不锈”和“柳钢股份”股票，为该账户非法获利1509407元，被处50万元罚款。
2009年4月，融通基金基金经理张野被查处。
2010年9月6日，景顺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涂强被没收违法所得37.95万元，罚款200万元，并终身市场禁入。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被没收违法所得13.47万元，罚款50万元，并3年市场禁入。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成为首例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2011年6月，原国海富兰克林中国收益基金基金经理黄林也因“老鼠仓”事件而被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并被处以30万元罚款及市场禁入。原光大保德信投资总监许春茂因“老鼠仓”事件被移送公安机关。
2011年10月9日，许春茂“老鼠仓”案宣判，一审缓刑处罚金210万元。
理财一周报记者/蒋颖博
2007年5月16日，一则关于基金经理的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上投摩根发布公告称，属下基金经理唐建涉嫌利用掌握的信息进行违规投资活动，故决定正式免去唐建担任的成长先锋基金基金经理及其他一切职务，并予以辞退。
这是第一个被查出“老鼠仓”行为的基金经理，而在之后的四年内，证监会又陆续查出了多位“老鼠仓”基金经理。
基金从业人员该不该炒股？几方各执一词，业内人士认为应该放开限制，让基金从业人员炒股；但也有投资者质疑，基金从业人员炒股松绑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利益输送？
“99%的基金经理
都用第三方的账户来炒股”
2004年6月1日实施的《基金法》规定，基金经理个人不能投资股票，其直系亲属投资股票则需向基金公司相关部门报备。而之前的《证券法》，也早已明确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得买卖股票。
“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你不让他炒股，他还能做什么呢？他一辈子学的就是投资，不让他亲自参与，这对他不是一种折磨吗？”一位分管投资的副总义愤填膺。
更令人震惊的是，记者从某资深人士处获悉，目前99%的基金经理都用第三方的账户来炒股。
“我认识的很多基金经理都在想要不要退出，很多人都蛮害怕，害怕一不小心被抓到怎么办，现在都是刑事责任。”该资深人士说。
自2007年，几乎每年都会有基金经理被查出“老鼠仓”。让我们再还原那些因私下炒股而被查出的基金经理。2007年，“老鼠仓”第一人唐建被查处，他的操作轨迹是这样的，2006年3月，唐建任职上投摩根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期间，利用“唐金龙”证券账户累计买入“新疆众和”股票60903股，累计买入金额76.49万元；全部卖出所得金额105.45万元，获利28.96万元。
2006年4月至5月，唐建还利用福山路营业部“唐金龙”资金账户下挂的“李成军”证券账户、东方证券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李成军”证券账户连续买卖“新疆众和”股票的机会，为自己及他人非法获利123.76万元。
2008年，就在唐建之后，王黎敏也被查出“老鼠仓”，之后是张野，中国证监会于2009年4月对张野立案调查。调查发现，2007年起至2009年2月，张野在担任融通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融通基金的基金投资与研究信息，并操作他人控制的“周蔷”账户，采取先于融通基金旗下的有关基金买入或卖出同一股票的交易方式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个人从中获取好处。
此外，2006年12月至2007年7月期间，张野还通过网络下单方式，操作其配偶的同名账户交易了广宇发展等多只股票。
2009年，深圳证监局公布，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公司基金经理韩刚、刘海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股票，深圳证监局已启动稽查提前介入程序。
2010年9月6日下午，证监会通报，因涉嫌“老鼠仓”交易，景顺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涂强被没收违法所得37.95万元，罚款200万元，并终身市场禁入；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刘海被没收违法所得13.47万元，罚款50万元，并3年市场禁入；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则因为获利较大，情节严重，成为首例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这也是继唐建案、王黎敏案、张野案后，证监会查处的第二批基金经理违法违规案件。
