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谢 珂

　　我们隔着一个大平洋，看着另一国度可能开始了它的又一个“艰难时世”(hard times)。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花旗银行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要抱纸箱走人；通用汽车像个孩子，要不到钱之后就开始直接在地上打滚。同时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心怀忧惧，因为如果这真是1929-1941年大萧条的卷土重来，那么当时始作俑者就没能做到“光荣孤立”，何况全球一体化深入的今日？比财富流失得更快的，是人们的安全感，另一重危机正在很多人的心底悄然蔓延。

　　为了提振信心，不少论者开始征引罗斯福当年的名言——“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仿佛只要社会心理强韧，一切可迎刃而解，孰不知这句漂亮的修辞之后，还有八、九年的难熬时光。目下社会心理紧张，断非庸人自扰，和金融危机比较起来，失业率增高对社会心理造成的冲击，远过于我们对公众描绘哪怕一个庞然大物的崩毁。

　　经济危机洗劫的不只是人们的钱袋，还有他们的心灵，假如社会心理耐受的那根神经断裂，经济危机就将无可挽回地变成一场大的社会危机，所以洞悉人们在经济危机下的心理状态，以求多方纾解，成为不下于经济决策的紧急任务之一，而大萧条时期的社会心理，显然也就成了对今天颇具意义的分析样本。

　　现实的比对性之一：从冷漠到切身

　　社会心理可能沿着经济走势呈现何等状况？我们只能通过口述历史较近地贴近当时人们的心理，据特尔凯在《艰难时世：大萧条时代的口述史研究》里所说：有个叫罗杰的人，在接受这位口述史学家访问之前，从未听说过大萧条一词，他的父母都用“艰难时世”来形容那个阶段，有人指出这语汇的差别说明了民间话语和学术精英话语之间的差异，这种解释还稍嫌书生气，在我看来，这种词汇的差异体现了“切身感”。也就是对于那些正在穿越大萧条的人们来说，他们无暇顾及自己正在身处一个将来会被历史学家反复征引的时段，大环境对于他们的压迫只是本能感受，他们正在穿越属于自己的“艰难时世”，对于自身而言，那意味着失业的危险、节衣缩食、失去汽车和房屋、顾虑安全与保障、身份的下降。在这种语汇的差异中，切身感才是最强烈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认知在危机的开端都是相似的，最起初人们并无切身意识。因而显得隔膜，这种社会心理的滞后性，在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虽然照勒庞在《乌合之众》里的说法，群体情绪极易被激发和触动，宛如一个易怒的人。但是可以断言，假设一个危机没有进行到直接影响个体生活的层面，那么人们即使感到压力也会无动于衷。在大萧条开端，冷笑话盛行，有笑话说客房登记员会询问客人，“房间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如此尖酸的挖苦还能存在，说明还没有真正压迫到大众神经，但是自1930年以后，这类轻松的笑话就鲜见了。据对当时文化书籍的研究表明，虽然漫画流行，但是有幽默品质的已经淡出，市面上流行《人猿泰山》这样的绘本，类同中国的武侠小说，实属一种成人童话，人们的心理已经不能容忍自我调侃，而沉湎于幻想和希望得到拯救。

　　这个时侯，社会心理才从表面的应激进入到了深层，人们从最起初的恐慌、激愤、易怒，进入到了漫长的忍耐阶段。我们在今天所需要注意的，就是真的以社会心理为举措依归的话，等到大众获致切身感之后，一切可能都晚行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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