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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韩国,他们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实体经济基本面良好,目前并没有考虑IMF的援助。
《21世纪》:相隔约十年的两次援助相比,主要的不同点在哪里?
费达翰:此次危机涉及的范围更广泛,而IMF也积累了经验,因此援助更加及时有效,对受援国没有什么附加要求,援助的力度也更大。
IMF流动性处于历史高位
《21世纪》:随着危机的恶化,需要援助的国家可能越来越多,IMF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援助这些国家?你曾提到“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充足的资源来重点支持优先领域”,请问是采取了哪些改进措施?
费达翰:IMF的流动性目前处于历史高水平阶段,有大约2000亿美元资金可用于贷款,此外还可以通过两个常设借款协议GAB(The General Arrangements to Borrow)和NAB(The 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吸引额外资金(约500亿美元)。
GAB和NAB是IMF和一组成员和机构之间缔结的信贷协议,用以向IMF提供附加的资源——共特别提款权(SDR)340亿,约530亿美元。
GAB能够让IMF从11个工业化国家(或其央行)在一定情况下,以市场利息率借到限定数量的货币;而在GAB框架下,IMF能够获取的潜在贷款额总计SDR170亿(约267亿美元)。
为成员国家提供融资的流动性,不同于“充足的资源来侧重优先领域”语境中提到的IMF运作预算。目前IMF正在进行预算改革,以便形成与IMF战略方向相符的更好的成本和联盟商业方案。
《21世纪》:你所说的优先领域具体指哪些领域?
费达翰:今年7月IMF提出将着力在未来数月内在以下四大优先领域做到明显进展:
第一是帮助成员应对逼近的危机和紧急任务,这包括:从金融市场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强调从全球金融市场混乱汲取教训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在国家层面上强化IMF金融领域工作的必要性;另外是推动关键的监管问题。包括IMF应如何强化其核心双边监管工作,如何推动多边以及地区性的监管、全球溢出(global spillovers)以及跨国问题,和早期警报机制。
第二,以新的视角看待IMF的借款工具。调整一些借款工具和相关政策,包括获取规则(access rules),这样IMF就能继续为那些面临多变资金流和获取私人资本途径有限的国家提供一个好的选择。
第三是,设置新的组织工具和工作惯例。包括保证IMF在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的方式具有更大的凝聚力;更专注于宏观金融联系的研究;在IMF责任和服务领域内开发可能的新途径。
四是进一步推进IMF的管理议程。IMF通过配额和增加发言权来强化成员的代表权取得一定进展,目前将要进行第二阶段的管理变革。
《21世纪》:目前中国受危机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三季度,中国GDP增长骤降至9%,有专家指出明年可能进一步降为8%。你觉得中国经济明年是否会因此出现大幅下滑?
费达翰:预计随着中国的出口市场放缓,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会随之减缓。这会拉低中国的GDP增长率。政府也已经开始采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手段来支持国内需求强增长。然而在未来仍然会有很大的下降风险。这种风险源于深入的、长期的全球衰退和国际性金融市场混乱。但是,尽管增长有可能放缓,但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空间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继续支持国内需求。
《21世纪》:加强对全球金融监管和协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你认为IMF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接下来可能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
费达翰:IMF的首要责任就是推动国际性货币合作,我们在这方面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G20国家元首将会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峰会,针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一整套原则层面展开讨论。IMF将带头总结从这次危机中得到哪些经验教训,如何调整国际金融框架结构。
此外,国际货币及金融委员会(IMFC)要求,从明年春季年度会议开始IMF要向IMFC汇报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得到哪些政策经验,可进行哪些有效举措来重建信心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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