2011年6月，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网站诚信平台公告显示，原光大保德信投资总监、原光大保德信红利基金经理、原光大保德信均衡基金经理许春茂因“老鼠仓”事件被移送公安机关。原国海富兰克林中国收益基金基金经理黄林也因“老鼠仓”事件而被取消基金从业资格，处以30万元罚款及市场禁入。
国外备案制值得借鉴
目前，各大基金公司的员工都要填写两张表格，即《员工持有开放式基金情况备案表》和《员工直系亲属证券投资情况备案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遵守从业人员禁投股票的规定。
“基金业内的人才流动，一方面是钱的因素；另一方面，很多人在基金公司做得太累了，公募受的监管太厉害。基金公司的人说白了，不让他们炒股又能干什么呢？”北京一家基金公司的高管对记者表示。
“有些东西老是堵但老是堵不住，所以很多基金经理都走了，说一不小心就掉里面了，一辈子的辉煌就没了。我认识很多基金经理，有的人想公转私，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离开基金业，自己做自己的钱。”该高管说。
今年年初，《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引起了业内的热议，该条规定：“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其本人、配偶、利害关系人买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申报、登记、审查、处置等管理制度，避免与其管理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发生利益冲突。”
一位负责基金法修改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国外市场，基金从业人员一般都被允许投资股票，只不过大多需要进行备案，同时对股票的持有期限具有一定的限制。譬如深圳和香港一江之隔，香港那边就是申报制。境外的制度都很成熟，可以借鉴过来先试试。”
对于中国基金业为何一开始就禁止从业人员投资股票，原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曾对媒体表示，之所以当初禁止基金从业人员投资股票，主要是为了避免利益输送，担心基金从业人员利用持有人资金为自己的股票“抬轿子”。
“此外，基金经理必须全心全意为投资者理好财，而不能兼顾几头、三心二意。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谁都希望一出生就清清白白，树立诚信的形象！”王连洲曾公开表示。
问题之五
银行销售渠道一家独大，基金公司为扩大新发基金规模不惜签订“桌下协议”
尝试多方式销售，基金需要更大话语权
“桌下协议”
有些基金公司为做大所发新基金规模，不惜和银行签订类似于将头年管理费全部返还给对方的“桌下协议”。
返点
银行渠道客户经理卖基金都有返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通常来说，客户经理能够拿到的返点在2%左右，而各家基金公司所给的返点高低也决定了公司新基金是否能在基层得到客户经理大力推介的因素之一。
理财一周报记者/周知秋
对于公募基金来说，每年依靠收取管理费作为固定收入来源的模式，注定了业内任何一家基金公司都将规模视为公司生存的一大命脉。
管理的规模越大，按照固定比例收取的管理费越多，而想要将规模做大，自然离不开基金销售的渠道支持。
现今，国内包括基金公司直销在内，还有银行、券商及拥有销售牌照的第三方机构这四大基金销售渠道。众所周知，目前银行渠道占据了主导地位。
事实上，业内一位老总对记者表示：“在公募基金和银行的对话史上，公募基金向来没有话语权。一些大行如工行甚至会将基金公司分成三六九等来区别对待。”
同时，他指出：“现在业内类似于将第一年的管理费返还给银行的‘桌下协议’很多。对这一点，那些非银行系的基金公司所发新基金规模较大的多少都有嫌疑。”
银行将基金公司分成三六九等
随着每个年度的基金管理公司规模榜单的出炉，业内各家基金公司管理资产净值的多少一目了然。通常来说，规模排名的前后也成为圈里圈外衡量一家基金公司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如何挑选与之合作的基金公司，银行方面内部也会有一份正式文件，上面有对于基金公司的评级体系。据记者了解，在这个评级体系中包括基金公司规模、股东背景、团队的稳定性、业绩排名等因素。基金公司被银行分成了三六九等来对待，不同批次的基金公司在发新基金时和银行合作时得到的待遇自然也有所不同。
上述老总告诉记者，“像工行将基金公司分成三类，一类二类基金公司的尾随佣金会低点，但是三类公司的尾随佣金比例可能就要升到70%。现在业内只有华夏和银行系基金公司在和银行谈尾随佣金的时候能占据主动。”
此外，就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年里业内尾随佣金的比例均值一直在30%至40%。但是从2009年以后，均值大幅度提高到50%至60%。
