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是传说中以苦行和纪律性而著称的战士之岛，这种战士形象在Paul Evmorfidis的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我问及Coco-Mat的公司战略中是否有一个元素是他乐于看到其他希腊公司加以模仿的时候，他回答称：“当然是斯巴达式的想法，兄弟！我们必须变得苗条而机敏，希腊人所获得的所有政府补助金都让人变得肥胖而懒惰。”我尝试着向他指出，一家出售超舒服的床品的公司却坚持声称斯巴达式的想法是其基本哲学，这中间存在着明显的自我矛盾，但他看起来并不理会。他的兄弟Mik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称其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决定避免向银行贷款：“我们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我们不希望投资额超出收入，我们的收入不会被转换为游艇或是别墅，而是重新再投回到公司中去。”

　　在这个国家的未来的问题上，Evmorfidis兄弟显示出了令人感到奇异的乐观期望，而他们最近在希腊新开店铺之举看起来也表明他们并非只说不做。“我自然而然地感到乐观。”Mike说道。“这是一个周期，好的一面将会回来。现在拓展业务是一家聪明的公司该做的事情，危机中经常都会存在机会。”

　　这些机会的代价是其他一些人蒙受损失。他说道，在危机来临以前，两兄弟在雅典中部看好的一间商铺的所有者开出的月租金是2万美元；而到去年12月份两人在这间商铺启动新店铺时，月租金仅为7000美元。类似的，Coco-Mat以往收购希腊橡木的价格为平立方米1700美元，而现在已经跌到640美元。Mike说道，Coco-Mat家具在希腊国内的价格也已经有所下跌，但跌幅没有那么高。他跟我说，这家公司去年的本土销售额下滑了15%，而鉴于希腊经济的整体状态，他对这一数据感到不那么乐观(“但也不是灾难性的！”)。而如果考虑到Coco-Mat床具在任何地方的价格都在3300美元到1.66万美元之间的因素，那么希腊人仍在购买这些产品的事实就会对整个国家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画面作出修正。

　　你可能还会将这视为“否定状态”徘徊不去的证据，或是豪华床具的销售表现是经济学家Theodore Pelagidis所看到的在这个国家中出现“双层社会”的迹象。“你将会看到，一部分人口——也就是中产阶级，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为30%到50%——参与到某种类型的复苏中。”他这样告诉我。“但是，另一部分人口则将依靠每个月300欧元(约合400美元)或400欧元(约合500美元)的收入生存。这一部分希腊社会将无法遵循西欧的生活方式，而将与保加利亚更加相似。”Mike Evmorfidis也承认， Coco-Mat的希腊顾客以前是经济频谱的“横截面”，而现在购买其床具的大多都是富裕人群。

　　在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的北面，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的斜坡延伸至此，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山谷。在古典时代，这里有一个专为向九位缪斯女神表示崇慕之情而建造的圣所。我走出汽车，迎面吹来横扫整个山谷的冷风。我开始漫步走过一个葡萄园交织的地区，陪着我的是27岁的斯泰利奥斯-撒迦利亚(SteliosZacharias)，他谈论着有关土壤、赫利孔山斜坡、夏日和葡萄酒的话题。

　　当撒迦利亚及其兄弟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阿桑纳西奥斯(Athanasios)曾在这里种过葡萄，并向其邻居出售葡萄汁，但他谈起过想开办一家酿酒厂。斯泰利奥斯学的是商务，他哥哥尼科斯(Nicos)学的是酿酒。现在，他们和父亲一直运营着Muses Estate，这家酿酒厂去年生产了20万瓶葡萄酒，其中包括梅乐(merlot)、卡白内红葡萄酒(cabernet sauvignon)、夏敦埃酒(chardonnay)，以及名为mouhtaro的希腊葡萄酒等。

　　在到达这家酿酒厂以后，我们把每一种酒都取了样。在这时，一根燃烧中的原木在炉台上劈啪作响，撒迦利亚的母亲Ioanna Zacharias正在摆放用大浅盘盛放的食物。撒迦利亚家族的企业跨越了世界性企业与希腊传统企业之间的界限，斯泰利奥斯所寻求的策略是与希腊葡萄酒的坏名声搏斗，他不是要制作时髦的葡萄酒，而是强调酒的价值：这些葡萄酒不算瓶子的零售价超过30美元。这种战略奏效了，而且时机刚刚好。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经济危机爆发并吞噬了这个国家，在这种形势下，小酒厂得到了发展。这些葡萄酒在四个国家中有经销商，其中包括美国，此外还销往其他8个国家。泰利奥斯-撒迦利亚告诉我，在过去五年时间里，每年的销售量都会翻一番——其中80%的销售量都来自于经济困难的本国市场。

