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灾难发生后不久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的，虽然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民了，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充满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但“如今令人揪心的是，他们越是继续痛苦的隐忍，对于日本的重建工作就越加不利”，因为这简直就是对政客懈怠、僵化和自利的纵容。

　　据路透社报道，在“3·11地震”三个月后，长期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萨缪尔斯来到东京，为他计划撰写的《一个国家的重生》(Re-birth　of　a　Nation)一书进行实地调研。经过数月考察后，萨缪尔斯决定将书名改为《危机辞令》(The　Rhetoric　of　Crisis)。目前身为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萨缪尔斯说，即使如此大的灾难，明显还是没有把日本从政治和经济麻痹中唤醒。“迄今为止，关于改变的言论似乎多于真正的改变。”

　　迄今为止，鲜有迹象表明日本的精英阶层很快会实施根本性的改革。两年多前，日本民主党在成功实现了政权“世代更替”之际，曾誓言要解决“官僚主义导致的保护主义与墨守成规”。如今，在自身面临的第一场真正的考验中，它的表现却连及格都谈不上。在处理东京电力公司的核泄漏事故中，民主党政府给人们留下了敷衍塞责的印象，它很久以前作出的代表“那些被既得利益结构排除在外的群体”的承诺，如今听起来显得如此空洞虚假！

　　与此同时，政坛也似乎已经恢复旧貌：在势均力敌的议会，许多小团体在各项事务上不是例行公事般地“达成共识”，就是进行政治交易；一些关键性决策(包括一个整体性的灾后重建计划)也是一拖再拖，至关重要的税收和福利改革眼下面临搁浅危险；议会内部派系林立，继续上演一年一度的“推倒首相”活动，9月接替菅直人上台的野田佳彦已是小泉纯一郎卸任五年以来的第六任首相，而短短两个月后，他的支持率就已经暴跌至42%。

　　近来不少前往灾区采访的海外媒体都发现，一年过去了，受灾最严重的那些地方仅仅做到了将现场垃圾清理干净而已，真正的重建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按兵不动”，灾民普遍抱怨政府震后重建速度实在太慢。

　　显然，在大难当前、最需要有人做出果敢的决断，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和整个上层精英阶层却表现得像一群无奈的裱糊匠，忙忙碌碌地被事态牵着鼻子东奔西走，毫无大局眼光和主动性。近日披露的一份内阁会议纪要甚至还曝光，日本政府实际上早在海啸袭击福岛核电站数小时后便预见了核电站熔毁的可能性，但却因为许多原因刻意隐瞒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核泄漏发生一个多月后才承认。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剧了心灵已经受到严重创伤的日本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感，甚至使得一年前一度为所有日本人引以为豪的“纽带”价值(全社会团结一心)遭受巨大挑战。

　　甚至因为专注于令人焦头烂额的国内事务，原来很有机会借助世人对灾难的同情及联合救灾行动而得到改善的睦邻关系，也被目光短浅的日本政府搞得一团糟。

　　2008年和2011年，中日两国分别发生汶川和东北特大地震。照理说，相同的灾害会使两国人民感同身受，从而拉近彼此之间的情感。事实上，两国政府也确实在对方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向对方派遣救援队和提供大量物资援助——中国甚至还提出向日本派遣一艘海军医院船(日本最终拒绝了这一提议)，赢得了对方人民的谢意。地震发生后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就亲自到访福岛灾区，向受灾的日本民众送去中国人民的友谊。

　　就地理位置来看，中国是距离日本最近的经济大国，从建筑材料、劳务、生活日用品、食品等多方面中国都可能成为日本灾后重建必需品的来源地。《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去年5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的时刻，现在是日本告别过去、靠拢中国的最好时刻。随着中国市场和中国工厂对自己全球业务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大量日本企业正设法让自己的零部件供应链多元化，这意味着设法将此类业务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则欲通过从目前遭受重创的日本零部件制造商那里收购自己梦寐以求的技术。大地震摧毁了日本国内的部分供应链，日本企业除了扩张在中国的业务和出口基地之外已别无选择。