银行渠道卖基金的“桌下协议”
对于要发新基金的基金公司来说，尽管理论上银行与其的合作是双向选择的关系，但是考虑到目前银行渠道的稀缺性，基金公司在选择托管行时已经十分被动。
基金公司想要发一只产品。最早是要考虑在哪个托管行托管，因为申报新产品的递送材料中一定要有银行托管协议。
一位曾担任基金公司总监的资深人士表示：“选择托管行首要标准是对方是否乐于接见你。其次，则是该托管行是否有销售能力。然后才需要考虑档期、与之合作的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中小银行，也因为渠道资源稀缺而提高了尾随佣金的价码，现在的抽取比例至少也在50%。
在确定托管行之后，基金公司要走的流程大致如下：先找托管行的行长或副行长进行公关活动，再拜访该行托管部、个金部的负责人。“托管部因为拿托管费的关系肯定欢迎基金公司，但是负责销售的个金部因可选的基金公司较多，所以比较挑肥拣瘦。”该名资深人士强调道。
向证监会递交新产品材料后的流程则是等待证监会的批复，这一过程通常要3到6个月。在这时，基金公司再和托管行谈具体的代销费率、尾随佣金。
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就记者向业内多位基金从业人员了解的情况来看，业内更存在基金公司为做大所发新基金规模，不惜和银行签订类似于将头年管理费全部返还给对方的“桌下协议”。
对于记者的求证，业内一位老总向记者提示道：“这类现象在业内很多，那些来自非银行系基金公司的新基金募集规模比较大的，多少都有这个嫌疑。举个例子，像已经出走华安的韩勇在华安时掌管的第一只新发基金就是典型。一方面，华安拿得出这个成本；另一方面，当时这也是韩勇掌管的第一只新基金，为了面子当时一定要将规模发大。”
该老总同时还表示：“类似这样的‘桌下协议’有时和公司某位高管并无关系，纯粹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事。今年年初发的汇添富社会责任股票卖了50多亿份，要注意的是，这只基金是在农行发行的。早在农行IPO做全国路演的时候，汇添富无论是报价还是其他方面都非常积极，由此成为了农行的战略合作伙伴，农行就承诺将来基金代销时在费率、档期上做一定的倾斜，所以一只很普通的基金发了这么大规模。”
此外，银行代销渠道的客户经理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小觑。目前，银行渠道客户经理卖基金都有返点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通常来说，客户经理能够拿到的返点在2%左右，而各家基金公司所给的返点高低也决定了公司新基金是否能在基层得到客户经理大力推介的因素之一。
第三方销售只是补充
其他代销渠道难推进
一旦谈起基金代销渠道，除去垄断地位几乎无法撼动的银行渠道外，目前最受关注的当属基金第三方销售。
今年10月1日起，《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已经正式实施。其中，新规放宽了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准入资格条件，令基金行业的第三方销售成为可能。
不少机构为了这张牌照正在积极申报中然而公募基金业则对此并不看好。一位已离开公募基金并投身第三方财富管理的人向记者表示：“短期内肯定成不了气候，只能定位于如高净值群体的局部市场，这对整个基金销售市场来说只是一个补充。”他对记者坦言：“2007年的时候我就想开个基金销售的第三方公司，后来发觉不是我能玩的。中国人还是喜欢见面销售这种形式的，但我们的人不可能落户到每个网点，所以我不看好公募的第三方销售。”
作为最早开展基金第三方销售业务的机构，天相投顾在这块业务上至今仍处亏损状态。
再来看券商代销、基金公司直销两大渠道的现状。
券商代销渠道由于所用交易席位都是从券商处租借而来，所以谈代销合作的时候，通常都承诺高额的交易量。
但是，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券商渠道的客户源以股民为主，较高的换手率使得新基金封闭期打开后，规模迅速缩水。因此会发现业内越是大的基金公司拖欠券商交易量越大。”
而对于为什么现在基金直销业务不能正常发展，该人士表示：“一方面公募基金行业这两年声誉不佳，很多人不愿买基金。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基民买基金都因为银行客户经理承诺有回馈。为什么不走基金公司的电子网站和柜面交易？那是因为基金公司不能做到回馈，但这又是不允许的。”
问题之六
基金公司高管摩擦频现 股权变更导致人事震荡
内斗多为股权，市场化招聘或能化解
理财一周报记者/周知秋
在所有关于基金公司的故事里，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公司高管内斗。其中，如董事长与总经理之争之类的情况只是表象。从更深层次来看，股东与股东、股东与经营层之间的矛盾才是引发高管内斗的最终原因。
从组织形式来看，目前国内基金公司分为中资及中外合资两类。对于中资公司来说，随着一家基金公司的股权变更，公司的高管团队可能将发生大换血。对于合资公司来说，情况相对简单，中方和外方股东的摩擦主要体现在公司发展战略的差异上。
