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离去令这个国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更加恶化，那就是其出生率在全球各国中处于垫底之列——甚至在危机开始自我证明以前就已如此——这让该国无法维持人口水平。希腊普通人也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事实。“现在情况甚至变得更加糟糕。”他顿了一下，然后又补充称道：“可能我会再娶一个妻子，来解决这个人口统计学的问题。”他的妻子则高声笑了起来，然后回击称：“如果他是认真的，那么应该需要有人来拯救希腊的女性。”在笑声平息后，我问了Vafiadis一个看起来最有压力的问题，那就是他有什么计划。鉴于事态的糟糕状态，他计划做些什么呢？

　　大家都静了下来。这个像熊一样的男人做了一个扩胸的动作，然后耸了耸肩。这令人感到不忍目睹。此前，当我与他儿子单独谈话时，他对他父亲的状态做出了总结：他已经快60岁了，只会说希腊语，只会做以前做过的工作——而短期内不会再有这种工作。耸肩就是他唯一可能做出的回答。

　　“当心！看着点儿！”Paul Evmorfidis正在雅典通往底比斯(Thebes)的主干道上驱车开往一个收费场站，在开到拦住道路的收费横杆前放慢了车速，但令我感到惊恐的是，他没打算停下车子缴费。“让我给你见识见识。”他说道。他从车窗探出身去，把收费横杆推了上去，然后开车离开，留下警报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尖叫着。“在这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所有住在附近的人都会这样。”希腊政府增加了新的税收和附加税，而他们则以抗议或避税的行为来作出回应。在政府宣布2011年将征收附加所得税以后——事实上，是对那一年的个人所得重新征税——人们拒绝缴纳，于是政府推出了新的物业税，将其添加到电费账单中征收，这样如果你想要逃税，那么就只能以断电为代价。相似的，收费场站的建立也是为了筹集资金，这项收费大约为3美元。“问题在于，如果你住在这附近，那么就不得不频繁地在这条路上往返，一天可能要来回五次。”Evmorfidis说道。“简直是疯了！这是什么样的规划？所以我们要抗议。”

　　Evmorfidis支付这项费用毫不费力，他和他兄弟拥有一家名为Coco-Mat的公司，专业致力于全天然的床具和家具(公司的广告语是“睡在大自然里”)。Coco-Mat在11个国家中拥有70家店铺，向整个欧洲地区的酒店提供高档床垫，这些床垫内部充填的材料是天然橡胶、可可纤维和海藻。自去年以来，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分店一直都在以每个月一家的速度新开张。在2010年，一家位于下曼哈顿ABC Furniture大厦内部的Coco-Mat店铺开张，这对兄弟计划于未来两年时间里在美国市场上新开10家店铺。2011年这家公司的全球销售额为7000万美元，比此前一年增长了15%。Coco-Mat的店铺散发着轻快的、休闲时髦的气息，看起来与“经济危机”处在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在这些店铺里，通常都会有一个厨房区，摆放着修长而光滑的野餐桌。如果时近午餐时间，那么桌上可能会摆着一大碗希腊沙拉。来到这里的顾客经常都会获赠鲜榨橙汁或是浓咖啡。

　　Coco-Mat是一家希腊公司，一家无论在自身拓展业务方面的努力(在Coco-Mat的30家希腊连锁店中，有5家是在过去一年中启动的，也就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还是在成功模式方面都无视这个国家危机的公司。如果说Petros Vafiadis及其家庭代表着当今希腊人的普遍状况——人们在旧有体系中勤勉工作，却发现体系的崩溃令他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PaulEvmorfidis就是一个非典型的例子，但同样也揭示了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通常没人会走、但明显并非完全不适宜的道路。在我们驱车经过一片生长在灰白色小山丘上的银绿色橄榄树林时，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位非常成功的希腊商人对于希腊陷入当前这种状态有何想法。

　　“这是一个每年日照时间达到300天的国家。”他以这句话为开头，以闲聊的口吻快节奏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说，其中心点是在加入欧元区以后，希腊愚蠢地尝试模仿其他国家，而这样做的代价是偏离了自己的自然优势和生活方式。“在那些多雨的国家中，办公室中的工作是很好的，”他说道，“但希腊人不需要呆在办公室里。在20年时间里，雅典的城市规模已经扩大了一倍——现在这个城市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了一半！两个小时的交通拥塞，都是人！在我们加入欧元区以后，民族精神就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突然就发生了改变，仿佛如果你仍旧住在你出生的小乡村里，那么就一定会变得迟钝。所以，希腊人离开了原本居住的岛屿和乡村，搬来了这个城市，他们已变得病态，开始盼望贷款和宣传手册。”