　　遗憾的是，同处东亚的这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民之间的情感蜜月只维持了极为短暂的时间，去年夏天以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之后，双方在钓鱼岛及其周边岛礁归属、东海油气开发、中国稀土出口等几乎所有问题上恶语相向。随着去年底美国政府高调宣布未来将重点布局和经营东亚，迎接所谓“亚太世纪”，日本国内一部分政治力量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得到极大鼓励，这集中体现在不久前名古屋市长接待友好城市南京市代表团时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轰动事件上。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错误的历史观和言论立即得到了前面提到的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的支持。虽然日本中央政府一再澄清这只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但他们的背后分别是日本两个最大的直辖市和经济中心。

　　目前看来，一年来唯一真正改变的是日本社会上下对核电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但它却又是当今世界上对核能依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实际上，自1954年电影《哥斯拉》放映后，辐射和核毁灭这两个主题反复地出现在漫画和动漫卡通中。“3·11大地震”引发的严重核事故第一次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这一问题呈现在主流决策层面。可以预计，未来核恐慌将长久地深入日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对核电政策的全民反思也必将深刻地重塑日本这个缺乏煤炭、原油等矿物资源的岛国的能源战略。但在眼下，彻底“弃核”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压力却是笼罩在艰难复苏中的日本头顶上难以承受的重负。

　　一个“学习型文明”的迷失与焦虑

　　世界著名的评级机构穆迪在去年大地震发生后几个月调低日本主权债务评级的同时发出如下警示称：由于经济增长迟缓和无力扭转债台高筑的局面，日本很可能陷入第三个“失落的十年”。

　　然而，纵观历史，灾难往往也是重生的起点。如果说有一种文明惯于经受各种磨难的话，那就是日本文明。上世纪20年代的那场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几乎将整个东京夷为平地。但短短10年后，一个崭新的日本迅速崛起，一举成为当时东亚的霸主和全球性的力量(之后它走上了一条给自己和世界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弯路，这是我们熟知的)。10多年前的那场阪神大地震重创了已经陷入战后最严重衰退的日本经济，但只过了18个月之后，神户的经济活动便基本恢复了震前水平。先进的海上港口设施修建起来，住房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一个破旧的港口城市变成了光鲜的国际典范。

　　那么，今天的日本还能不能再度续写昔日的骄傲？

　　审慎研究分析日本过去的两个“失落十年”，国际学术界有许多见仁见智的认识，一般的共识是，除了政府错误的财政产业政策以外，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僵局，尤其是前者。

　　日本社会眼下存在两个似乎不可能解开的死结，它们又是高度相互关联的：一是人口的老龄化和社会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二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固化、财富过度集中在年长者手里以及由此导致的主流观念日益保守趋势。

　　统计显示，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老龄人口比例为23%，是全球最高水平，超过了意大利和德国20%和瑞典18%的水平。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日本厚生劳动省上月提交的一份报告还显示，50年后这一比例将再翻一倍——全国每五个人中就会有大约两人超过65岁。

　　与此同时，目前日本女性平均只生育1.34个孩子，大大低于保持世代平衡的2.08个。当这个国家缩水的更年轻的人口不得不供养膨胀的老迈人口时，比例失调的年龄构成可能会将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拖入未知的境地。

　　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减少不仅使日本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还衍生出更多其他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显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排外，并且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固化。按理说，随着人口的萎缩，日本应当像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更趋向于开放和欢迎外国移民。但弥漫于全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政治气氛使这种政策调整变得不可能。时至今日，特别需要补充年轻人口的日本却仍然是世界上移民政策最苛刻的国家之一。