　　与此同时，这家公司仍固执地留在这个小村里——泰利奥斯及其兄弟在这里长大、上学，在酒厂外面街道通往的场地上踢足球。在秋天，表亲和村民们会来分享葡萄收成的快乐。一名养鸡的邻居每过两天都会在这条路上闲逛，带着十多个鸡蛋来交换一瓶家酿葡萄酒。斯泰利奥斯带着我去过当地的橄榄油合作社，这是许多希腊村庄中仍旧保留的一种组织，在那里他的父母会从自己的树上摘取橄榄。加工的过程是免费的，合作社保留2%的橄榄油拿来卖，用以维持运作。小小的橄榄有着绿色、黑色和棕色等多种颜色，满满地盛放在一个大大的金属托盘中等着被捣碎。一个有着灰色大胡子的矮胖男人打开龙头，让我尝了尝成品的味道。

　　撒迦利亚说，困境令有着类似想法的希腊商人团结到了一起。“这场危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清理一个所有人都尝试无中生有的市场。然后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能行得通的事情上，那就是用实在的办法去创造一种真正的产品。”

　　看起来许多人都认识到了撒迦利亚的思考方式。据希腊农人工会称，在2008年到2010年之间——当时危机甚至还没有触及顶峰——随着“欧元资本主义”梦想的消亡，有3.8万人已经丢掉或是放弃了工作，重新回到土地上，通常都是回到各个岛上的故乡。前会计师和网络设计师们现在正在纳克索斯岛(Naxos)上种植土豆，在希俄斯岛(Chios)上收集乳香黄连木的树脂，在克里特岛(Crete)上照料小麦田。在苦土(Magnesia)地区白云环绕的俄特律斯山(Mount Othrys)山顶，一年前因无法忍受薪酬削减过多而放弃了雅典公务员工作的Ioannis Tsokaras向我展示了他现在的工作。58岁的他将希望押注在一种名为“毒马草属”的药草上，这种黄绿色的药草也称为“山茶”(mountain tea)。他正专心致力于将原来的副业——在自家拥有的土地上种植野生药草——转为谋生之道。他的贮藏室位于半山腰，其中塞满了大大的、气味芳香的、象空气一样轻的箱子，里面放的就是他的产品，等待着运到雅典的市场上出售。“现在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他宣称。

　　在一个正在寻找可行的未来的国家中，这种个体的故事是希望的迹象。但无论有多少家庭找到了重返土地的路，最终希腊会发生什么事情更多地还是取决于更广泛的世界上发生什么。

　　这个国家中布满有着辉煌历史的遗迹所遗留下来的巨石，其中最大的一堆位于克里特岛。它的名字是克诺索斯宫(Knossos)，这座遗迹之于希腊，正如希腊之于欧洲，都是文明的摇篮。克里特岛史前历史的中心是迈诺斯王(King Minos)的传奇，他曾统治过希腊诸岛。迈诺斯王维持古希腊霸权的方式是，他要求爱琴海世界中的第二强国雅典向其纳贡，而贡品则是少男少女，他把这些年轻的男女们投入迷宫，在那里他豢养着一头名叫弥诺陶洛斯(Minotaur，人身牛头的怪物)的怪兽。

　　虽然虚构的意味足够浓重，但最近一位名叫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的希腊经济学家则用弥诺陶洛斯神话在全球金融界的许多热点问题上引起了关注，他将这个神话用作一个暗喻，用来理解最近的宏观经济事件。瓦鲁法克斯在最近出版的书《全球弥诺陶洛斯》(The Global Minotaur)中写道，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直到最近才运作起来，这要感谢各种“怪兽”的贪婪消耗。在二战以后，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以及以前的敌人共同建立起了下层基础，所有这些国家都成为了贸易伙伴。依靠庞大的工业和金融实力，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盈余国家，而它所获得的利润以援助和投资的形式流入盟友国。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时，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旺盛增长，而美国却成为了债务国。“在当时，美国金融统治集团中某些非常聪明的人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瓦鲁法克斯对我说。这个发现就是，无论美国是最大的贸易盈余国家还是最大的债务国家，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控制全球本位币，这将允许美国继续回收利用全球经济盈余。这种想法与赌场背后的理念没什么不同——哪个赌徒赢钱或输钱都不要紧，设定规则和拿走分成的赌场永远都是赢家。