　　Evmorfidis称，现代希腊的民族精神是债务缠身的美国消费者至上主义的赝品版本。“希腊人会贷款买辆豪华车，然后就可以说：‘我有钱。’”他说道。“疯了！有些时候我会碰到老相识，然后突然他就跟我说起有关股票交易所的事情。我就会说：‘嘿，朋友！你知道什么是股票交易所吗？我们还是聊聊苹果和橄榄树吧！”

　　Evmorfidis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几个星期以后，他和他儿子骑着自行车横越冬季的阿尔卑斯山脉)。当车子时速达到90英里(约合145千米)时，我不由自主地把脚放在乘客座并不存在的刹车上。“但你知道吗？”他补充道，“这场危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默克尔和萨科齐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我希望他们不要给我们一分钱！”

　　如果要对希腊为何会陷入财务困境作出标准化的简短回答，那么就是这个国家借了过多的钱，而在开销方面则不够明智。但在深层原因上，人们都喜欢寻找文化上的根源。最流行的说法(在希腊以外)是南北差距，即欧洲北部各国的人有效率且工作勤勉，而在欧洲南部各国中，可能由于人们有更好的食物和更好的性生活的缘故，他们过于喜欢放松而不愿运作一种有效率的经济。但是，数字不一定能表明这一点。即使是在雅典向你兜售索瓦兰吉(希腊汉堡)的小贩，也能援引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跟你说2008年希腊人均工作时长为2116小时，而德国人均工作时长仅为1426个小时。如果你遍游希腊全境，那么也能发现大量的轶事证据，这些证据能为希腊人事实上工作十分勤勉的观点提供支持。

　　不过，从地域问题上来看希腊危机仍有一些价值。希腊是欧洲的一部分——你可能会说，这个国家处在欧洲的中心(欧元货币标志本身就是根据希腊字母的第五个而设计的，这是对现代欧洲古老根源的认可)——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希腊又是奥斯曼帝国的遗迹，这个帝国以自上而下式的严密统治、贿赂成风和视而不见的作风而著称。在与我交谈过的人中，所有人看起来都觉得这种互相联系的“三和音”特点确实是希腊精神的基本构成元素，因而也是危机产生的一部分原因。无论是左倾人士还是右倾人士，都认为希腊的官僚主义是一种威胁。Fakelaki(希腊语中的“小信封”，类似于中国的“红包”)是希腊社会传奇性的特征。如果你要创办一家公司，那么就需要签署大量的文件，而从传统上来说，塞满现金的“小信封”一直都是这一程序的部分内容。

　　此外，国际社会对希腊问题的密切关注可能也令一个事实变得模糊，那就是自成为欧元区成员国以来，希腊实际上已经采取了重大的措施来使其自身与欧洲变得更加一体化。Paul Evmorfidis的兄弟、Coco-Mat的联合所有人Mike Evmorfidis向我阐明了这一点。“当我们20年以前开办企业时，花了6个月时间才通过了官僚机构的审查。”他说道。“小信封也是这种审查程序的一部分内容。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在现在较年轻的一代人中，我要说这种小信封已经完全不存在。年轻的希腊人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Evmorfidis兄弟两人的故事让我们能透视过去50年时间里希腊所发生的变化。两人出生在接近斯巴达(Sparta)的一个小镇，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的父亲离家远游，当时希腊人正纷纷移民到海外找工作，两人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在德国的斯图亚特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地点是在一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中，一年仅可回家一次探望家人。今年53岁的Paul Evmorfidis充当了亦父亦兄的角色，两人在学业方面均表现出色，上完大学后都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课题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对希腊自身在欧元区中所处地位的初步认识。Paul在雅典学习商务，并在德国获得了硕士学位；Mike则获得在巴黎的索邦神学院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在1989年时，Paul供职于雅典观光区普拉卡(Plaka)的一个珠宝店，当时一名荷兰商人问他是否知道哪家希腊公司生产床垫。这名商人拥有一个专卖床具的商店，希望能找到更加廉价的供货来源。Paul带他来到一家希腊床垫公司，但马上发现这家公司的产品质量不佳。于是他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制作高质量的床品，利用当时消费者对全天然产品日益增长中的兴趣。这家公司强调指出，它使用的都是希腊的原材料，如来自于色雷斯(Thrace)的羊毛、来自于拉里萨(Larissa)的棉花、来自于阿托斯圣山(Mount Athos)的木料和来自于斯巴达的海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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