　　当然，也有人争辩说，从过去20年里日本人富裕程度的提高、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失业率和贫富差距维持在低位等许多“非GDP因素”来看，日本应被视为榜样而非教训。《纽约时报》今年初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就以此告诫美国和中国：应当更多地从日本身上学到些什么，而非排斥它。

　　不管怎么说，从战后到这次大地震已经时隔66年，日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历史毕竟在不断变化之中，面向未来，沉重的现实不得不迫使日本人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问题尽管严峻，但仍然只是表面现象。日本的根本问题在：面对变幻不定的崭新国际形势，其对自身文明的定位迷茫了方向。

　　历史上，中华文明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日本甚至将自己看作汉唐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近代以后，日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脱亚入欧”的政策。这两次重大的对外来文明的“学习借鉴”都为日本赢得了巨大成功，然而现在，随着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幻，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道路”在日益崛起的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面前似乎显得不那么“先进”和“必然”的时候，日本该何去何从？

　　如果拿中日两国做比较，“西方”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眼里，同样都是“强者”的同义词。所不同的是，日本人曾经以五体投地的崇拜和艳羡来面对这个“高人一等”的“强者”；中国人则将这个“强者”视为我们自己过去衰落的原因和现在重新崛起的障碍。日本渴望加入“强者”，中国则渴望取代旧的“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和民族始终缺乏一种强者心态，哪怕他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半个世纪之久，但他们在实力与利益的算计上有着清醒得近乎冷酷的理性头脑。而中华民族始终不乏强者心态，哪怕我们依然只是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缺乏对形势的清澈判断。不同的历史道路决定了日本是一个永远在寻找“最强”的老师的好学生，当它自身强大到找不到老师时，它会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境地；而当它面前同时站立着几个互相竞争的老师需要它做出选择时，它很可能因焦虑而变得极度非理性。中国过去一直是老师，现在则是一个期待再度成为老师的不太合格的学生，当我们被剥夺了老师资格时，我们会心理失衡。同为近代以后饱受西方压力乃至凌辱的两个文化传统相近的东方民族，日本是精神上的侏儒，理智上的巨人；我们则是精神上的巨人，理智上的侏儒。

　　这里再举一个与本文主旨可能关系不大的例子：对维护所谓“儒家文化”问题，历史上中国可能是所有东亚国家中最不起劲的，除了过去近百年来“打倒孔家店”的政府意识形态力量之外，最根本的心理因素恐怕在于“儒家文化”本来就是中国独自发展出来的。人对于自己原创的东西总是既自信又不在乎，而像日本这样没有自己东西的“学习型文明”，对别人的东西总是既在乎又不自信。表现形式就是以一种病态的激情拥抱一种东西及其发明者，排斥另一种东西及其继承者，而且每经过一个周期就更新一次拥抱和排斥的对象。这个更新的过程，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无比痛苦的。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生，日本时刻准备着用今天的自我否定昨天的自我，就像150年前福泽谕吉绝决地用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将自己师承了1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打入“野蛮和半开化”境地加以扬弃一样。但这一切需要有一个前提：什么是强？什么是弱？什么代表了历史的方向？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当今世界的混沌前景不能给日本这个好学生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些人——如前面提到的《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将赌注压在中国身上，他在那篇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里指出：纵观历史进程，日本此次向中国靠拢，看上去不会与它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复苏和复兴轨迹有什么不同。当时，日本与美国新建立的经济联系，充当了起动日本复苏和复兴的火花。但那次战略的成功，与在美日两国间推进政治稳定和互信的能力密切相关。这一次，火花必须来自中国引擎。

　　但更多日本人也许并不认同这种对未来的判断，这也是当前日本社会意见分裂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可以预计，对日本这样一个历来习惯于向强者寻求认同的民族来说，未来如何在中美之间作出抉择，将会是一个越来越令它焦虑的难题。但在可以看得见的二三十年内，它一定会以更加热烈地拥抱遥远的西方、更加激烈地排斥自己近邻这种方式来纾解这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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