　　这样一来，新的体系就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全球一大部分的资本流都服务于在美国市场上发起的债务。美国债务以及供给这种债务的需求就是现代版的弥诺陶洛斯，而华尔街金融机构则成为了这头弥诺陶洛斯身后的侍女。“流入华尔街的庞大资本流给金融化带来了原动力，”瓦鲁法克斯说道，他所指的是衍生品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的出现。“这样一来，华尔街就创造了大量的私人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灌输到全世界，从而创造出了巨大的泡沫，无论是在美国住房市场还是其他地方。”

　　当这个体系在2008年崩溃时，瓦鲁法克斯说道，“欧元区进入危机就已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身为欧元区“动力室”的经济体——基本上说来就是欧元区北部国家——不再有地方出售自己的产品。

　　那么在这个宏伟的画面中，希腊适合放在什么位置呢？欧元区的一个逻辑是，强大的经济体会向比较弱小的经济体提供贷款，目的是增进后者的下层基础，从而使其能从比较强大的国家那里购买产品——这就像是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欧洲所做之事的重放。但是，当希腊接受这种贷款时，这个国家的投资活动不够明智，其自身债务开始不断增长。

　　作为欧元区中最薄弱的一环，希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最明显的画面，让我们知道较大规模的经济衰退预示着什么。我在旅程中碰到的一些人对未来抱有希望，另一些人则持有更加黯淡的观点。在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附近，我造访了一个家庭，当时这个家庭的丈夫、妻子和儿子都在场。女人是希腊最顶级的银行家之一，她要求隐去姓名，因此我不能透露她的名字或她供职的银行。当我问起她对未来有何观点时，她说道：“上周，在拉里萨镇上，我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厅里，看到一个60岁左右衣着整洁考究的希腊人经过，他很有礼貌地问我，能否把与我咖啡一起送来的饼干给他吃。你所说的有关成功公司的故事很好听，但那个问我要饼干的男人才是现实。你没能看到这场危机的全部结果，原因是人们一直都在以储蓄为生，而储蓄很快就会用光。我相信，到2012年底时，你就会看到一个不同的希腊，一个不同的国家，真正陷入贫穷的国家。”

　　据雅尼斯-瓦鲁法克斯称，未来——对希腊以及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别管最近美国经济的回弹——甚至还将出现更多剧变。“弥诺陶洛斯死了，所有事情都会停下来。”他说道。“在新的体系被创造出来以前，我们免不了要经受混乱的状况。”作为希腊形势的轶事证据，他告诉我说，雅典大学中他所有最好的博士学生都正在寻找海外的工作。然后他还补充称，他自己也很快就会离开，可能会到美国供职。

　　象许多与我交谈过的希腊人一样，斯泰利奥斯-撒迦利亚也坚持认为，虽然形势十分艰难，但从地方上来看，这场危机有着不同的“性格”。“比如说，这里没有住房危机。”他说道。

　　经济学家也附和这种观点：与其他严重受创的城市不同，在雅典你看不到无家可归者。这是因为，哪怕在雅典当股票经纪人或投资银行家，人们也仍旧保持着与乡下老家之间的联系。令人惊奇的是，80%的希腊人都拥有一所住房。虽然可能位于一个遥远的岛上的乡土，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所住房。举例来说，撒迦利亚就生活在他祖父在数十年以前购买的土地上，当年他祖父是用来自于一次报纸促销活动的折扣券买下了这块土地。因此，许多在雅典丢掉了工作的人都可以撤回到乡下的房子里去，不过一旦他们回到那里，是否还能有收入就是另一回事了。

　　到目前为止，与家族和社区之间的联系无疑起到了帮助凝聚希腊人的作用。在于小酒馆中与新闻记者Aris Hadjigeorgiou谈话的两个月以后，我问他是否拿到了工资，而他的回答是那份报纸已经彻底停刊。“作为一名记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坚持下去。”他说道。但他表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此外，他还已经与房东谈妥了减租的问题。

　　因此，也许Paul Evmorfidis的论点有一些正确性：鉴于当前形势的全球性，希腊传统的下层建筑可能并非其所面临的问题的终极答案，但它可能会让艰难时世变得没那么痛苦。我与Evmorfidis汽车旅程的终点是沃洛斯(Volos)，这是塞萨利地区一个活力四射的港口城市，它是希腊与亚洲之间贸易活动的管道。他被邀请到这里来向一些商界领袖谈谈有关对这场危机的看法。会议结束后我们走出大厦时，他正在告诉我什么才能拯救希腊，那就是这个国家仍旧充满生气的社区感。这时我们看到一名中年妇女走下台阶，当时天色已晚，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他问那名妇女，是否知道有什么地方能让我们填饱肚子。“来我家吧，我做给你们吃。”她说道。于是我们就去了。(金良/编译)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