中资公司内部股东易出争斗
市场化招聘或是出路
今年年初东方基金一份旧时会议纪要曾在网上被爆出，公司前任董事长李维雄以及现任总经理单宇之间的矛盾也被公之于众。
事实上，这只是业内高管内斗的冰山一角。仅在今年3月，业内就有5家基金公司宣布了公司董事长离职的公告，这5家基金公司分别为东方基金、广发基金、万家基金、天治基金以及中邮基金。
从原因来看，除了董事长任职期满、大股东对工作进行调动外，也显露出了基金公司高管争斗的痕迹。其中，天治基金前任总经理刘柏宏成为业内任职时间最短的总经理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而同样实属罕见的现象有万家前任董事长孙国茂、前任总经理李振伟同时离任。此后，李振伟转任万家基金监事会主席，孙国茂则彻底离任。
巧合的是，东方基金、天治基金以及万家基金三家公司均为中资公司。
对于这种现象，来自业内的声音均表达了类似这样的观点“外方股东相对来说简单，要说斗的话业内大部分都是窝里斗。股东之间也会有差异出现，有的股东只要权”。而当基金公司股东方出现了变更时，通常来说管理层也会发生变化。
回看历史，最典型的事例有博时基金的股权转让。2009年底，招商证券转让博时基金24%的股权，由此博时基金由原来的三个股东一举变成了七个股东。2010年4月3日，博时基金公告副总裁李全离职。随后不到一个月里，博时数量组投资总监陈亮、博时超大ETF基金经理张晓军相继离任。此后，肖风离任。
此外还有银华基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董事长彭越，而今西南证券成为第一大股东，彭越并不具备西南证券背景，接下来管理层肯定会发生变化。”业内一位老总指出。
在谈及今后如何缓解高管矛盾，他表示：“所谓的市场招聘还是夹杂着一些个人因素，所以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的碰撞，大家都在摸索出路。”事实上，目前的市场化招聘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招聘。
2009年底，在上海金融工委的主导之下，华安基金开始全球海选总经理。2010年5月13日，华安基金发布公告，公司聘任李勍为新任总经理。回看当初，一同入围待选的还有时任博时基金副总裁的李全、时任华安基金首席投资官的王国卫、国泰君安原自营盘的总经理顾诘。公开资料显示，李勍自2001年开始，长驻香港任职中国投资信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而对于其竞聘的成功，来自业内的说法是其当时并不是最理想的人选，只是因为排名第一、第二的人选都有背景，出于权衡考虑，最终李勍才当选。当然，来自坊间的传言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自李勍赴任以来，华安基金高层人事剧烈震荡。
合资基金公司问题在于股权
相对来说，制约业内合资基金公司发展的问题或许在于中方股东和外方股东的文化理念和股权比例方面。2002年底，招商基金以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身份成立。如今，国内合资基金公司占比已接近60%。然而，合资基金公司在业绩和规模方面并未明显超出中资公司是真相的另一面。
在投资理念方面，众所周知的是外方股东比较看重公司长期发展。要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目前合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均是由中方股东所派的。一位在合资基金公司任职的基金人士告诉记者：“中资股东派来的高管说白了都是做个两三年就走的,外资方不同，他们是想在国内布局的。”
另一方面，在文化理念上双方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销售礼品环节。
此外，合资基金公司的股权比例问题是硬伤。2002年6月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并于7月1日开始施行。该规则发布后，外方股东对国内基金公司的参股比例限制也从最开始的33%放宽至49%。而对于那些股份在49%的外方股东来说，一般都会希望在各自基金公司内部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一现象在以合资基金公司为主的上海基金业最为显著。
对此，一位合资基金公司老总表示：“51%和49%的比例就是天然的障碍，我们始终觉得合资一定是同床异梦的。一家公司在股权结构上一定要有一个大股东，否则高层会长时间陷入纠结于谈判的境地。”
高管萧墙之争
东方基金：今年年初，一份旧时会议纪要将东方基金前董事长李维雄及现任总经理单宇间的矛盾公之于众。
博时基金：2009年底，博时基金由原来三个股东变为七个股东，造成包括肖风在内的4位高管同一时间段内相继离职。
华安基金：新任总经理李勍上任后，华安基金高层的人事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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